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春阳社因与春柳社具有同样重要地位而备受关注，但是话剧研究界对于春阳社的认知和历史叙述一直颇为混乱。对于春阳社与通鉴学校的关系、春阳社的性质和成立时间，《黑奴吁天》的内容与演出形式、春阳社的演剧活动及解散问题等等，一些话剧史著往往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从文献学入手发掘百年前报刊上的重要史料，可以还原春阳社的真实面貌：通鉴学校由春阳社改并而成，春阳社成立于1907年9月22日，首演时间是1907年11月4—6日；从1907年9月成立至1908年3月解散，春阳社共有过七次较大规模的公演，为中国早期话剧艺术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春阳社因与春柳社具有同样重要地位而备受关注，正是1907年春柳社、春阳社等社团的海内外公演，共同宣告了中国话剧作为剧场艺术的真正诞生。但是，话剧研究界关于春阳社的认知和历史叙述一直颇为混乱。对于春阳社与通鉴学校的关系、春阳社的性质和成立时间、《黑奴吁天》的内容和演出形式、春阳社的演剧活动及解散等问题，一些话剧史著往往语焉不详、互相矛盾。笔者将以长期积累的第一手资料和“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中搜索到的相关史料为依据进行考辨分析，尽可能拨开历史迷雾，澄清事实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春阳社。
一、春阳社与通鉴学校孰先孰后？
春阳社的发起人王钟声曾经创办过一个名为“通鉴学校”的戏剧学校，它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新剧人才的学校。但是对于春阳社和通鉴学校的关系问题，话剧研究界一直认识模糊：二者孰先孰后？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现有话剧史著有多种书写，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与困惑。现例举几部有代表性的话剧史著的叙述：
1.朱双云《新剧史》：“(1907年——引者注)秋九月，王钟声来沪，立春阳社。……戊申春正月，春阳社又演于张园，旋即解散。……春二月，王钟声与任天知，合创通鉴学校于沪。”①
2.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一九○七年夏，王钟声到上海参加禁烟大会，因发表精彩的演说而名噪一时。不久，在爱国士绅马相伯、沈仲礼的资助下，办起了春阳社和通鉴学校。……春阳社解散后，王钟声又投入了通鉴学校的活动。”②
3.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一九○七年六月，上海报纸上登出大幅广告，招收有志于从事新剧事业的学生，招收单位叫通鉴学校。……经过三个月的不很正规的教学和训练，通鉴学校用‘春阳社’的名义在兰心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③
4.丁罗男主编《上海话剧百年史述》：“1907年6月，上海出现了一件震动戏剧界的新奇事。一所专门教授戏剧的学校——通鉴学校，在报纸上刊登巨幅广告，招收有志于新剧的学生。……通鉴学校开办两个月后，……王钟声等人决定用春阳社的名义举行一次社会的公演。”④
5.张殷、牛根富编著《中国话剧艺术剧场史(1907-1949)》第一卷《新剧(1907-1916)》：“1907年7月，中国第一所培养新派演剧的私立学校——通鉴学校正式成立。……通鉴学校经过3个月的不正规的教学和排练，决定一展拳脚，成立剧社公开演出。……决定起名为春阳社，于1907年9月25日正式挂牌……”⑤
以上五部话剧史著，问世时间从1914年至2021年跨度逾百年，但在春阳社和通鉴学校关系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前两部认为春阳社和通鉴学校是有关联的并列关系，而且先有春阳社，后有通鉴学校；后三部认为春阳社和通鉴学校是包含关系，“春阳社”只是通鉴学校举行公演时所用的社团名称而已。尽管前两部史著更为权威，但后三部史著的“通鉴学校以春阳社名义首演”之说，似乎影响更大。细究其源头，后者显然是采纳了徐半梅于1956年出版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的记述：“这时候，上海的戏剧界忽然有一个惊人的举动，那就是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巨幅广告，乃是一所戏剧学校招生。……这通鉴学校，大约办了两个月光景，又在各报上大登其巨幅广告，要公开演剧了。这时候他不用通鉴学校的名义，而用一个剧团名义出面，叫做春阳社。”⑥徐半梅是早期话剧活动家，曾执教于通鉴学校，他的描述看起来有根有据，似乎的确更让人信服。
