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提升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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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快发展和深度融合都是培育竞争力的过程,有利于提高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以产业集群方式提升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正在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在千帆竞发的数字经济海洋,提升竞争力必须打造“航母式”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一,量变、质变、激变。量变是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并存和比例变化中占比最多的一项,反映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孕育着新社会生成的因素。农业经济“物质”占比大、工业经济“能量”占比大、数字经济“信息”占比大。以往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都是量变的积累和促成。质变由新科技革命引发,其中的信息通信科技多点爆发、迭代、融合、升级,形成综合的数字科技。数字科技由过去对经济的工具、技巧、方法的作用,升级到资源、要素、内容的性质,数字技术和数据成为价值的主体和核心。由此,各国纷纷迈向数字技术产业化征程。但科技产业化和普遍应用一般需要几十年时间,至少也需要十年。激变发生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时,疫情使人们生活、生产、交往受到限制,促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产品、技术和平台应用的便利刺激了数字产业规模,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第二,发展态势和优劣分析。《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显示,从规模看,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15.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79万亿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7.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6万亿元)。从占比看,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5%。从增速看,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挪威数字经济同比增长34.4%,位居全球第一。《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指出,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增长至6.6ZB,这一数据产量在2021年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我国数字经济具有领先的基础设施、规模化的产业生态、丰富的数字化转型经济等优势。但较之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大而不强以及“卡脖子”等难题,数字经济的结构和质量也需调整和提高。在数字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亟待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向数字产业集群要竞争力。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的强关联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强,集群内企业纵横竞合形成关联性网络,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获得分工的好处,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是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集群竞争力不是简单的各企业竞争力的总和,而是发挥关联、配套和协同作用;不需要跟随、同质化的技术水平,而是需要差异性和原发性技术;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规划、品牌、设计,踏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是要更为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品牌运作能力、国际营销网络,增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

全方位培植产业集群竞争力

数字产业集群需多方位打造,注重机制架构和优化,增强数字经济的发展韧性、创新能力、竞争优势。

第一,从区域范围集群到虚拟范围集群。一是区域范围集群。数字产业或关联性很强的企业根据纵向分工和横向竞合关系,集合于特定地区形成产业组织。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以及企业与商会、协会、中介等机构的联系,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大量集聚,区域内这些组织之间建立起长期合作的稳定关系,如美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等都是如此。有的依托中心城市和数字经济发达区域组建成数字产业园,共建共享优质基础设施,具有适应市场需求的持续竞争力。二是虚拟范围集群。数字产业集群跨越传统产业集群的地理物理限制,依托信息网络、平台应用和数据资源,使原本不易集聚的相关企业上下链接贯通、左右协同,形成紧密配套的产业链共同体,辐射半径更广、带动能力更强。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无锡市物联网集群、合肥市智能语音集群、杭州市数字安防集群,兼有虚拟与区域集群的方式。小米集团通过工业设计平台、供应链平台等向生态链延伸,遍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川渝、湖北等地的100多家生态链企业,在设计、研发、采购、制造、质量、销售等领域协同创新,创造了上百款受用户喜爱的产品。

第二,从产业集群到全球产业链。一是产业集群。众多从事数字产品制造、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的企业和机构通过数字科技与其他科技的融合,加之各要素联结,协同制造、物流、农业、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的生产环节,并在供求关系中形成若干条产业链,打造出相对稳定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反映集群内企业不同产品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环节的关联,产业集群是产业链的空间载体。二是全球产业链。产业集群跨越国家和区域,把数字产业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整合起来,形成全球产业链。产业集群要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低附加值、非战略性环节向高附加值、战略性环节攀升,完成过程、产品、功能、链条的升级,推动数字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一个方向。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从“水平分工”转向“垂直一体化”的趋势,这就要发挥我国具有的全部工业门类的优势,将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区域或大国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上来。例如,广州主动融入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金砖国家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数字资源开放流动、数字创新平台共建、数字创新技术共研和数字创新成果共享,建设数字开放城市。

第三,从集群生态到竞合环境。一是集群生态。数字产业集群生态围绕数字化技术服务商、软件开发者、产业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等进行生态共建,加强多方协同,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产业集群内部研发、制造、流通、销售等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外部专业资源的链接,形成一个由众多合作伙伴组成的生态系统,使各主体和竞争者之间都有机会共享资源和设施,打造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产业发展生态。集群外围是更加宏观的数字中国与网络强国生态,围绕发展与安全,将发展作为产业集群安全的基础,让安全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护航。二是竞合环境。产业集群的生态有利于适应竞合环境。数字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需要政府维护秩序,创新制度,完善政策,促进产学研合作,发挥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协调行业纠纷、保证行业公正等方面的作用,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和竞争构成发展的宏观环境。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大,去年接连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试图以产业政策主导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构,影响全球价值链乃至数字产业集群的稳定性。目前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为此,产业集群同国际社会在共同维护市场原则和秩序的基础上,要讲究策略,将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改为扬长补短、自主创新。

