当前，无论是弘扬优秀儒学文化，还是营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优越文化环境，都亟待正确认识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人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夸大二者的相斥性，否认二者的相容性，进而认为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提倡儒学的复兴是复古守旧和历史的倒退。因此，如果把“儒学从根本上排斥科学”的观点称之为“相斥论”，与之相反的观点称之为“相容论”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两种观点分歧的严峻性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儒学的全面否定和激烈批判，无不在相当多人的思想深处播下了“相斥论”的种子；同时，学界围绕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多次论争，如科玄论战、中西文化论战、李约瑟难题之争、“周易与科学关系之争”等等。这些论争又进一步从学理上巩固和加强了“相斥论”。其中，“五四”运动期间的“科玄论战”和改革开放初的“成都会议”较为典型。为了充分认识在儒学与科学关系上两种观点分歧的严峻性，下面就这两次论争略予回顾。

1、“科玄论战”

1923年，在“五四”运动“欢迎德先生、赛先生”和“打倒孔家店”的狂热气氛中，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知识界的“科玄论战”。论战焦点集中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由于儒学代表着一种人生观，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该论战也是儒学与科学关系的论战。科学派主张科学不仅支配物质文明，也支配精神文明、支配人生观，而儒学作为旧时代的人生观已经过时，无益于物质文明，应予摈弃，是典型的“相斥论”；玄学派则认为，儒学代表精神文明，科学代表物质文明，二者具有互补性，该派领袖张君劢力主提倡宋明理学有助于物质文明，其“相容论”立场十分鲜明。不过，科玄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玄学派的“相容论”，并未引起重视。

科玄论战前后，一批知识精英如任鸿隽、梁启超和冯友兰等围绕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陆续发表文章，涉及到了儒学与科学关系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科玄论战的余波。这场论争一直到40年代仍余音缭绕。

总的看，这次论争压倒性的观点是：儒学是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因素。论者所列举的主要论据是：（1）儒学主张“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重德轻智；（2）儒家主张“中道”，不求控制外部世界，只求控制内心；（3）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4）太重实用；（5）不知归纳法；（6）易经、五行学说不利科学；（7）拟人思想的泛生论等等。

2、“成都会议”

1982年10月，为了深刻反省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文化和体制等方面探讨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成都举办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会议产生了强烈反响，以致成为大陆爆发文化热的导火索之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等人的长篇论文《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该文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数量统计等方法得出结论：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科学的理论结构是基于伦理中心主义做合理外推的有机自然观，造成理论、实验和技术互相隔离，因而无法形成互相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该文在承认儒学使得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的上帝无法进入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同时，强调了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使得科学理论具有保守性、模糊性、技术性、与政治斗争纠缠不清等倾向，因而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与会学者还就儒学阻碍科技提出以下观点：（1）满足实际应用，忽视理论探讨；（2）“气论”和“阴阳理论”的思辨性思维排斥严密的科学理论和实验；（3）“格物致知”学说背离实践方向；（4）忽视逻辑，主张神秘的“玄览”“内省”的方法；（5）长于综合，短于分析等。尽管这次会议有学者有限度地承认儒学对科技有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压倒性的观点乃是儒学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上述两次论争的情况表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关于儒学与科学关系的论争一直延续至今，且呈以下特点：

（1）“相斥论”占压倒优势。不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相当多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儒学阻碍科学；盲目从众现象突出，缺乏对“相斥论”各项论据的批判性反思。

（2）“相容论”备受冷落。关于儒学对科技的积极作用从事实到理论层面一直未得到充分的阐发，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相容的问题，造成理论研究薄弱的态势。

（3）政治因素影响巨大。历次政治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影响了人们的儒学观念，助长了“相斥论”的泛滥。

总之，“相斥论”的根深蒂固和影响广大告诉我们：以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研究为核心、旨在创造性转化儒学认知传统的科技儒学研究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