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 钟祥铭:元宇宙批判——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的本质与初心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6 次 更新时间:2023-08-02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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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   钟祥铭  

 

一、导语:头脚倒置的元宇宙冲击波

历史总是惊人的讽刺。2023年伊始,名不见经传的ChatGPT一夜爆红,不但成为科技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超级热门,更成为广大普通用户尝试与尬聊的热门话题。在围绕ChatGPT所引发的相关讨论持续发酵与不断升温下,一场由比尔·盖茨倡导的所谓“不亚于互联网发明”的变革正随着产业追随者、投资者和海量用户的涌入而成为现实,上线两个月,其月活跃用户数已达1亿。反观前两年炙手可热的元宇宙(Metaverse)却始终未见其真实落地的场景,Meta每年对元宇宙业务超百亿美元的超级投入也正将其自身拖向危机。ChatGPT和元宇宙的不同路径和命运再次验证了颠覆性科技创新只能来自不可预测的、自下而上的“涌现”,而不太可能来自大公司和专家学者高举高打、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设计。回归常识与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十分重要,也刻不容缓。

2021年,伴随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浪潮,“元宇宙”概念从天而降,成为互联网界的热点。特别是在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大力加持下,元宇宙呈现破圈之势并对社会舆论和资本市场造成冲击。“元”作为前缀所产生的深邃感与“宇宙”作为后缀展现出的宏大,这两个词的组合似乎天然具备了一种核裂变之势。作为一个源自科幻小说的概念,元宇宙对人们想象力的拓展的确有所助益,但将其作为产业趋势抑或是科技创新,甚至一门严肃的生意,则可能陷入空洞的沼泽。究其原因,元宇宙不仅脱离了任何一门学科和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还超越了任何一项核心技术的积累,而成为另一个比特币式的神话。

元宇宙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容器”。尽管一项真正展现元宇宙特征的技术、应用和服务迄今还未凸显,但却并不影响其对资本市场和政府政策导向的扰动,以及对资金和资源流向的引导。元宇宙概念背后也有真实的内容。首先,最显著的就是互联网行业最大现金流之一的游戏业务,不断寻求升级和提升用户黏性以及消费能力。其次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和产品。最后是当今数字化研究的虚拟空间和网络社会层面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些技术与应用方向,都需要伴随半导体硬件技术的提升和商业模式与产业生态的缓慢创新,逐渐走向主流市场。这些赛道本身都属于规模有限的细分市场,不足以支撑元宇宙所宣称得如此宏大的概念。

当然,元宇宙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个人倾向和喜好,而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将具体高度抽象化的数字化(Digital)本质,背离了作为现实世界中介的技术进化规律,以及化繁就简、投入产出最大化的基本商业逻辑。这种不可调和与逆转的头脚倒置的方向性错误,注定了元宇宙概念必将因缺乏实际市场与应用的支撑而盛极而衰。对于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来说,一个概念的起伏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元宇宙在中国的异常暴红,却将在很大程度上干扰我国正在推进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既有路径和进程。元宇宙的浮躁及其未来学本质对中国自主理论体系的构建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元宇宙值得我们深入数字化和技术的本质以及中国网络社会思想的进程之中,重新展开深刻的审视和反思。

二、元宇宙热潮背后的冷思考

“我们是我们创造的虚拟世界的神”,而一种由外部设备驱动的大脑背后则越来越多地由大型科技公司控制。2021年10月,Facebook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其发表的《创始人的信:2021》(Founder’s Letter 2021)中宣布公司更名为Meta,这成为全球和中国元宇宙热潮标志性的动员时刻。

(一)雾件之王:元宇宙的虚幻与真实

Meta将元宇宙描绘为“一组虚拟空间,你可以在那里与其他不与你处于同一物理空间的人一起创造和探索”。知名早期风险投资基金Epy?llionCo管理合伙人马修·鲍尔(Matthew Ball)的定义则显得更技术化、具象化:“元宇宙是一个持久的、实时渲染的3D世界和模拟形成的网络空间,支持将身份、对象、历史、支付和权利等事物之间相连接,可由有效的无限数量的用户同步体验,并且每个人都具有存在感。”