如此互相矛盾的戏剧史叙述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搜寻有关春阳社活动轨迹的史料，以还原历史真实。正是徐半梅在回忆录中提到报纸广告，提醒笔者从当时的报刊史料入手去一探究竟。笔者在1908年3月的上海《时报》和《新闻报》上，找到了三条有关通鉴学校的消息广告。
其一，在1908年3月7日、8日的《时报》头版，有题为“春阳社改并通鉴学校”的信息广告(图1)，摘录如下：
本社自去年秋间开办以来，已历六阅月矣。虽承商学两界诸君热心赞助得以成立，而经济维艰，殊难支持。且各社友皆有职业或正青年向学之时，未可顾此失彼。兹经协议，另行筹集的款办通鉴学校。……合将本社改并缘由登报以闻。至于春阳社停办以前出入各款项，概由通鉴学校承认处理。校长王熙普谨告。⑦
“王熙普”是王钟声的本名，“钟声”为其艺名。该信息广告不仅申明春阳社改并为通鉴学校，并且解释了改并缘由及经济上的处理。
其二，在1908年3月11—23日的《时报》《新闻报》上，连续刊登有《通鉴学校招生广告》：“本校乃春阳社改并而成，于普通科学之外，并注重美术、剧艺。额设学生八十名，三月甄别，留校即不收食费、学费。志愿来学者，即至白克路横街成都路四百零九号本校事务所报名。”⑧(图2)说明学校性质、招生人数、待遇、报名地点等。
其三，在1908年3月12日《新闻报》“来件”栏，刊登有署名“上虞王槐清熙普氏”的《通鉴学校说明书》，再次明确说，用“筹集的款，另行组织一通鉴学校，而以春阳社归并之”⑨。
王钟声亲自撰写的招生广告和说明书，都重申通鉴学校由春阳社改并而成。有了以上三则新史料，春阳社和通鉴学校的包含关系自然不攻自破，而孰先孰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徐半梅虽是当年曾在通鉴学校教过舞蹈的见证人，但毕竟时隔四十多年，难免记忆有误。可见同为第一手资料，报刊文献比回忆录更具真实性，参考回忆录一定要去伪存真，最好能与其他更为客观的史料互相印证。王钟声在春阳社已积累一定舞台经验的基础上创办通鉴学校，这无疑在戏剧人才、演出实践、组织管理等方面都为办好戏剧学校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而且也更合情合理。
二、春阳社成立缘起、性质和时间
一直以来，话剧研究界将春阳社与春柳社相提并论，把它看作纯粹的戏剧社团。实际上，仔细考察登载在当时报刊上的春阳社发布的意见书、章程等一手史料，可知春阳社并不像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那样是综合性文艺团体，发起人沈仲礼、马相伯的开明士绅身份，王钟声的同盟会会员身份，都使得春阳社一开始就显现出与春柳社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
关于春阳社的成立缘起，一般认为是受到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的影响。笔者认为，春柳社在东京演出的消息固然是激发的契机，但这只是外力的推动，真正的内在动因源于发起者强烈的社会启蒙意识和戏剧改良思想。可以说，春阳社的发动，正是王钟声和沈仲礼、马相伯等人启蒙教育思想的必然发展和具体实施。
1907年10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春阳社意见书》和《春阳社总章》，是我们今天研究春阳社的性质、成立缘起和组织结构的珍贵史料。下面摘录《春阳社意见书》中的重要段落：
是故吾侪立会所、置书报、习演说、备音乐、扮戏剧，以怡怡于同胞。盖就此怡情适性之中，期诸互换其智者也。不但此也，推己及人，将普通于千万人，普通于全国，以唤起沉沉之睡狮。盖欲作始简而将毕巨，此春阳社所由而起发也。……日本学者有言曰，开通国民之利器有三：曰印刷，曰演说，曰戏剧。……今日之所以感化此多数人者，舍戏剧莫由然。……故本社于交换智识之外，特注重于戏剧改良。⑩
这篇意见书署名为“发起人沈仲礼、马相伯、王熙普”。王钟声曾赴德国学习法政，1906年初回国在广西法政讲习所担任教职，负责过坤班管理，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与戏曲的接触使他认识到可以利用改良戏剧达到社会启蒙和革命宣传的目的。1907年夏天他来到上海，由于在禁烟大会上的演说而受到开明士绅马相伯和沈仲礼的赏识，三人共同发起春阳社，并制定了《春阳社意见书》和《春阳社总章》。可见，比起春柳社旨在新旧演艺之改良，春阳社的目标更为宏大，戏剧改良只是它的努力方向之一，它的真正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工具和手段，为思想启蒙和社会改良服务。
《春阳社总章》共分《名称及宗旨》《机关》《场所》《经费》《会章》等五章，对社员的责任和义务都做出了规定。其第一章第一条曰：“本社定名为春阳社，取阳春生发之意。其宗旨在互换智识，感化下流，以近于道德。”组织机构是“由本社社员中选举社长一名代表本社”，“由社员中选举评议员若干人组成评议部”，“由本社社员中选举事务员若干人”，由事务员管理“庶务”“书记”“会计”各科(11)。由此可知，春阳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具有俱乐部性质，是学商结合的团体，与一般戏剧社团人员单纯、结构简单、组织松散不同。正是这种综合会所性质，为早期春阳社在人员、组织和资金运作方面提供了保障。
