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子说北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6 次 更新时间:2001-04-29 18:07:00

碧秋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 ,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 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也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 ,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复印机 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 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缮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 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学文科的 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耘耘学仔面前,将 科学讲得高深莫测才好;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 。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 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

  

  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 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绷得紧紧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 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上的名人,曾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 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毕在北大呆久 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 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 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 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 珠,彼此汤母、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 伸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 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 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机引伸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 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 所有依然热忱不减。

  

  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 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的教育更 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未来的人才不个个都是小老头 了。当然,并非美国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 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 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 “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小研究生的想跟他一起吃午餐吗?交钱就行。

  

  在美国,自由的涵意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 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助纣为孽。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现在的北大,学术上最出名的便是生物系的陈璋良教授,他很可能还是北大校长的未来人选。不过几年以来,我并没有看见他出过一流的成果,反而不断听到他调戏女学生和抄袭文章的丑闻。我但愿维护这一学术地位的,不是“树典型”的权术才好。我但愿北大不继首钢和大邱庄之后,做另一个吹破了的大泡泡。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有谎言,也有虚与,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择要,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 ──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结合自己的实践多读文献,读书人个 人“不信邪”的个性自然就出来了。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 。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 ,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 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 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 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 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 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纠竟为什么要做这个 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 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举一反三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 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 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 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 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 “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钟告要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 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

  

  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 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 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自由的学者做 研究生,常常私下报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事必恭亲,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 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 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 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 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其它人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是“小某”、 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 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 ,在海外铛铛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 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我的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 ──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 ──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 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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