在加快发展和深度融合中打造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和深度融合将赋能产业集群,增强竞争力。

第一,加快发展,有针对性地增强、优化、补短。一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5G、量子信息等技术优势,加强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端芯片、传感器等领域技术攻关;在通用性的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广泛融合的同时,尽快将这些综合、集成的技术变成产品,增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价值。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优化布局、结构、功能和集成的原则下,推动5G网络规模化部署和融合应用,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大企业新基础设施的优化和智能升级中,注重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等设施的建设,让中小企业共享政府投资或大企业建设的新基础设施。三是在龙头企业带动方面,要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中打造具有核心技术产品、生态构建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在支持数字经济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发展壮大中,提高大企业的引领作用,构建头部企业协同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蓬勃发展的格局。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CB Insights的统计,截至2022年9月底,全球共有1199家“独角兽”企业,这意味着有1199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其中美国公司占比54.1%,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公司占比14.4%,位居全球第二。因此,要加快创新型龙头企业发展,改善企业发展结构。四是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监管方式,构建数字化条件下的监管秩序,完善包容审慎的行业监管体制,健全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创新监管治理模式,强化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方式,提高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治理能力。通过发展重点环节,带动产业集群的生产过程升级、产品服务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等,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驱动力。

第二,深度融合,贯穿于方向、过程和作用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由表及里,深入实体经济核心,从而夯实集群中产业链的价值基础。一是在方向上,坚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协调和融合。数字化达到一定程度,网络化才能取得实质进展;资源和能力网络化连接到足够的复杂度,智能决策的技术和产业投入回报的价值才会突显,智能化才能步入“快车道”。二是在过程中,做到全方位、全链条、全要素的融合和改造。包括数智维度、资源维度、实体维度等各维度,供应、制造、销售、服务等各链条,资本、数据、技术、人员等各要素,这样才能将智能化贯穿到价值创造、数字化管理和高效运营当中,增强集群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三是在作用上,要实现放大、叠加、倍增的效应。平台配置资源可以扩大范围、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融合相关技术促成许多功能叠加、集成并产出更多小微型产品;智能促进人机和环境系统融合,贯穿态势理解、决策、指挥,将会在各环节中起到倍增、超越、能动的作用。

集群效应和发展优势体现竞争力

数字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明显效应,能够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这些效应和优势在过程中产生、在结果中体现。

第一,数字产业集群自身的效应。一是倍增效应。集群使数字产业界横向合作、纵向成链,形成规模效益、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提高区域内的竞争力。二是奖惩效应。集群形成数字产业同业竞争,优胜劣汰,促进创新。三是溢出效应。集群有利于解决企业的技术和人才短缺,促进技术和人才交流,产生技术和人才的溢出效应。四是带动效应。数字产业集群会积极地影响没有集群的数字产业企业,会辐射区域内的其他企业,这也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示范带动。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数字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一是智能发展优势。以数据密集和科技密集,取代资本密集和资源密集,通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智能系统的发展,生产出巨量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做大蛋糕”的趋势,是在处理发展中人与机器人的管控、协作、交互和人机分工的劳动关系,机器人更多担负体力劳动,人更多担负脑力劳动。如,在晋能控股集团的塔山煤矿地下500米的矿井内,掘进机滚轮旋转,块煤落在传送带,经过冲刷、筛选,精准落入集装箱内……这一套行云流水的井下作业,只需操作员在井上用电脑远程操控便可实现。二是平台发展优势。这是共享机会、资源和过程的发展方式,注重物品的使用而不必样样拥有,减少不必要的投资,这样全社会的重复、闲置和浪费现象也会减少。这将有利于“分好蛋糕”,有利于处理发展中对资源、机会和过程以及成果的分配关系。三是生态发展优势。数字化条件下,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并存中,信息占比越来越多、物质和能量占比相对减少,这是以轻资产为主的发展方式。农业社会“物质”占比大,工业社会“能量”占比大,到了数字社会“信息”占比大,从而减少对能源、自然的开发,减轻生态和地球的重负,有利于“做大和分好蛋糕”,有利于处理发展中人与自然持续和谐的共生共存关系。

总之,提升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将有力提升我国在数字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形成未来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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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网信》202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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