春阳社并非单纯的戏剧社团，王钟声只是发起人之一，还有一则史料可为之佐证。1907年11月26日刊登在《申报》上的一则《春阳社开会纪事》，详细报道1907年11月24日春阳社举行社员大会的八项内容，先后有沈仲礼、马相伯演讲，选举评议员，讨论改良事宜等，历时四个小时(12)。但报道中没有出现王钟声的名字，笔者推测或许王钟声缺席了这次大会。可见春阳社的确是一个综合性商学团体，王钟声只是负责演剧活动而已。这条信息的发现再次证实：认为“春阳社”只是通鉴学校首演时所取之名是错误的。
春阳社作为一个社团，名称其实不止一个，见诸报端的还有“阳春俱乐社”“阳春社”两个名称。笔者在1907年9月25日的《申报》上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标题为“阳春俱乐社成立广告”(13)；而26日和28日两日的《申报》刊登了《春阳社成立广告》，广告文字与25日的《阳春俱乐社成立广告》完全相同。另外，1908年2月12日的《申报》上刊登有《阳春社演剧广告》，也把春阳社写作“阳春社”，而广告文字与前两日即2月10日、11日刊登的《春阳社演剧广告》完全相同。其用“阳春俱乐社”“阳春社”之名，显然不是登报时笔误，可能因为起名“取阳春生发之意”，“阳春”“春阳”偶尔被混用。当然，用得最多的还是“春阳社”这个名称。
关于春阳社成立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前文曾引用的朱双云在《新剧史》中的记述：“秋九月，王钟声来沪，立春阳社。”而1907年的“秋九月”，即公历1907年10月7日至11月5日。由于《春阳社意见书》和《春阳社总章》分别发表于1907年10月15日和16日的天津《大公报》，所以大部分话剧史著把春阳社成立时间认定为1907年10月。但近年也有史著把春阳社成立时间写成1907年的“9月25日”(14)。而根据笔者在《申报》上检索到的《春阳社成立广告》可知，春阳社成立的时间另有版本，全文如下：
本社已于八月十五日成立，专为互换智识、改良风俗而设。(另有意见书及详细章程)本社所在上海英租界成都路环球中国学生会隔壁四百零九号，凡同志诸君希即惠临可也。发起人马相伯、沈仲礼、王熙普通告。(15)
这篇成立广告写明春阳社的成立时间是1907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即公历9月22日。这就是说，1907年9月22日是春阳社发起人宣布的成立日期，这应为最准确的记载。前文所引1908年3月7日《时报》所载“本社自去年秋间开办以来，已历六阅月矣”，也可作为佐证。由此，所有关于春阳社成立时间的揣测之词和似是而非之说，均可推翻。
三、首演缘由、时间和参演人员
关于春阳社成立后的首演，因关系到中国话剧诞生问题，一向是话剧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史料发掘不够，现有话剧史著往往语焉不详，未能准确书写。笔者通过对当时报刊、照片等一手资料的搜集和考辨，对春阳社的首演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下面试以当时的演出广告、消息等为据，对春阳社首演的缘由、时间、剧名、人员等逐一展开辨析。
通过搜检1907年下半年的上海几大报纸，笔者能找到的最早的春阳社首演广告，是1907年11月初连续几天同时刊登在《申报》《新闻报》《时报》上的《春阳社演剧助赈广告》。如《申报》上这篇广告正文长达323字(图3)，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现摘录如下：
本社系商学界组织而成，新排《黑奴吁天》，专为唤醒国民。是剧本西国名构，今译成华词、谱为新剧。其关目悲恸离合，皆令人可泣可歌可惊可愕，而诨谐处尤足拍案叫绝。至所装园林山水，风雪景致，惟妙惟肖，恍如身入画图，为吾中国所创见。近因云南旱灾，尚需急振(“振”即“赈”的本字——笔者注)。爰集沪上学商两界鲍鹤龄、陈运新……诸君清客串，并邀丹桂菊部诸名伶义务登台助演。定期本月廿九、三十及十月初一等夜，即西人赛马期，假座圆明园路外国戏园开演……所得看资悉数充振。(16)
这是中国早期话剧史上难得一见的长篇演出广告，从中可解读出多重信息：1.春阳社的性质、公演缘由；2.《黑奴吁天》内容既有悲恸之处，也有喜剧色彩；3.写实性舞台布景为中国之首创；4.票资全部赈灾；5.演员由鲍鹤龄等诸君客串和丹桂戏园的名伶义务助演；6.演出时间为11月4—6日，地点在圆明园路外国戏园等等。演出广告内容依次包含了演出单位、演出剧目、舞台布景、演出目的、参演人员、演出时间、演出地点及票价、售票等等，作为演出广告，各项要素齐备，充分发挥了吸引、招徕观众的宣传功能。
笔者发现，在1907年11月1日的《申报》上同一天见报的，除了头版的助赈广告，还有第19版的《春阳社演剧助赈》和第20版的《春阳社演剧助振记》两篇消息报道。它们题目中都有“演剧助赈(振)”四字，清楚地表明了春阳社首演的公益性目的。如《春阳社演剧助振记》这样记述道：