虚幻与真实的讨论始终贯穿在元宇宙的论述中。在哲学本质上,元宇宙被认为充分地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将各种数据信息用于重建一个虚拟新宇宙,一种超越自然宇宙束缚的自由的思想创新。然而,从柏拉图的“洞穴”到庄子的“蝴蝶”,从希拉里·普特南的“大脑”到黑客帝国的“母体”,我们似乎见证着鲍德里亚所谓“超真实”的到来。Usman W. Chohan更是将元宇宙视为“元诅咒”(Metacurse)。区别于鲍德里亚的“绝望”,著名技术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则相对乐观,他将元宇宙视为一种“可信赖的现实”(genuine rea?lity)。同时,此观点也使查默斯被贴上了“虚拟乌托邦主义”的标签。陈昌凤认为元宇宙的运作逻辑立足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但詹姆斯·西罗斯(James Sirois)对元宇宙的描述呈现了一个尚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态:“拥有更多自由的地方,同时存在更大的抽象约束。当头脑或灵魂在时空中被解放时,一个有意识的头脑将拥有的体验很可能是地狱般的,而不是天堂般的。人们更有可能花时间以他们自己的形象部分地再现我们当前的现实,同时生活在他们一贯的宗教和社会约束之下。这些约束将被意识到,是人类感到自由的必要条件。”此外,约翰·迪奥尼西奥(John David N. Dionisio)等人强调了元宇宙通过虚拟空间和增强现实进行的社会参与,并对元宇宙和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元宇宙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三维数字环境,而网络空间所反映出的是所有表现维度的共享在线空间的整体,更具包容性。

“Metaverse”这个词来自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于1992年创作的一部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但这个想法却要古老得多。Metaverse一词由前缀“meta”(超越)和后缀“verse”(宇宙)组成,他的字面意思是超越物质世界的宇宙。换言之,“超越宇宙”指的是计算机生成的世界,将其与除物理领域以外的形而上学或精神等概念区分开来。而“元宇宙”这一宏大而玄妙的中文翻译则更加契合了国人的需求。元宇宙正驱使着诸多学科纷纷投奔未来学,构成了一幅向未来学集体转向的图景,传播学也未能幸免。元宇宙在欧美也被炒作,但是,各个学科并没有“深陷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突出了欧美学术界的定力。反观中国学术界,则更加活跃甚至“疯狂”。

元宇宙既不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或一项具体的应用,甚至不是一个明确的需求。它更像是一个不错的隐喻,一个科幻小说的新名称抑或商业营销的绝佳概念。元宇宙对学术界的影响主要仍取决于学术界自身。一个“美妙”的词汇在具有迷惑作用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古希腊寓言中的水仙花式自恋,而元宇宙、区块链等就是此类代表,作为一个典型的高科技领域行话中的“雾件或朦胧件”(Vaporware)。更“特别”的现象是,各地政府纷纷开启元宇宙发展规划和纲要。

“雾件”是由英文单词“vaporware”直译而来,意思是指某项产品或技术在面世之前大炒特作而备受关注和期待,可实际上却一拖再拖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在市面上始终无法购买,如雾一般看得见摸不着。“vapor”这个词在英语里,除了表示“水气”和“雾气”之外,还有“无实质之物”“自夸者”等意思,而元宇宙可谓名副其实的“雾件之王”。

1962年,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出版了《创新的扩散》,系统提出创新生命周期(新技术、新观念、新事物)理论。创新的扩散或者说消费者采用创新技术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个性和数量比例,分别对应第一阶段技术狂热的创新者(2.5%)、第二阶段富有梦想的早期采用者(13.5%)、第三阶段实用主义的早期大众(34%)、第四阶段保守主义的晚期大众(34%)与第五阶段怀疑主义的落后者(16%)。如果以全球网民为目标市场,那么,ChatGPT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跨越了第一阶段,目前正在快速跨越第二阶段。随着微软产品全方位整合ChatGPT,突破10亿级用户,迈向第三阶段也将顺理成章。而相比之下,以创新扩散理论来衡量,元宇宙迄今也没有完成第一阶段,成为典型的无具体热门应用、无引领性企业也无规模化用户群体的“三无”雾件。

