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顺利推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要回答这一课题，具体的对策性研究固然必要，但基础性的基本理论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的理论。因此，加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进而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这对于引导当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总是面对特定的时代，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即“思想中的时代”；作为文明活的灵魂，哲学又是人类理性智慧的产物，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探求与把握。一般说来，哲学探求的文明与进步的一般性问题就寓于其时代性内容之中，而哲学对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探讨恰好又是对一般性问题的历史性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其发展总是通过时代化来得以体现的，并通过对时代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来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离开时代化，其“精华”与“灵魂”的作用也就失去了起码的依托。

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化的关系，有必要从原初的语境中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构造一种“历史哲学”而创立自己的哲学理论，而是旨在为人类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而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因此，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一主题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始终，其哲学内容就是在探讨、论证这一主题过程中展开并为其服务的。由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发展的关键是要铲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合理发展，因而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和主要问题自然是社会发展，社会历史及其发展成为审视的主要论域。马克思的主要论述和观点都是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都是关于“发展”的理论创造：唯物史观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破解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谜。可以说，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或最具创造性的理论就是关于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是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任务直接相关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推进社会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改变社会环境，清除制度障碍，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生发和呈现出来的。在其早期阶段，马克思主要是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揭露当时德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的异化状况，从中阐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以及政治解放的二重性和人类解放的彻底性。通过批判，马克思找到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市民社会，并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目标、途径和依靠力量。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重点是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一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作了深刻的揭示，另一方面又在资本批判的视域中阐发了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理论。总体说来，唯有进入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语境，才能比较透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批判特色，也恰好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时代要求所赋予的。

今天，历史发展又步入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又遇到了新的课题。对于这一时代，尽管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概括，但全球化显然是今天时代的一大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化”了一个时代。虽然全球化的现象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但其发展的规模和程度与今天的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众多学者往往把上世纪70年代后作为严格意义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出现，对于人类生活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时空关系，而且使得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都具有了全球的性质：

一是时代主题的全球性。如果说马克思当时面对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解放，那么，今天的时代主题则是和平与发展。发展之所以成为时代的主题，原因在于发展是时代最为迫切而突出的任务，时代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都最终离不开发展。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相继获得独立解放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加速经济发展，唯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才有国际上的真实地位。就发达国家而言，同样面临一个再发展的问题，因为要维持其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必须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发展，最终会从“中心”走向“外围”。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发展同时也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市场问题、需求问题、资源问题等就难以解决；如果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下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多少出路。因此，发展问题具有全球性的、全人类的意义。

二是发展问题的全球性。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的产生和提出，都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就问题的影响而言，也是全球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蝴蝶效应”非常明显。如2007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化成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后这种金融危机又传导到世界各国，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给许多国家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因而任何本土问题同时是世界问题，任何世界问题也都成了本土问题。这样一来，“国情”与“世情”也就难解难分，不能完全撇开全球化的大背景来抽象谈论国情，应当将“世情”作为“国情”的一个内在要素或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解决问题方式的全球性。问题的性质决定着问题的解决方式。既然许多问题是全球性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必须具有全球性。像近些年人们谈论较多的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石油问题、贸易问题、能源问题、气候问题等，决不是某一地域的局部问题，而是关涉人类命运和利益的“全球问题”，因而其解决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国家、地区，而是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努力。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加强合作，协同应对挑战；同时要求加强全球治理，创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而要加强合作和全球治理，重要的是制定和形成合理的规则，真正体现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不能因为解决问题的全球性，随意将自己制造出来的危机与问题转嫁到其他国家头上。解决问题方式的全球性必须同时具有合理性。

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就是今天时代的新特点，也是发展研究面对的新问题。这些情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确立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善于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民族性的问题，以期达到对问题的全面理解和把握。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和思考发展问题，并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同时意味着站在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所谓历史高度，就是历史发展的潮头与走向。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发展，其意义就在于要在发展过程中，自觉把握世界历史的潮流，以此来审视和推进我们的工作。严格说来，自觉把握世界历史的脉搏和潮流，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社会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既然时代出现了这样的新特点、新要求，那么，在发展上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理论准备，以明确我们的发展思路与方向。为此，需要切实加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有关同全球化直接相关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其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面对今天的时代特点和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予以积极的回应，以充分体现其时代性；另一方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诸多复杂问题的研究、解决，也迫切需要借助马克思的思想智慧，以正确的理论引领社会发展。

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内容非常丰富，论域也比较广泛，既有宏观层次的发展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发展论；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论，也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意义上的发展论；既有关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论，也有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论，等等，因而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域予以探讨。但就全球化的视角和当代中国发展现实来加以审视的话，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这样一些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和把握的：