近因云南旱灾尚需急振之际，兹筹捐早成弩末，托钵之技已穷，发棠之请弥切。爰集沪上商学两界客串，并邀丹桂菊部诸名伶登台助演。……每夜八点钟启门，入场券头座两元，二座一元，所得看资悉数充振。(17)
所有演出广告和消息，都强调了“所得看资悉数充振”。演剧助赈是一种深受社会欢迎的公益活动，近代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天灾人祸频仍，戏曲界一直有伶人演义务戏助赈的传统。春柳社和开明演剧会也曾于1907年2月先后以江淮赈灾名义演出，在话剧界开了慈善演剧的风气。王钟声想必深知首演假以公益性的助赈名义，必能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好评，便借1907年夏秋云南持续大旱助赈开演。
细读上述春阳社的演出广告和消息，笔者认为以下三个疑点和争议可以得到解决。
第一，首演时间。以往话剧史著大都遵循朱双云《新剧史》“秋九月”的思路，据此也就把农历九月换成了公历10月。如今演出消息和广告都明确写着农历“九月廿九、三十及十月初一夜”，故春阳社首演的准确时间，应为1907年11月4日、5日、6日(18)，连演三天。
第二，首演剧名。一直以来，话剧史著都把春阳社首演剧名写作“黑奴吁天录”，但笔者搜集到的一手史料都写作“黑奴吁天”。如1907年11月初刊登在《申报》和《新闻报》上的《春阳社演剧助赈广告》《春阳社〈黑奴吁天〉新剧绍介》等文及春阳社另外在不同场合表述的剧名都是“黑奴吁天”。
第三，参演人员。欧阳予倩在《谈文明戏》中曾说：“像春阳社这样的组织，里面有绅士、有买办、有商人、有学生，成员是很复杂的。”(19)现存唯一一张春阳社社员集体照，是笔者在《月月小说》上看到的《黑奴吁天》首演谢幕后全体演职人员的合影(20)(图4)。照片上共26人，可以看出部分演员尚未卸妆。其中应有演出广告中提到的鲍鹤龄、陈运新、孙芝圃、赵萱堂、钱秀山、毛祝三、骆秉坤、管西园等8人。经笔者考证，他们均为上海绅商和知名京戏票友。也由此印证春阳社的《黑奴吁天》首演确有多名绅商和京剧票友参加，是商学两界的合作演出，而非某些话剧史著所说的由通鉴学校学生以“春阳社”名义公演。
四、《黑奴吁天》的内容与演出形式
春阳社受春柳社影响，首演也选择了林纾、魏易合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不同的是，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为留日学生曾孝谷改编的五幕话剧，是中国话剧第一个完整的创作剧本；春阳社的《黑奴吁天》则由上海作家许啸天改编，但长期以来，具体情节人们一直未知其详。
在上述《申报》的《春阳社演剧助振记》一文中，笔者还惊喜地发现有对《黑奴吁天》情节内容的介绍：“分其目曰《送学》《索债》《规夫》《别妻》《窃听》《夜遁》《落店》《索奴》《追逃》《遇友》《取汤》《赠别》，凡一十二出。……计其关目，以古籍为依归，议论与时势相激射，洵极一时之大观也。”(21)从其中对《黑奴吁天》内容的介绍可知，该剧共有12场，且学习戏曲取名方法，每场各用两字概括核心情节。笔者在与林译小说《黑奴吁天录》对照后发现，原小说共四卷46章，而《黑奴吁天》实际只选取了第一卷即前十章的内容改编。综合该文及原小说等多种信息，可以推知《黑奴吁天》的剧情大意为：解而培因欠债被迫答应奴隶贩子海留，让汤姆和小海雷抵债；解而培妻子得知，规劝丈夫不要卖掉黑奴；意里赛丈夫哲而治不堪主人虐待，与妻子告别后外逃；意里赛暗中听得主人对话，深夜携子逃生，投宿小店；海留索奴不得，带人追赶；意里赛逃出小店，冒险履冰渡河；海留带走汤姆，汤姆与家人告别，最后以解而培儿子乔治赶来赠送纪念物作为结束。该文还特别介绍了解而培妻子的深明大义、哲而治与妻子泣别、母子深夜外逃等感人情节和《夜遁》《追逃》等极具紧张情势的场面，应该说都是小说的精华部分。林纾有感于当时美国华人的命运，意识到“黄种之将亡”，欲以“引为殷鉴”(22)，因而翻译时淡化宗教色彩，突出种族压迫。《黑奴吁天》在节选改编时也是如此，着意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和反抗意识，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和时代要求。同时发挥戏剧以情动人的优势，增强情感力量，从而使黑奴受压迫的故事能跨越国界和种族而引起国人共鸣。
笔者在1907年11月2日的《申报》和《新闻报》上，还发现了落款为“桐城吴芝瑛敬白”的《春阳社〈黑奴吁天〉新剧绍介》一文。吴芝瑛是秋瑾的好友，她为春阳社的这次助赈演出亲自撰写介绍，强调《黑奴吁天》“庶可引为殷鉴，唤醒国民”(23)的进步意义。吴芝瑛以女界精英的身份极力推荐，阐明该剧的社会意义，为宣传该剧助了一臂之力。