(二)从Facebook到Meta:透视元宇宙内在和真实的最佳样本

元宇宙最大的推手非Facebook和马克·扎克伯格莫属。2021年7月29日,扎克伯格在财报会议中宣布,Facebook将在五年内转型成为“元宇宙”(Metaverse)公司,并从各业务部门抽调得力人手推动落实,并实现了以一己之力引爆全球元宇宙的热潮。扎克伯格在《创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元宇宙将有10亿用户,拥有数千亿美元的数字商务,并为数百万创作者和开发者提供工作岗位。”扎克伯格将整个公司的未来押注在元宇宙的同时,Facebook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元宇宙真实状态的最佳样本。

首先,Facebook的主营业务究竟存在多少元宇宙的含量?Facebook是拥有全球用户数量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等几大核心社交应用。广告收入是其核心商业模式,占比超过95%。Facebook具有强烈的媒体属性,用户体验在生活化、娱乐化方面不仅与腾讯差距很大,相较于TikTok的短视频应用更是代际之差。从2021年起,TikTok便超越Facebook成为全球下载量第一的软件。截至2022年10月,TikTok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经达到10亿,而Facebook正在萎缩,2022年2月,其用户总数首次出现下降。此外,它还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政府监管机构对反垄断问题和内容审核的持续审查,这也为其在元宇宙上的赌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其次,对Facebook过去几年的战略实现度进行系统复盘。2016年4月中旬,扎克伯格在F8开发者大会上提出Facebook的十年规划,主要包括三大目标:全球互联、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这也构成了他元宇宙愿景的雏形。当时,Facebook用户数突破16亿,按照用户数量计算已经超过中国和印度,成为地球上的“第一国度”。Facebook发展上的颠覆时刻也驱动着扎克伯格的野心。技术是十年规划的核心: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起步,大力发展移动端虚拟现实,Oculus Rift、touch,社交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形成视觉、语言、推理和计划的能力;十年内,Facebook实现连通全球,采用无人机、卫星、激光地面解决方案,基础设施建设和免费基本上网等各种手段。整个计划不仅仅试图再造全球互联网格局,更致力于重构网络空间时代的全球新秩序。其中与元宇宙最相关的就是虚拟现实。2016年,扎克伯格以20亿美元买下Oculus Rift,期望用10—15年时间,让世界拥有10亿VR用户。扎克伯格把Oculus定位成硬件+操作系统+内容生态+应用商店分发+社交的下一代超级平台,也就是元宇宙的基础设施。2021年,虽然全球AR/VR头显市场Oculus份额达到80%,但是整个市场年出货量才首次突破1000万台,达1123万台。尽管行业拐点初现,但距离扎克伯格的目标仍十分遥远。如今,距十年规划已过去七年时间,不但三年和五年两阶段的计划基本落空,仅剩三年时间的预期目标也仍无法预见任何突破性进展。

再次,扎克伯格曾经是全球互联网领域声誉最好的巨头。他在其女儿出生后宣布捐出持有的Facebook99%股份给慈善基金会,更以此冲上全球巅峰。然而,2018年Facebook“剑桥数据门”事件的爆发成为Facebook急转直下的拐点。作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用户数据泄漏和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冲击,该事件使得Facebook和扎克伯格深陷水深火热。此后,麻烦此起彼伏,并使其逐渐成为互联网巨头中最大的“坏榜样”。2021年,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的吹哨行为是Facebook卷入“剑桥数据门”事件之后的最大危机。Facebook前员工豪根的举报信显示,这个全球头号社交网络对仇恨心理、错误信息和政治动荡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们却对此秘而不宣。英国议会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Damian Collins)在听证会前表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刻。Facebook有点像剑桥分析公司,但规模更大,我认为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了解这些公司本质的真正窗口。”被公司寄予厚望的最高机密项目——代号天秤(Libra)的加密货币计划——最终也胎死腹中。扎克伯格急需元宇宙为其摆脱困境。

