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科学之花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6 次 更新时间:2015-01-18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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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进入专栏)  


今年春节刚过,中国科学院就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和《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这在该院历史上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发布这两个文件,一是因为科技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科学精神淡漠、行为失范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令人遗憾的现象”,二是为了“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恪守科学伦理和道德准则,履行社会责任”。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虽然在自然科学专业领域不敢多嘴,但是在涉及科学精神、科学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还是有话要说。

诚如《宣言》所说:“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服务于人类福祉。科学共同体把追求真理、造福人类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科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这不仅为科学赢得了社会声誉,而且也促进了科学自身的进步。”正因为如此,科学家才把追求真理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事业;他们被尊重,不仅是因为有高深的知识,更因为他们有“权势面前不低头、利益面前不动心”的高尚人格和为真理献身的科学精神。

但是,为什么当代中国科学家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科学精神淡漠、行为失范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令人遗憾的现象”呢?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些与中国科学院有关的人和事。


邹承鲁、甘子钊反对学术腐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学术腐败就开始在科技界泛滥,为此邹承鲁院士从1981年开始就致力于反对学术腐败。一开始,他只是正面呼吁科学家要注重“精神文明”。随着问题日益严重,他把学术腐败概括为“七宗罪”,其中包括伪造学历和工作经验、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篡改原始实验数据、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等等。前几年,他因为自己所在的学术团体为珍奥核酸作虚假广告,曾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但结果是这个产品不仅卖得火热,而且还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上大做广告。难怪邹院士会沉痛地说:“科学家的道德终究敌不过商业广告宣传呀!”邹承鲁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留学归来后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的女儿结婚,曾长期与岳父住在一起。他的这些做法,肯定会得到李四光的支持。

与邹承鲁院士相比,国家超导委员会首席专家甘子钊院士有感于“科技造假,比豆腐渣工程还要容易”,曾经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严肃指出:“科技战线腐败的危害,不仅仅会给国家带来资金上的严重损失,更加严重的是它将会败坏科学技术领域的传统和作风,腐蚀了这支队伍,其后果将不是几个项目,几项任务,几亿金钱,而是一代人的素质和形象,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能不能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此外,还有人把当今的学术腐败归纳为十种表现:一是粗制滥造,拼凑抄袭;二是造假浮夸,虚假引进;三是“跑部钱进”,钱权交易;四是近亲繁殖,学术乱伦;五是师生沆瀣,互相利用;六是内定奖项,关系评审;七是买卖论文,互搭便车;八是热中社交,注重创收;九是学霸横行,排斥异己;十是派系恶斗,互相倾轧。

由此可见,如今中国科学界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行为不端”,而是学术腐败已经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竺可桢论科学精神


学术腐败的泛滥,从主观上看,与科学家缺乏科学精神有关。尽管《宣言》对科学精神做了长篇论述,但是竺可桢却把它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我以为这八个字非常精辟地道出了科学精神的真谛。

竺可桢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是我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上述八个字是竺可桢在1935年8月谈到的。当时他应广西南宁学术界的邀请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利害与是非”。演讲中,他不仅对科学精神作了概括,还提出要想把科学移植到中国来需要什么条件。

通读这个演讲,我以为当时竺可桢指出的问题和错误,在70年后的今天非但没有真正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更加严重,为此需要抄录其中一段: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以一跻而达于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辈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抗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花]从欧美移来种植必先具备有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精神,然后才能有科学的存在。

竺可桢的这段话提醒我们,科学界“不端行为”之所以那么严重,学术腐败之所以触目惊心,至少是因为科学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丧失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所致。


张稼夫谈科学体制


如果把科学精神比作空气的话,那么学术环境和学术体制就应该是培养科学之花的温度和土壤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呢?换句话说,除了科学家的主观原因之外,学术腐败泛滥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头说起。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看到自从五四运动把科学、民主引进中国之后,中国学术界是一个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中国科学家们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动荡,但一直肩负着历史的重托,从而赢得世人的尊敬。

1949年以后,中国的科学家基本上纳入了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中国的科研机构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它不仅门槛甚高,非专业身份很难进去,而且还以管理的名义,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经费支持、工作条件、工资待遇、人事关系以及思维方式和人格取向等各个方面对科学家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

据曾经担任过中科院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这种体制是从前苏联全面照搬过来的。1952年底,张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后,马上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张本来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是党内领导干部,但是为了取经,给他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在访问中张稼夫了解到,“苏联科学院有八个学部,分得很细。学部是学术行政领导机构,科学家是通过学部进行活动。联共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科学院学术秘书处进行的。学术秘书处由十几个科学家组成,都是党员,在学术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专家。学术秘书处把联共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同时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

张稼夫还说,“在座谈中,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中国的有关部门不但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反而在“反右”和“文革”中出现了迫害知识分子的悲剧。从苏联回国后,张稼夫“根据中央指示,便着手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从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科学处。科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向中央请求汇报;党中央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通过***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

科学是要讲自由的,是真理至上的。当年中国科学院经过“整顿”后纳入***管理体制,让它服从于组织的权威、宣传的需要,所谓真理至上的学术尊严和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就会荡然无存。这种体制性“土壤”,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在一段时期中在国际上鲜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家虽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却因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官本位等痼疾,使一些人不仅无法守护“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反而由平庸沦落为庸俗。如今,官学结合的体制性“土壤”和“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仍在升温,使娇嫩的科学之花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也是学术腐败泛滥的主要原因。


两个文件有多大约束力


分析了科学之花在中国为什么会水土不服之后,我们再看看《宣言》和《意见》究竟有多大约束力。从内容上看,《宣言》分为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准则、科学的社会责任等四大部分。它的目的是要“引导”科学家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理念,并让他们加强自律,抵制学术腐败。这些内容对于普通人而言,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但是对于国家自然科学最高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来说,却近乎多余。过去人们教育小孩子不要说谎,除了正面说教外,还是要给他讲一讲《狼来了》的故事。现在科学家不是不懂得所谓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准则和科学的社会责任,而是科学界非但缺乏惩罚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反而暗藏着助长学术腐败的潜规则。这就使那些背离科学精神、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在科学界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会有利可图,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科学家们加强自律来维护科学的尊严,总让人觉得不是治本之策。

如果说《宣言》的用意在于加强“自律”的话,那么《意见》的目的就是“他律”了。这个文件的关键是第四部分“防治科学不端行为”,其中既有对不端行为的“认定”,还有对不端行为的“处理”。在如何“认定”科学不端行为方面,《意见》提出七条具体标准,但是对于不端行为的“处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这让人想起韩国科学家黄禹锡伪造科学数据后,韩国检察机关决定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的罪名起诉他的事。与此同时,首尔大学校长还就此事公开发表声明说:“我校黄禹锡科研组的成员犯了科研人员不该犯的错误,给国内乃至国际科学共同体留下了'污点’。对此,作为校长,我真诚地向国民道歉。”这位校长还说:“论文作假是把探究真理当作基本使命的大学无法容忍的学问犯罪行为。将要求惩戒委员会严惩相关责任人。”相比之下,我们的科学界论文作假、滥用科研经费等欺诈行为屡见不鲜,但是从来没有人为此负责,更没有人因此而道歉。众所周知,自律属于道德范畴,当自律缺位或失控的时候,由法律和法规体现的“他律”就必须及时跟进,否则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就会肆无忌惮地泛滥成灾,整个秩序就会更加混乱。在这方面,《意见》在消除学术腐败方面是否具备应有的约束力,仍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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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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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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