关于春阳社《黑奴吁天》的演出形式，由于资料匮乏，长期以来未能得窥全豹。朱双云曾在《新剧史》中对春阳社首演的写实布景予以积极肯定：“至布景一端，则固发源钟声，与春阳社同时出世者。”(24)朱双云有可能看过《黑奴吁天》首演，不过他没作具体介绍。所幸曾经看过这场演出的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观感，且谈得较为全面，涉及服装化妆、场幕结构、舞台布景及表演方式等。如“登场人物，全穿新制西装”，台上黑奴，“个个都是白面孔”(25)。这样的人物服装化妆，可以在图4的《黑奴吁天》全体演职人员合影中得到印证。比如，照片中有男士穿西装配领带或领结，女性角色则穿欧式古典女装、戴饰花帽子，但全是白面孔，看不出谁扮演黑奴。再如，“戏是分幕的。与京戏班中所演一场一场连续不已的新戏，完全不同；但观众们嫌闭幕的时间太无聊。二、台上是用布景的。……而且兰心的灯光，配置得极好，当然能使台下人惊叹不止”(26)，指出该剧每幕换景，迥异于戏曲，舞台布景和灯光尤其让人惊叹。徐半梅所述与上述春阳社演出广告“所装园林山水，风雪景致，惟妙惟肖，恍如身入画图，为吾中国所创见”互相印证，使我们得以一窥该剧舞美之讲究。当然，徐半梅也批评了该剧作为话剧不够纯粹的一面：“戏的本身，仍与皮簧新戏无异，而且也用锣鼓，也唱皮簧，各人登场，甚至用引子或上场白或数板等等花样，最滑稽的，是也有人扬鞭登场。”(27)徐半梅早年常在兰心戏院观看外侨ADC剧团的话剧演出，又曾留学日本、熟悉日本近代话剧新派剧的舞台形式，无疑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熟悉西方写实戏剧的剧人。他对该剧的观感和评价颇为中肯，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从徐半梅的评述中，我们可以了解春阳社首次演出《黑奴吁天》的舞台形态和演出形式：分幕的幕场结构，有写实性化妆服装和灯光布景，有口语对白，但也袭用一些改良京戏的表演方式和方法。可以作为互证材料的还有笔者发现的在1907年11月1日《申报》第19版的一则题为“春阳社演剧助赈”的消息：“九月廿九、三十及十月初一日，春阳社社员假座圆明园演唱西国著名戏剧，译成中国词曲说白，并用西国照明服饰，装点山水园林风雪各景。”(28)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演唱”“译成中国词曲说白”等表述，证明这次演出确实有较多戏曲元素。这与本次首演有京戏名伶和票友参与有关，他们没有西方话剧的理念和经验，自然按当时上海流行的时装京戏路子来表演。
由此可知，春阳社的《黑奴吁天》虽然在演剧形态上是中西大杂烩式的，但由于它在上海西式剧场演出，并首次采用分幕的编剧方式和写实的舞台布景演出多幕剧，弥补了国内学生演剧在艺术形态上的不足，对作为剧场艺术的话剧在形态上趋于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笔者认为它与春柳社、开明演剧会等一起，共同促成了中国话剧的真正诞生(29)，为1907年成为中国话剧诞生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春阳社首演后的演剧活动
春阳社首演后生存状况如何？从首演至通鉴学校创办，有过哪些重要演出活动？对此，话剧史著也一直语焉未详，大都只有一次记录。笔者通过广泛搜索和考辨，找到春阳社多次演出活动的记录，现梳理如下。
(一)1907年12月22日在兰心戏院演出简本《黑奴吁天》
关于这次演出，春阳社在《申报》《新闻报》上都刊登了同样内容的演剧广告。如1907年12月20日的《新闻报》头版所载广告：
本社前演《黑奴吁天》新剧，极承社会称许。兹又重加排习，删繁就简，节短韵长，并加添电光景致，洵为有目共赏之作。特再定于本月十八夜假座圆明园路外国戏园开演。全本半夕光阴得窥全豹，想惠顾诸君定能首肯也。……所得看资，悉充创设音乐学校经费。(30)
从这段文字看，这次的公演时间是“本月十八夜”，即公历12月22日。这次演出是重排首演剧目《黑奴吁天》，不过有所删节，还添加并改善了灯光布景，应该说是首演的改进版，更加简炼华美。从报道这次演出的《春阳社重演〈黑奴吁天〉新剧》可知，这次重排“共九出”(31)，比首演更为精炼。另据《春阳社演剧情形》所述，该剧演出盛况空前，“外国戏园座位不及八百，往观者竟有千余人”(32)，还特别肯定了王钟声的表演：“演戏社员精神全在王熙普君一人，其余虽各有所长，宁不得称为全才。”(33)这里隐隐透露出一个信息，参演的人员已非首演的原班人马，重新排演时王钟声亲自主演，成为一剧灵魂之所在。
(二)1908年1月3日赴苏州演出《黑奴吁天》
春阳社曾在1908年初赴苏州演出，话剧史著对此都未记载。笔者在1908年1月初的《新闻报》和《时报》上，发现一则《春阳社至苏州演外国新戏广告》，全文如下：
本社排演《黑奴吁天》新戏，曾在沪上外国戏园连演四次，在青年会开演一次，极承绅商学界称许，争先惠顾，座无隙地。兹承苏州商学界赞助，特于十二月初一、初二在阊门马路大观园连演两夜，初三日即回上海。凡苏省商学界诸君，务祈早临赏鉴，盛会难逢，幸勿失之交臂也。(34)