Facebook母公司Meta的2021年第四季财报首次披露了其现实实验室(Reality Labs)部门的财务状况。该部门的使命是致力于完成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愿景。现实实验室报告了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亏损:仅2021年就超过了100亿美元,而2019年净亏损45亿美元,2020年净亏损66.2亿美元,2023年初,Facebook财报显示2022年元宇宙部门亏损扩大至137.2 亿美元,四年亏损超过340亿美元。在Meta高管们表示要完全真正实现其最初的愿景可能需要花费长达15年的时间后,Meta盘后股价暴跌了20%以上。当然,相较于大多数借元宇宙炒作套现的人而言,扎克伯格的确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依然有破釜沉舟的魄力。

最后,有必要对扎克伯格的创新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作为月活30亿的全球第一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是一种巨大成功的象征。然而,全面审视Facebook的整个历史,其创新能力却不能被高估。Facebook的前身Facemash被指控抄袭双胞胎富家公子温克莱沃斯(Winklevoss)兄弟的社交软件ConnectU。兄弟俩一怒之下将扎克伯格告上法庭,双方在四年后宣布和解,温克莱沃斯兄弟收到了200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4500万美元的Facebook股票。事后,双方就股票价值再次对簿公堂,最终将和解金额推上亿级。扎克伯格迄今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以不菲的价格完成了WhatsApp和Instagram两起收购,直接奠定了Facebook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大成就。随着TikTok崛起,Facebook借助与特朗普政府的特别关系,使得TikTok在2020年险些遭遇被出售的命运。此后,Facebook则直接模仿TikTok推出短视频应用Reels试图夺回优势,并继续不择手段狙击TikTok。2022年3月,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Facebook雇用美国共和党最大战略咨询公司之一的“目标胜利”(Targeted Victory),试图在全美范围内掀起反对字节跳动旗下TikTok的舆论行动。抹黑TikTok的手段包括:给美国各地主流新闻网站的主编寄评论文章和信件,散布真实性存疑的文章,将实际起源于Facebook的热门挑战内容甩给TikTok,并试图通过政治记者和地方政客打压TikTok。

作为元宇宙旗手的Meta,其现实困境日益严峻,企业举措也越来越遭遇全球质疑,元宇宙将会把Meta带向何方,不容乐观。2022年11月9日,Facebook进行了11000人的大规模裁员,占员工总数的13%,这也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2023年2月9日,微软重兵押注ChatGPT的同时,低调裁撤元宇宙团队,解散了整个工业元宇宙团队。

三、本质的解析:元宇宙的“四重倒置”

汹涌的元宇宙热潮将对其的批评也转化为另一种推波助澜。元宇宙的最早提出者、未来学家尼尔·斯蒂芬森也被卷入这一波元宇宙的狂热。他在推特上写道:“人们对此似乎越来越困惑:我与Facebook涉及‘Metaverse’的任何事情无关,除了他们使用了我在《雪崩》中所创造的‘Metaverse’术语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斯蒂芬森的“撇清”显然无济于事。面对元宇宙,理性的批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必须回到技术创新的初心,探寻问题的本质。

(一)头脚倒置的元宇宙:对创新本质的认知

元宇宙问题的本质是创新。具体而言就是对创新的认识、理解和态度问题。换言之,元宇宙在中国所引发的迷幻和癫狂,本质上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整体对创新本身的认识、理解和态度。不该忽视的是,Facebook抑或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今日的成就,其基础并不是它们自身真正的创新,而是基于1960年代开始的由一批批科学家潜心钻研几十年所缔造的互联网技术,一旦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是无本之木。真正的科技创新如果缺少了埋头苦干的心境,缺乏真正解决核心技术的稳扎稳打以及从基础研究开始的步步为营,而期望从一个似是而非的、缺乏学理和基本逻辑的科幻概念入手,这将对当今中国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真正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造成干扰,对真正创新者而言则是再一次的冲击。

科学有规律,创新有路径。重大技术创新初期受到的冷落和无数默默从事基础研究科学家的努力通常被成功表象的光辉所遮蔽。真正有使命、负责任的互联网巨头需要认真考虑对基础研究的大力投入,真正从事科技创新,而非急功近利与急于求成,不能再期望于走捷径;需要反观华为这些年的辛苦历程以及台积电、荷兰ASML等对待科技创新的态度。这些当今创新的引领者无疑都是最为生动的榜样。