1、发展的价值指向。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始终是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和社会理想。这样的主题和理想决定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必然要聚焦于人的现实世界，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发展予以特别关注。探讨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实质上就是在寻求人的解放的途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之所以要改变世界，促进社会发展，最终为的是改变人的现有生存状况，使异己的力量得以消除，使其本质力量得以充分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恰恰体现在它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保障人的自由能够得以正常实现，促进人的发展。由于人的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为满足需要的社会发展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同时是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因此，社会发展是蕴含着价值追求的历史活动。在社会历史领域，发展与否、发展的程度如何，不仅仅是以社会客体发展的状况来衡量的，而且是以发展的结果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来确定的。全面、合理的社会发展，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理想的实现直接相关的发展。人正是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创造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追求和创造活动便形成了社会发展。如果说这还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意义来理解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分析批判，更是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命运，指向人的发展。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发展的核心理念。

2、发展的历史向度。马克思依据当时世界主要国家、民族发展的现状，敏锐地观察到历史发展的走向，这就是民族历史正在走向世界历史。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各个国家、民族发展必须充分考虑的背景与要素，因而研究发展，必须关注这一转变的向度。马克思就是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就其直接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世界市场和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世界市场和机器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由于世界市场始终是“世界历史”联系的纽带，因而随着世界市场重心的转移，世界历史也不断经历了中心的转移。依仗商业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世界历史的中心最初是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伴随16世纪前后地理上的大发现，世界历史的中心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西洋沿岸；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巴拿马运河的即将开辟，这一中心又将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地区。对于将要出现的这一重大转移，马克思在其1850年所写的《国际述评》中曾作过详细的阐述和科学的预言。他认为，随着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包括亚洲和太平洋许多国家在内的太平洋两岸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并会很快繁荣起来。这样，原来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必然面临严峻挑战，“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象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2]]。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洞察到了全球化的走势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之间挑战、应战的发展态势，其意义就在于提醒各个国家应当注意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中来看待自己的具体发展。

3、发展的现代性追求。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主要是和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时下谈论较多的“现代性”概念，但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借助现代社会的研究，马克思深刻地阐发了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认为现代社会开创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使社会生活摆脱了“野蛮的”、“愚昧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状态；它不仅催生了影响巨大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且导致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4]]。总的说来，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显示了对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追求；与那种浪漫主义观点相反，坚决反对守旧复古的情调。但是，在肯定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同时，马克思也看到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并对这种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固然给人类创造了现代文明，但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繁荣辉煌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资本升值的背后是人的贬值，资本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现代发展悖论。要解决这样的发展悖论，只能是超越原有的现代性，建立和发展新的现代性。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分析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要促进社会发展，必须增强现代性；而要使现代性合理推进，必须正视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冲突。

4.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要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社会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对此，马克思在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作了大量的阐释。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分析，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主要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细亚社会）的比较研究，马克思实际上阐发了有关现代社会发展所需各种前提、条件和环境的思想。如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加快经济发展，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利用和发展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又是其发展的结果。世界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5]]。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世界市场中才能真正存在和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使经济运行各个环节得到广阔的发展，对整个经济活动起着有力的保证作用。同世界市场的作用一样，现代社会发展也离不开其他相应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如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以及文化传统等，都对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马克思曾以亚细亚社会为例，具体说明了社会发展与社会的构成方式和开放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历史上看，亚细亚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社会构成方式是非常特殊的，即土地国有化、村社制度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这种社会构成方式往往与外界隔绝，并形成缓慢、笨拙的社会运行方式。要使这样的社会加快发展，必须使其社会构成方式进行彻底重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特别强调外部力量对亚细亚社会的冲击作用。这种冲击作用固然不能代替整个社会的根本改造，但它起码冲破了原有社会僵化、封闭的结构，给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契机。类似的分析和说明对于认识今天的发展条件和环境也是有益的。

5.发展的道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重点是研究发展的规律，但又没有轻视发展的道路。在马克思的视野里，道路虽然不同于规律，但又不是外在于规律，它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为此，马克思在坚持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性的同时，始终坚持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他非常厌恶有些人将自己的社会发展论解释成一般“历史哲学”，曾公开声明；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一直重视道路问题的探讨。根据不同问题的需要，先后探讨了亚细亚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西方主要国家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所走的不同道路（如英国、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走的不同道路，英国、美国、普鲁士在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农业时所走的不同道路等），以及俄国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未来社会的道路等。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同的经济规律，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在各国的表现形式或形成的道路也往往不同。有鉴于此，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联系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一国的发展往往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像“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7]]，这样，每个国家都不应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8]]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道路探索是非常重要的。

6.发展的格局。马克思认为，作为现代社会发展推动力的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决不会满足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控制，而是力图摆脱民族的、地方的限制走向对世界的控制。伴随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出现。自由贸易后面所隐匿的实际上是世界性剥削与掠夺，即强国对弱国的欺凌与剥夺。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便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格局。对于这种格局，马克思曾将其概括为三个“从属于”，即“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世界性的对立又逐渐演变为由“中心”与“外围”构成的世界体系。马克思指出，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并把外国变成殖民地，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0]]。对于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恩格斯也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国围着它运转。”[[11]]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基本上就是由这样严重不平衡的格局所支配。实际上，这种格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资本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加强了各种经济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财产分配的严重不公、数字鸿沟的不断加深、霸权主义的日渐盛行。这就是今天面对的全球化现实。