这是春阳社首次离开上海到外埠演出，在苏州大观园连演两场《黑奴吁天》。演出时间为“十二月初一、初二”，即公历1908年1月4日、5日。朱双云《新剧史》中最早记载新剧到外埠演出是1908年4月“通鉴学校如吴”(35)，而这次春阳社赴苏州演出显然比其早了三个月。可以说，是春阳社把中国话剧的种子首次播撒到上海以外的地区，这次公演也成为苏州戏剧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话剧演出。遗憾的是，笔者在上海和苏州两地的报刊上都没有找到有关这次演出的消息报道，无法了解具体情况。
(三)1908年2月12—17日在张园演出《血手印》《黑奴吁天》等剧
这是春阳社首演后演出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演出，话剧史著都有提及，但叙述过于简略，具体时间和剧目均未说明。搜索上海报纸可知，《申报》《新闻报》《时报》三大报曾同时连登数天演剧广告，造成相当声势，也揭示了相关情况。现摘录如下：
本社去岁历在外国戏园、青年会串演新剧，极承各界欢迎。兹复假座张园安恺地，定于十一日起十六日止，连日排演《血手印》新剧，并接演《黑奴吁天》。每日由下午四点钟开幕，六点钟掩幕。(36)
演出广告透露的信息中，有两点颇有价值：一是演出时间，农历正月“十一日起十六日止”，即公历1908年2月12日至17日，共六天。这既非朱双云和欧阳予倩所认为的七天，也纠正了《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所说的“1908年2月12日至21日，王钟声为了筹措经费，率领春阳社张园演出7天”(37)；二是演出剧目，明确写《血手印》和《黑奴吁天》，可知英国侦探戏《血手印》是春阳社排演的第二个大戏。另外，春阳社在1908年2月20日的演剧广告中曾提到这次还演出了趣剧《滑稽魂》，写某留学生要刺杀某大员，但看到大员的红顶官帽又不禁屈膝谄媚，丑态毕现，引起哄堂大笑。趣剧一般放在开幕前或中间休息时演出，起到静场和集中观众注意力、延续剧场气氛的作用。这说明，早期话剧时代惯用的穿插趣剧的演出方式，春阳社已经采用。
(四)1908年2月22日在张园演出完整版《血手印》
春阳社在继2月中旬公演数天后的2月22日，又重演《血手印》。为了招徕观众，在上海三大报上连续刊登《春阳社续演外国新剧广告》，摘录如下：
本社假座张园演唱英国侦探奇案《血手印》新剧并《滑稽魂》各戏，极承惠顾诸君子嘉奖，惟分日排演，尚以难窥全豹，美犹有憾。爰议于二十一日礼拜六，仍假张园重演《血手印》，自第一本起至案获凶及特林礼拜堂成婚而止。二点半钟启幕，七点钟闭幕。(38)
另据刊登在《新闻报》上的消息《春阳社新戏》所述，该日演出的完整版《血手印》共二本六幕，“第一本第一幕《侍母窃囊》、第二幕《投案遇主》、第三幕《供役就学》；第二本第一幕《劝业招嫉》、第二幕《园趣婚约》、第三幕《怒谴伐主》”，比起《黑奴吁天》的全本“十二出”和简本“九出”，已明显减少场数，还用了“幕”这个词，且“情节离奇、串演入妙，观者莫不叹赏”(39)。消息中提到2月中旬那次《血手印》“分日排演”，可以视作后来早期话剧时代所盛行的“连台本戏”的雏形。《黑奴吁天》从完整版到简本，《血手印》从“分日排演”到完整版，这种适应观众需求的灵活多变的演出方式，反映了春阳社在舞台形式上的不断探索创新。
此外，春阳社还曾于1907年12月下旬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出《黑奴吁天》、1908年2月23日为浙江旅沪学会特别大会演出“时事新剧”(40)。从1907年12月至1908年2月，春阳社在短短四个月内举行了这么多次大型公演，从中可以看出王钟声对尝试新式演剧的决心、雄心和苦心，以及春阳社对创始期话剧舞台艺术的不懈追求和探索精神。应该说，春阳社为中国早期话剧艺术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春阳社解散时间及缘由再探讨
春阳社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有完备组织和章程的俱乐部性质的综合性社团，专注提倡新式演剧、致力于写实性舞台演出方式和舞美风格的探索，为中国新兴话剧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春阳社的解散时间及缘由问题，历来也有多种说法，下面试作进一步分析探讨。
围绕春阳社的解散时间，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1.1908年2月演出后不久解散。如朱双云《新剧史》：“戊申春正月，春阳社又演于张园，旋即解散。”(41)
2.成立不到半年解散。如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从成立不到半年这个社就解散了。”(42)
3.成立不到一年解散。如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一九八○年五月，王钟声率领春阳社到北京、天津演出，以图打开新的局面。因王钟声演剧激进而被捕入狱，成立不到一年的春阳社随告解散。”(43)
以上三种说法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较为接近，朱双云和欧阳予倩都认为春阳社解散时间大约在1908年3月之前；第三种把王钟声组织的通鉴学校和他个人从事的所有演出活动都归诸春阳社，显然有误。由于徐半梅的回忆录被许多人采信，话剧研究界大多把春阳社看作通鉴学校首演时所用之名，第三种说法又似乎影响最大。