炒作、投机、忽悠都是市场的一部分。成功学的喜闻乐见与未来学的人畜无害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错把未来学当作科学,将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和缺乏学理基础的未来学作为指导思想,得到的则是海市蜃楼。中国互联网巨头迄今都无意真正投入基础研究的原因和其与生俱来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元宇宙照出的是我们灵魂的深层次。不仅是我们的社会、业界,甚至学术界、政界,在未来学面前也都缺乏应有的免疫力。远比真正科学更具冲击力和杀伤力的元宇宙使其失去理性的辨析和判断,将未来学转化为战略和政策。这也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

纵览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依靠扎实的科学基础研究为基石,而绝非依靠未来学崛地而起。不得不承认,浮躁已经占据我们整个社会的关键领域,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中国处于崛起的关键时刻,决定我们战略的底层价值观必须有深刻反思并触及灵魂深处才可能避免继续走弯路。我们到了要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刻,那互联网产业的领导性企业又该将如何?

元宇宙的炒作是一次逆风飞扬。在当今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科技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不稳、“脖子被卡”和脱实就虚。所以,我们唯一的方向就是:加大基础研究,猛攻“卡脖子”技术,强化和加固制造业竞争力。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20余年其成绩无需赘言,但是,沉疴已久的虚假繁荣是时候进行根本性地调整,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初心和踏踏实实的科技创新。时代大势不可逆转也是这一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本意所在。

总之,元宇宙的泡沫与浮躁对真正的原创性创新以及创新的长期主义,对真正解决“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具有摧毁性的杀伤力。作为创新的隐喻,元宇宙有多热闹和喧嚣,就对创新有多大的冲击和损害。

(二)本末倒置的元宇宙:对数字化本质的认知

数字化的本质是架接现实世界和哲学世界的桥梁,是在复杂世界中寻找简单化路径,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在巨变中寻找不变,在现象中寻找本质。

第一性原理指的是回归事物最基本的条件,将其拆分成各要素进行解构分析,从而找到实现目标最优路径的方法。该原理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哲学观点:“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那么,对于数字化(Digital)的认识也必须抓住本质。

数字化的本质是将现实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抽象出来,以此拓展人类能力,提升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和促进人类文明进程,而不是通过数字化再造一个平行世界或者数字孪生,这些理念都没有理解数字化本质存在的方向性错误。现实世界来源于自然长期的演化,而元宇宙完全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人造世界,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自然演进过程。缺乏技术的人为架构和持续投入就难以为继。而这一切都需要资本的长期支撑和持续投入。否则,元宇宙即便是个真命题,也难以摆脱其宿命:起也商业,落也商业。

元宇宙需要庞大的数字技术支撑和持续的流量支撑。数字技术和流量的背后是数据、算法和算力,就是硬件、软件、人力和物力算法,这直接关乎投入产出的成本问题,也是支撑元宇宙的最底层逻辑。在目前互联网应用中,运营成本较高的就是Netflix等流媒体视频业务。但事实上,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运营同等数量用户和同等分辨率的游戏应用其成本大概是流媒体视频业务的50倍。那么,要支撑远比游戏更为复杂的元宇宙业务的运营成本可见一斑。然而,耗费大量的算力和资源去仿真和模拟一个新的数字空间则属于舍本求末。如滴滴网约车服务,其本质是通过数字化最高效、便捷地打通乘客与司机之间因为物理空间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而并不需要通过技术生成和还原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复杂的虚拟空间。后者的思路与逻辑不但在商业模式方面走不通,而且将衍生出更多的技术问题。因此,从数字化的本质角度看,元宇宙无疑是一个头脚倒置的发展方向,是一条窄路。

(三)虚实倒置的元宇宙:现实和虚拟的关系本质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质疑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否是一种幻觉——一只“蝴蝶的想象”,抑或有一个笛卡尔的魔鬼存在。计算机的出现和虚拟世界的创建为这场永恒的辩论增添了新的视角。“后人类”“身体危机”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仍然被当作一种试图区分已然模糊的现实与虚拟边界的努力。

