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利:班固以德论“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39 次 更新时间:2023-05-23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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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利  

 

班固论“文”的文字,既见于《汉书》等专书,又见于《离骚赞序》《两都赋序》等文章。在《汉书》中,班固虽然还没有专门列“文苑传”,但从其《叙传》可见,他为一些人物立传,目的就在于文学的贡献。同样是为司马相如作传,而且班书之传基本照抄迁史,甚至赞语亦近似,但其作意却似同而有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汉书·叙传》则说:“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史迁重在强调相如赋旨在讽谏并归于无为,列其传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因而其作意是为文学家立传还是为政治家立传才多有争议。但班固却非常明确,论其赋一是文艳寓言、托讽终始,二是见识博物、有可观采,三是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均从文学立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班固是自觉为文学家立传的第一人。

班固论“文”时,意识到了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将之提到较高的位置,如说赋“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两都赋序》)。虽没有像曹丕那样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视为“国家之遗美”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汉书》中,他选录了大量文献,包括了诏令、奏疏、谏议、诗赋、书札等等当时所有文体。他也注意到了“文辞”之于作者文学地位的重要意义,记时人评价董仲舒、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这些人士,具有共同的特点“辩知闳达,溢于文辞”(《东方朔传》)“文辞并发”(《地理志》);他论述屈原时,称“其文弘博丽雅”“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像其从容”(《离骚序》);赞叹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时,很敬服于他写《史记》时“善序事理”的叙事特征、“辨而不华”的思辨品质、“质而不俚”的语言风格、“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本色。而在《汉书》传记引述传主文章时,班固有时也揣摩与评价文章的写作特征与作者写作心理,如《邹阳传》记载,邹阳看到吴王刘濞有谋反迹象,因而奏《上吴王书》,班固说它采用了“先引秦为谕,因道胡、越、齐、赵、淮南之难,然后乃致其意”的手法,原因就在于“其事尚隐,恶指斥言”。

但是,班固论文最为关注的还是文章的政治作用与道德意义,始终坚守儒家的评价标准。儒家重德尚义,所谓“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敬德保民”(《尚书·酒诰》)。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仁、义、礼、知、信实际都首先是道德的因素,强调个人修养,在此基础上要求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这样才能得到民众拥护而收到治理的效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儒家重文尚乐,主张“思无邪”,特别强调“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班固论“文”,首先坚持的也是“德”的标准,这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强调文学“补于世”的社会意义,二是维护“五经”的道德原则。

作为历史著作,《汉书》收录了不少时文,除了朝廷的诏书外,收录最多的是朝臣的谏议文字。有的只是几句谏词,如《高帝纪》:“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此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还有许多单篇谏议,如汉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上五百余字谏书(《食货志》),汉武帝欲起上林苑东方朔直言以谏,贾山向汉文帝上《至言》借秦为谕“言治乱之道”以谏,等等。此外,其收录的“上书”“对”“奏”“疏”等,亦多为“言得失”之作,考虑的是政治的意义。班固推重的是“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叙传》)的儒家人生境界,《幽通赋》所说“复心弘道,惟贤圣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重视古圣先贤的榜样力量,强调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重视朝闻夕死的求道精神,是儒家的道义,也是他自己的心声和追求。在《楚元王传》赞中,班固明确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是否“有补于世”,正是班固在《汉书》中选录、评论文章的重要标准。在《贾谊传》“赞”中他说:“(贾谊)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晁错传》“赞”称“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均为此意。目的正在于“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刘知几《史通·载文》)。

在论“文”时,班固首先看重的也是其讽谏意义。在《司马相如传》中,他同意司马迁的判断,直接称《子虚赋》:“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称《难蜀父老檄》:“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他认为扬雄作《校猎赋》《长杨赋》《酒箴》“聊因笔墨之成文章”,目的都是为了讽谏(《扬雄传》《游侠传》)。在《匡张孔马传》中,他记述在成帝即位之时,匡衡上疏,称其目的也是为了“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在《两都赋序》中,他称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等的“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的“时时间作”,都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强调是儒家道义中核心的忠孝之义和讽喻之情。

“六经”之文,早有儆戒之义,《尚书》所谓“儆戒无虞”。《周易》“开物成务”“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的用意,《诗经》“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的嘱告,《乐》自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周公作礼以“戒慎乎其所未睹”“戒勿越”的目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效果,都显示出“六经”创制皆有“垂教”的本义。以儆后世,也是《汉书》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作者在《叙传》中明确地标示出来。如:“亡德不报,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韪见戒,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统微政缺,灾眚屡发。永陈厥咎,戒在三七。邺指丁、傅,略窥占术。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这是史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儒家传统的秉持和弘大。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汉初“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原因是“法制未备”。其实,不只如此,整个汉代都具有援经按断这个特点,原因也还有“独尊儒术”的政治需求和“折中于夫子”的主观崇仰,所以“以明经为帝王师”者大有人在(参阅《廿二史札记·后汉书》“累世经学”条)。两汉书所记,多有其证,《汉书》更是直接称“纬《六经》,缀道纲”(《叙传》)。班固在表达思想观点的“赞”语中多处称引儒家经典以为标准,评价传主与史事。《汉书》100篇,有传赞者99篇,赞引《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之语者,竟有35篇。而其中涉及孔子者达22篇,有的用《春秋》之事,更多的引《论语》之言,有的用一言、一事,有的则连引数语,《古今人表》中更是连续引孔子之语5条:“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博采“经传所称”以“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又以此为据排列等级次第。这在史书中是少见的。

强调讽谏之义也好,看重引经论事也罢,班固保持的是孔子的道德原则,是儒家的伦理立场。为何为历史人物立传?如何传承历史典则?班固恪守着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他称赞其父班叔皮“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说他:“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称赞之中,满含着艳羡和尊奉。在《叙传》中,他谈到自己撰著《汉书》的原因,是由于《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所以才“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同样是交代各篇写作的动因,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均称“作”,如:“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而班固《叙传》则均称“述”,如:“孝景莅政,诸侯方命,克伐七国,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述《景纪》第五。”“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者思想原则的不同,司马迁体现的是汉代文人的创造意识,班固则反映的是汉代文士的守道精神。

班固以德论“文”,突出了文士的人格精神和文学的社会责任,强调了文士的道义观念和文学的社会价值。但由于他执着甚至近乎执拗地“宗经矩圣”(《文心雕龙·史传》),因而也使得他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具有矛盾性,评价屈原既称“灵均纳忠,终于沉身”(《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奏议东平王苍”),又说他“露才扬己”,是“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评价司马迁既赞同其“合德”的观念(《司马相如传》),又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司马迁传》)。这些方面,直接影响到了刘勰的文学评价,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之一。

 

张庆利(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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