笔者认为春阳社的解散时间应为1908年3月。重要证据是王钟声于1908年3月7日在《时报》上刊登《春阳社改并通鉴学校》，明确说“春阳社停办”；且1908年3月12日春阳社在《时报》上刊登《通鉴学校招生广告》及在《新闻报》上刊登《通鉴学校说明书》，都申明通鉴学校由春阳社改并而来。故通鉴学校的宣告成立，同时应视为春阳社解散的标志。
不过，实际情况似乎要更复杂一些，因为春阳社的名字并未随王钟声的一声停办而消失，而是不时出现在报端。如1908年6月5日的《新闻报》上，有一条天仙茶园题为“双烈传并滑稽魂”的演出广告。该消息称演剧者为“前春阳社旧社员”(44)，说明春阳社实际上已经解散。再如，笔者在1908年8月12日的《申报》上，发现春阳社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天仙茶园的演出广告中——“十六夜，仁社、春阳热心志士会串”。广告披露该晚天仙茶园共演出十个短剧，其中标明“春阳社”的剧名为“禀见得妻”(45)。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可以如此解释：王钟声宣告春阳社停办，他主持的一心追求尝试新式演剧的春阳社确实已经被通鉴学校所取代，但不排除有个别老社员仍旧借春阳社之名登台演出，他们被称为“春阳热心志士”登上演剧广告以招徕观众，这是王钟声所不能掌控的。这也说明春阳社存在期间在艺术倾向上曾有分歧，一派以王钟声及一批年轻人为代表，追求新式演剧；另一派沿袭最初春阳社新旧杂糅的艺术路子，《禀见得妻》即京戏剧目。
春阳社解散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经费不足。如朱双云说：“只以消耗过甚，入不敷出，致大好春阳，遽尔解散。”(46)《上海话剧百年史述》也沿袭此说，认为1908年2月演出后“虽然票房不错，但仍入不敷出，春阳社由此解散”(47)。诚然，春阳社从1907年9月22日成立，至1908年3月上中旬宣布停办改并通鉴学校、发布招生简章，半年内有记录的公演就有七次，在布景制作方面投入财力物力消耗过大，多次高成本运作导致春阳社难以为继确是事实。王钟声曾在《春阳社改并通鉴学校》中坦诚地说：“虽承商学两界诸君热心赞助得以成立，而经济维艰，殊难支持。”同时他也说明了另一重要原因：“且各社友皆有职业或正青年向学之时，未可顾此失彼。”也就是说，春阳社是非职业性质的社团，社员们或有职业或在求学，自然不能全力投入演剧活动。全力以赴投身新式演剧的王钟声，显然不能满足于像留日学生春柳社那样偶尔公演。经费不足和社员精力有限，是春阳社改并通鉴学校的缘由，对此，春阳社曾登报予以说明。
笔者认为，除了王钟声上述说明所提到的经济维艰和社员时间精力不足之外，春阳社改并通鉴学校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只是他难以公开言明。春阳社成立之初，社员成分比较复杂，商学界名流众多，艺术倾向和审美趣味多样。首演《黑奴吁天》时为扩大影响邀请戏曲名伶参与演出，骨干演员也多为商界京戏爱好者，以致把戏演成中西大杂烩，这显然不是王钟声倡导新式演剧的初衷。故在首演后他就调整方向，在短短的四个月内频繁举行公演，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明显的动机线索，即借“创设音乐学校”之名为培养戏剧新人筹集办学经费。可以这样说，春阳社解散的更深层原因，是王钟声试图摆脱那些爱好京戏的绅商社员，创办演艺学校培养新剧人才，开展专业性演出，实现其以演剧开通民智、改良社会的宏大理想。这从他创办通鉴学校实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戏剧专业教育，到1908年5月初首演《迦茵小传》即完全摆脱京戏影响，“把话剧的轮廓做像了”，甚至被认为“不像戏，像真的事情”(48)，可以得到印证。由此可见，以往话剧史著把春阳社解散原因单纯归于演出耗费过大、入不敷出，有失片面，没作进一步深挖。至于《中国话剧通史》认为因“王钟声演剧激进而被捕入狱，成立不到一年的春阳社随告解散”，难以找到根据，需要纠正。
以上围绕春阳社的众多疑点问题，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发掘报刊上的演出广告和消息等第一手史料，澄清订正了一些错讹，弥补纠正了诸多语焉不详和矛盾之处，尽可能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春阳社。中国话剧尽管只有百余年历史，但由于创始期正值世纪之交，又是改朝换代和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之时，相对于“五四”以后，话剧文献资料少，演出史料匮乏且搜集不易，这些都使早期话剧蒙上一层朦胧的面纱，加大了话剧史研究的难度。而且，民国初年启用公历，同时又沿袭农历纪年法，使习惯于公历思维的现代学者极易在年月日的转换方面因疏忽而出错。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史料则是历史叙述的基础和前提。从文献入手发掘20世纪初报刊上沉睡的一手资料，让它们来帮助解答历史疑点、还原历史真相，可以有效地避免学术研究中容易出现的主观臆测和以讹传讹，使中国话剧的历史叙述不断接近历史真实。