在关于元宇宙的讨论中,“虚拟”与“未来”似乎始终在场。作为一个社交链接的具有持久性和去中心化的在线三维虚拟环境,“超真实”或形而上学界限的模糊开始对人类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元宇宙被视为从真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完全转换,是一个复杂关系的转型过程。斯蒂利亚诺斯·米斯塔克伊迪丝(Stylianos Mystakidis)对元宇宙概念的范畴及特点进行了考察。他将元宇宙定义为一个永久和持久的多用户环境,将物理现实与数字虚拟结合在一起的后现实世界(post-reality universe)。元宇宙基于一系列技术的融合,这些技术能够与虚拟环境、数字物(digital objects)和人进行多传感器交互,如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它是持久的多用户平台中社交、网络化沉浸式环境的互联网络。在元宇宙的可供性方面,通常被认为取决于四个关键领域的进展,即沉浸式真实感、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还包括一系列限制因素,如机构和大众的兴趣、硬件性能的持续改进、计算方法的限制以及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的协作。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一直充当着元宇宙理论创新尝试中的重要角色。柯泽等人致力于探讨虚拟现实之于传统社会互动理论所带来的挑战或畸变。他们发现,互动符号和互动手段的丰富,加剧了虚拟互动过程中的表演性、伪装性、诱导性和欺诈性,模拟仿真技术正在破坏传统社会互动的实践价值。胡泳等人发现,元宇宙以其沉浸性的核心特征将再次重启技术和身体关系的讨论。在外在感官的延伸与内嵌的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需要一种更加多元的身体观。

元宇宙将引导人类走向末路?诚如刘永谋所认为的,“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在元宇宙中,不会再有意义生活,只剩下感官活着,不会再有反观性思想,只剩下应激性思维”。一个单一的元宇宙可能还要花费十多年的时间,但随着它的发展,它可能破坏人类生活中几乎所有尚未被破坏的东西。同样,刘慈欣也对元宇宙存在的意义提出质疑,他认为,元宇宙是极具诱惑、高度致幻的“精神鸦片”,担忧人类沉浸在虚拟世界故步自封。总体而言,虚拟与现实关系的讨论更多地被放置于“如何实现”的经济考量上展开。一些古老命题或争论暂时被搁置,以便完成对未来承诺的可见与可感。

(四)主次倒置的元宇宙:资本无序扩张的元宇宙突围

2021年底爆发的元宇宙热潮是一次典型的资本无序扩张的突围之举——由币圈、互联网巨头、互联网游戏等引领的一次概念炒作。放在过去,元宇宙完全是一次经典的成功营销案例。但是,在2021年全球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背景下,元宇宙的热炒成为映照互联网深层次问题的最佳镜子。元宇宙,作为典型的未来学概念,玄妙却大而无当;宏大但缺乏产业真实需求、核心技术支撑以及基础学理支持,完全得益于一个互联网巨头自上而下的概念炒作。与互联网自下而上的长期积累、深度扎根完全不同,属于典型的Moonshot(射月工程)和Loonshot(射鸟计划)关系。

与美国的境况全然不同,元宇宙对我国产业、社会、资本、政府,甚至学术界的影响,进一步印证出我们自身内在存在的问题。但时过境迁,历史的进程已经今非昔比。中国和全球互联网的发展逻辑已全然不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培育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追求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很多年的主旋律。旧有的资本逻辑完全驱动产业发展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单一追求创业爆发、资本增殖而不考虑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外部性已难以为继。社会逻辑(科学逻辑)、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博弈之势。因此,思维的转变正刻不容缓。