7.发展的危机。危机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阐述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分析进行的，并分别体现于《资本论》各卷的具体内容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重点是通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来揭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同时体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基本矛盾必然形成危机根源的逻辑：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直接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源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最根本的原因又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因此，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制度本身。《资本论》第二卷重点是围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流通来阐述危机问题的。马克思认为，资本要实现价值增长，必须顺利实现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周转，但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相互对立又必须相互转换，这就使资本运动潜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这两大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这就客观上使得货币与商品的转换出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包含着中断和危机的可能性；银行和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相互转换的时间差异，从而可能引起支付链条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资本论》第三卷重点是围绕虚拟资本和信用制度来阐发危机的产生。虚拟资本作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促进了现实资本再生产的扩大和繁荣。但是，虚拟资本的发展，也助长了证券市场投机，使虚拟资本有可能盲目扩张、膨胀，这就使得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发生严重背离乃至产生尖锐的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极限时，便会爆发金融危机。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实际上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理论分析，难怪西方不少有识之士重新看重《资本论》。

上述观点尽管不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部内容，但其还是反映了马克思有关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它所指向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阐发的意义又远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以致任何一种严谨、科学的发展理论研究，都不敢轻视和绕过马克思的发展理论。

三

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激活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使其成为我们思考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进而变为活的思想智慧，指导现实的发展实践，这是今天研究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途径是多样的，但重要的是结合目前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通过加强“中国问题”的分析和“中国经验”的总结来凸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当代价值。

首先是“中国问题”的分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用于分析和回答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不能一般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研究，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以真正的彰显。那么，什么是“中国问题”？这里不可能作出详细的罗列与概括，但至少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发展的背景不同、起点不同、所处的国际位置不同、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如在发展中普遍遇到浓缩与循序、滞后与超前、机会与压力、解构与重构的矛盾与冲突等。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为“两难困境”。另一类是中国发展本身所特有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推进和社会的重大转型，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民生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就业问题、城乡问题、地区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日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程度不同地遇到过，但其复杂性和严重性远没有中国这么明显，因为中国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生产水平差异、文化教育差异等如此之大，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不光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还有一类是我们同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发展风险问题、现代性危机问题等，都是各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的制约。就此而言，这些问题又同时是中国问题。总之，不管是哪一类问题，都同全球化直接相关。且不说第一类和第三类问题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就是第二类问题即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也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看似中国“自身”的问题，实际上同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就业问题直接受到全球产业变动、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农业和农民问题受到世界粮食供求状况的影响，等等。因此，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既然是面临的问题，那就不仅是中国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这就是我们考察“中国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各种中国问题的解决，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简单套用西方的发展理论也不行，正确的方式只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具体分析、探索问题，以形成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以及相关的发展理论加以新的认识和理解，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当然，这并不是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现成的答案，而是旨在通过研究，揭示和挖掘马克思有关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在这里，应当明确这样一种认识：一种理论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的对象和问题所作的分析、概括，不可能要求一种理论对所有问题都给出系统的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是如此。它有其特定的宗旨和任务，有些发展问题虽然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密切联系，但却不是这一理论本身所要直接说明的。应当清楚这一理论要说明或能够说明什么，不直接说明什么，不能要求对今天所有发展问题都回答。研究马克思的发展理论，重要的不在于它对于各种问题的具体结论，而在于马克思观察、思考发展问题的方法论以及对发展所提出的警示和所明示的方向。这正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不可或缺的。就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而言，尽管它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其所阐发的许多观点、看法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其生命力不是维系在所由产生的那一时代上，而是产生于理论价值上。

其次是“中国经验”的总结。要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对发展不断加以反思，善于总结经验；而要做到成功的反思和总结，同样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也自然离不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审视。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明显地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经验，如渐进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协调、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与做法。由于这些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因而又被特称为“中国经验”。这些经验既不同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吸收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形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作为经验，总是有其可借鉴性。没有可借鉴价值的经验不成其为经验。可借鉴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经验所具有的一定的共通性或普遍性。中国经验无疑是中国社会的财富，是中国发展的创造，因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经验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探索的重要成果，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我们的发展研究不仅要强调“中国经验”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或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加入中国的特色和元素，更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将其进一步升华，经由全球视野中的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凸显这些经验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只有这样，中国经验才能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作出双重贡献。

对中国经验加以认真总结，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总是要反映时代内容，因而其发展、创新是必然的。加强中国经验的研究与总结，实际上就是发展、创新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成功的经验中总是包含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规律性因素的提炼、概括，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从经验提升到理论，一方面对经验可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也是一种丰富和完善。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以人为本等创新思想的提出，既是对发展的新的认识和经验概括，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所以，通过总结与提炼的结合、互动，成果是双重的：既促进了中国发展理论的形成，又推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

总的说来，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我国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高度的理论自觉。自觉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积极构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合理引导社会发展，这是理论工作者应当肩负的历史重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49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