①(24)(35)(41)(46)朱双云：《新剧史·春秋》，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第6—8页，第6—7页，第8页，第7页，第7—8页。
②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43)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页，第19页。
④(47)丁罗男主编：《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19页。
⑤张殷、牛根富编著：《中国话剧艺术剧场史(1907-1949)》第一卷《新剧(1907-1916)》，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⑥(25)(26)(27)(48)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8页，第18页，第19页，第19页，第24页。
⑦《春阳社改并通鉴学校》，《时报》第1329号第1版，1908年3月7日。
⑧《通鉴学校招生广告》，《时报》第1334号第1版，1908年3月12日。
⑨《通鉴学校说明书》，《新闻报》第5394号第18版，1908年3月12日。
⑩《春阳社意见书》，(天津)《大公报》第1891号“专件”，1907年10月15日。
(11)参见《春阳社总章》，(天津)《大公报》第1892号“专件”，1907年10月16日。
(12)《春阳社开会纪事》，《申报》第12512号第19版，1907年11月26日。该消息同一天也刊登在《新闻报》和《时报》上。
(13)《阳春俱乐社成立广告》，《申报》第12450号第1版，1907年9月25日。
(14)参见丁罗男主编：《上海话剧百年史述》，第17页；刘平：《中日现代演剧交流图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1页。
(15)《春阳社成立广告》，《申报》第12451号第9版，1907年9月26日。
(16)《春阳社演剧助赈广告》，《申报》第12487号第1版，1907年11月1日。
(17)(21)《春阳社演剧助振记》，《申报》第12487号第20版，1907年11月1日。
(18)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把春阳社首演时间写成“1907年11月3日至5日”，误。
(19)(42)欧阳予倩：《谈文明戏》，《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第180页。
(20)据笔者考证，该照片最早刊登在《月月小说》第1卷第12期，1907年12月。
(22)林纾：《例言》，斯土活(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林纾、魏易译，文明书局1905年版，第1页。
(23)吴芝瑛：《春阳社〈黑奴吁天〉新剧绍介》，《申报》第12488号第20版，1907年11月2日。
(28)《春阳社演剧助赈》，《申报》第12487号第19版，1907年11月1日。
(29)参见黄爱华：《“春柳社开端说”与中国话剧诞生问题》，《文艺研究》2020年第12期。
(30)《春阳社演剧广告》，《新闻报》第5318号第1版，1907年12月20日。
(31)《春阳社重演〈黑奴吁天〉新剧》，《新闻报》第5318号第18版，1907年12月20日。
(32)(33)《春阳社演剧情形》，《时报》第1262号第9版，1907年12月24日。
(34)《春阳社至苏州演外国新戏广告》，《新闻报》第5332号第1版，1908年1月3日。
(36)《春阳社演剧广告》，《时报》第1304号第1版，1908年2月11日。
(37)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第124页。该书把演出时间写成“2月12日至21日”，而同时又说“演出7天”，两处均误。
(38)《春阳社续演外国新剧广告》，《申报》第12591号第1版，1908年2月20日。
(39)《春阳社新戏》，《新闻报》第5376号第18版，1908年2月23日。
(40)《浙江旅沪学会特别大会广告》，《申报》第12585号第1版，1908年2月14日。该广告曾于2月14日、16日、18日、20日、22日连续刊登。
(44)天仙茶园演剧广告《双烈传并滑稽魂》，《新闻报》第5479号第7版，1908年6月5日。
(45)天仙茶园演出广告，《申报》第12762号第6版，1908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