中国和全球的互联网巨头在经历了过去突飞猛进的狂飙发展后,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了制度和规则缺位的“监管红利”,在企业社会责任和隐私保护、数据滥用等层面缺乏基本的约束和规范。2021年开始,欧洲、中国和美国这全球三大执法区域同时开启了反垄断和数字治理制度建设浪潮,对互联网巨头的商业模式和领域扩张带来巨大的政策与法律压力。尤其是Facebook“剑桥门事件”之后的数据隐私丑闻舆论危机,腾讯游戏业务对青少年的影响,阿里巴巴长期的“二选一”不正当竞争以及百度搜索长期扭曲搜索结果的竞价排名模式,都开始面临原有商业模式的调整和重构而亟须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但是,互联网巨头通过元宇宙的愿景完成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能够超越现有法律法规的束缚且逃避现实世界的诸多制约,却依然成为互联网巨头热衷元宇宙重要的内在期望。数据不仅是元宇宙的重要支撑,也是基于现实世界和全球用户的基础。随着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数字市场法案》等制度的确立,数据的大规模滥用再也难以为继,这也是元宇宙必须面临的挑战。元宇宙成为资本新的突围方向,显然不是开阔的康庄大道。

四、元宇宙冲击波下学术界的坚守与失守

资本驱动的乌托邦想象力上升为社会强势话语,使得长期滞后于实践的学术界面临进一步玄幻化的陷阱。“元宇宙”和“EDG夺冠”引发的炒作和舆论热潮,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内在浮躁的巨大的虚火和邪火并没有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号召和强化反垄断的浪潮有所收敛。而是狼奔豕突,始终在寻找各种可能的出口、突围和伺机的爆发。

尽管元宇宙仍然是个模糊的词汇,但关于元宇宙的研究、市场预测、白皮书、报告甚至书籍百花齐放。诸如由香港科技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等学者共同完成的一篇长达66页的《所有人都需要了解Metaverse:关于技术奇点、虚拟生态系统和研究议程的全面调查》综述性论文,其参考文献更是达到惊人的711篇。该论文内容涵盖扩展现实、用户交互/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区块链、计算机视觉、边缘和云计算、未来移动网络等八种技术;生态系统的应用;化身、内容创建、虚拟经济、社会可接受性、安全和隐私、信任和责任等六个以用户为中心的因素,以及未来的研究议程。通过对国外元宇宙研究状况的梳理,张夏恒等人发现,国外研究者对元宇宙的关注度并不高,研究仍然处于初期。元宇宙并不必然导向资本口中的天堂,抑或反对者口中的地狱,关键在于人如何控制。此外,作为平台权力的延伸,元宇宙对其创新广度、深度和速度之治理框架的适应性与有序发展,是数字治理和科技治理维度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从学术角度看,“元宇宙”并不是新名称。在中国知网中以“元宇宙”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系统识别出的最早文献始于1955年发表的关于宇宙构造的讨论。包括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代初期,其讨论对象是宇宙或宇宙观。到2002年,“元宇宙”概念才真正出现——《宇宙的层次与元宇宙》和《再论宇宙的层次与元宇宙》。此脉络中的“元宇宙”被视为宇宙结构中的一层,属于另类宇宙,它被用来解释宇宙具有性质区别的多元分层结构。表面上,彼时的元宇宙与当下表现差异甚大,然而,有趣的是,作为更为原始或本初存在的彼时“元宇宙”是否与现在指向未来的概念分立两端,抑或趋同。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自2021年,关于元宇宙的研究呈井喷式爆发。在2010—2020年间,关于“元宇宙”的论文每年在10篇上下,2021年增加达710篇,2022年火箭一般猛增到3643篇。

面对元宇宙的非理性炒作,学术界理应是正本清源的中流砥柱。与商界不同,学术界对元宇宙的兴趣聚焦在对构成虚拟世界的基本要素的归纳与探索上,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有学者甚至开始提出“元宇宙学”,即“通过应用场景创新原理阐发‘元宇宙学’学术话语体系,从复杂性科学基础理论与科学哲学学术理论、学科话语体系,到文化基因传承、科学重塑秩序的内容生产符号及图像权力、媒介话语的文化创新与价值重塑,完成从人类全文明复兴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创新的元宇宙学学术理论性研究新突破”。“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学术只追求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深刻的理性认知和思考。学术界不仅是人类知识体系的构建者,还是文化之精华,同样也是人类理性自觉的根本驱动。除了对互联网深层次问题的映照,元宇宙这面镜子还能够照出中国学术界真正的定力和思想力。

五、余论:中国网络社会思想谱系之未来学底色

迄今为止,中国的元宇宙热潮并不是被元宇宙真实的应用所带动,而是被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所带动。这也注定了这股热潮崛起之迅猛及其退潮之迅速。

元宇宙为何会在中国兴起并引发产业界、政府、资本、学术界和社会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反响,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为何?我们必须深入20世纪80年代思想热潮之后的整整40年中期时长,系统梳理中国网络社会思想的演进历程(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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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网络社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其恢宏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写道:“中国人许多有关新信息社会的观点,大多取自美国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半是没有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测,以一种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将美国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卡斯特对中国互联网的诊断今天依然适用:未来学依然主导着中国产业的主流,也主导了过去近30年中国互联网的基本思维模式。

未来学与科学时常相像,但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科学必须脚踏实地,而未来学则完全与之相反。错把未来学当作科学,就是元宇宙照出的我们的病根所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学左右了中国互联网20多年。正是这种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使得中国互联网财富规模足以与美国比拼,但真正的科技创新却没有较大突破。美国未来学很发达,但美国的科技创新更加务实、深厚,所以二者可以相得益彰,而在中国却严重失衡。未来学的无孔不入使得科技创新直接遭受冲击。如若这种局面不改变,这种病根不及时疗治,我们的创新依然举步维艰。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互联网成就显著,但是今天也不得不面对严重的虚假繁荣,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真正的科技创新。真正指导中国互联网过去20多年经营理念的是未来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无论是为互联网革命铺垫的《第三次浪潮》,还是中国互联网浪潮最恰逢其时的《数字化生存》或是凯文·凯利的《失控》。托夫勒、尼葛洛庞帝和凯文·凯利,三大未来学家成为中国互联网巨头最高的“导师”,铺就了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商业化之路。而真正的科学、严谨的著作却一直没能成为中国互联网和社会的主导性思想启蒙著作。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尽管我国与西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存在巨大落差,但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之中,以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未来学著作成为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形成思想共鸣与共振的“最佳频率”。未来学虽然和科幻小说一样都不同程度基于想象力,但是,仍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学术性,能够贯通通俗、高雅以及大众和精英。恰逢全球进入蓬勃的PC浪潮,虽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以信息化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观念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对于处于代际差距中的中国来说是最契合不过的。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浪潮崛起。在经历了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市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长周期,而互联网也恰逢其时地进入中国。中国于1994年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无论是政府、企业界还是社会层面都全面拥抱互联网,以此作为追赶时代、联结世界和发展经济(中国互联网早期的政府核心动力是作为信息化的技术手段)的寄托。同样作为美国最出色的未来学家之一的尼葛洛庞帝,以《数字化生存》这一富有冲击力的标题走进了中国主流社会,引领了中国网络社会思想的崛起。而与此同时,更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的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虽然高举《网络社会崛起》的大旗,但其销量和《数字化生存》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影响力也局限在学术圈之内。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理想主义高扬甚至主导社会思潮的时代。那么,进入2000年之后,现实的商业主义开始全面崛起,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性思想。经历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互联网寒冬的洗礼,中国互联网急需寻找新的突围方向。凯文·凯利的《失控》对于经历了跌宕起伏历练的中国互联网界,无疑提供了又一个全新的未来学视角。而进入2010年代之后,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汇聚巨大财富的领域。更加趋利的以成功学为主导的功利主义进一步主导了网络社会的思想底色。

以比特币为核心的“叙事经济学”成了又一个最佳的“思想”载体。它寄托无数人发财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期望,就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都难以真正把握的区块链技术,显得更加妙不可言。随着比特币完成了十年的阶段性游戏,除了少数人真正暴富之外,绝大多数人收获了人财两空。同时,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等全球核心区域遭遇反垄断浪潮的互联网巨头以及围绕比特币、区块链等衍生的生态圈亟须一个新的突围口时,元宇宙提供了一个新的彼岸空间,而此岸的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ChatGPT的成功和元宇宙的虚热,都是对中国没有潜心专注原创性技术的研究创新及其浮躁的创新文化的极大警示。元宇宙热潮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消退,但是,留给我们的反思才刚刚开始。

(作者简介:方兴东,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双聘教授,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3期,第227-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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