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骜:从出土文献看《安世房中歌》的乐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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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骜  

内容提要:《安世乐》《安世房中歌》的乐歌属性,向有争议。西汉晚期宗庙编磬有铭文“安世右高寝”,“安世”即《安世乐》,“高寝”即高祖寝殿。汉制“日祭于寝”,可考知《安世乐》乃寝殿祭祀乐歌。《西清古鉴》有“孝武西园安世榣钟”,据“东园匠”“东园主章”等职官和西汉诸陵考古钻探成果,可知“孝武西园”即武帝陵园外侧西北部的寝园,武帝寝祭亦用《安世乐》。西汉寝祭和庙祭各有其乐歌,前者今存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后者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宗庙歌诗五篇”,今存于《郊祀歌十九章》。哀帝罢乐府,“《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其十九人可罢”,这些鼓员“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房中”即寝,此《安世乐》仍属于寝祭乐歌。《安世房中歌》第三章有句曰“乃立祖庙”,因《房中祠乐》最初用于前殿后寝的栎阳宗庙,言“祖庙”兼指庙和寝,不改其寝祭乐歌的属性。

关 键 词:《安世房中歌》  《安世乐》  宗庙编磬  “孝武西园安世榣钟”  寝祭乐歌



一 对《安世房中歌》乐歌属性的几种认识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是汉乐府的重要篇章,全文载录于《汉书·礼乐志》。但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有一些疑难问题迄今未得到解决。例如关于《安世房中歌》的乐歌属性,是房中燕乐还是宗庙乐?这个问题,东汉初的班固已经语焉不详,后人更是争讼纷纷。


《汉书·礼乐志》先言“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复言“又有《房中祠乐》”,并将其与周代《房中乐》、秦代《寿人》相系联,甚至直接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显然,班固认为《房中祠乐》就是《房中乐》,而有别于宗庙乐。班固批评汉家郊庙乐歌,一则曰“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再则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更是无视“高张四县(悬)”“乃立祖庙”等句,而将《安世房中歌》逐出“郊庙诗歌”的行列。班固这种将《房中祠乐》等同于《房中乐》的观点,虽没有明说《房中祠乐》就是燕乐,但确实体现了向燕乐靠拢的诠释方向。而这可能受到了古礼和古文经传的影响。《仪礼·燕礼》篇末所附的“记”曰:“燕,朝服于寝……有房中之乐。”[2]认为“房中之乐”是燕礼的一个环节。《诗·王风·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毛传:“簧,笙也。由,用也。国君有房中之乐。”[3]也认为“执簧”所奏的是“房中之乐”。


郑玄注三《礼》明显受到班固的影响,并将“房中之乐”和“燕乐”之间的联系落到了实处。其注《燕礼》“有房中之乐”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4]注《燕礼》“遂歌乡乐”曰:“《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5]注《周礼·春官·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曰:“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6]又在《周南召南谱》中曰:“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节义序故耳。”[7]总的看法是认为房中之乐属于燕乐范畴,是“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魏明帝时侍中缪袭在奏议中用“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8]来总结这一种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安世乐》是宗庙歌诗,以王粲等人为代表。《宋书·乐志一》:“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又载缪袭奏议叙此事曰:“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9]一则曰“宗庙《安世乐》”,二则曰“登哥《安世诗》”,显然认为《安世乐》即宗庙登歌。


还有一种观点则折中上述两种主张,认为《安世乐》是宗庙乐歌,但也可以用于“哥咏燕享”,以缪袭为代表。《宋书·乐志一》记载侍中缪袭奏议曰:“袭后又依哥省读汉《安世哥》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10]


王粲、缪袭之后,认为《安世房中歌》属于宗庙飨神歌的观点占了上风,到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遂将其收入《郊庙歌辞》,以为秦汉以来历代宗庙乐歌的鼻祖。现当代学者对于《安世乐》《安世房中歌》乐歌属性的界定,基本没有超出上述三种观点,而以主张后两种观点居多。但无论主张哪一种观点,都面临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若说《安世房中歌》是房中燕乐,则无法解释其中充斥的大量歌咏“先祖功德”的诗句;若说其是宗庙乐歌,则又无法解释《汉书·艺文志》“宗庙歌诗五篇”谓何。


而究其实,《安世乐》《安世房中歌》根本就不是庙祭乐歌,而是“日祭于寝”的寝殿祭祀乐歌。终西汉一代,“日祭于寝”,有寝祭乐歌《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月祭于庙”,有庙祭乐歌《宗庙歌诗五篇》,见于《汉书·艺文志》。《安世房中歌》的这一乐歌属性,二千年来久已不为世人所知。所幸今日地不爱宝,文物昌明,借助于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和文本内证,我们还可以还原这一历史的真相。


二 从“西汉晚期宗庙编磬”论《安世乐》乃寝祭乐歌


1990年代,珠海郭汉东收藏了一批14件汉代编磬,其中11件可见刻画的铭文,古文字学者李学勤联系“汉四时嘉至磬”“绥和二年四时嘉至摇钟”“建平二年嘉至摇钟”和“孝武西园安世榣钟”,鉴定为“西汉晚期宗庙编磬”。今据李氏释文,抄录如下:


1号磬 股上边:丁,乙


鼓上边:再右,丑羽,左上□底边:嘉至


2号磬 底边:不用(?)


4号磬 股上边:午


鼓上边:大族都卒十三石左宫


5号磬 鼓上边:□二高羽癸众左,八人股端:大□加(嘉)至十五石


右一(?)(右行)


□□大□(左行)


底边:姑洗十一之石贰左丙


6号磬 股端:孝宣嘉至右二商辛堵


7号磬 股端:孝宣四时颂左一角


8号磬 股端:孝武孝昭孝宣四时南吕都卒下角


10号磬 底边:永安颂十五石均□□□堵三贰


11号磬 鼓上边:五行大族十五石午堵左筭


12号磬 鼓上边:安世右高(寝)……


14号磬 鼓上边:武德大族十……[11]


由于编磬的蚀化和铭文的磨损,很难精准地诠释这些铭文,但铭文所涉及的几大要素却是可以归纳的。大致而言,铭文涉及宗庙名、乐名、律名、音阶名、表示堵次的干支名、表示悬挂位置的方位名和表示磬的编次的数字等七类要素。其中,1号磬、6号磬“嘉至”和5号磬“加至”,当即《汉书·礼乐志》叔孙通所制宗庙乐的“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的《嘉至》;10号磬“永安颂”,当即《志》“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的《永安》;7号磬“四时颂”和8号磬“四时”,当即“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的《四时舞》;11号磬“五行”和14号磬“武德”,当即“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的《五行舞》《武德舞》;12号磬“安世”,当即“(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乐》”[12]的《安世乐》。


铭文虽只言“孝宣”“孝武孝昭孝宣”,李学勤联系《礼乐志》之文,将其释读为“宗庙名”,是非常正确的。古人也早有类似行文义例。《宋书·乐志一》:“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13]此处“汉诸帝”,即指汉诸帝庙。故6号磬“孝宣嘉至”,实谓孝宣庙《嘉至》;7号磬“孝宣四时颂”,实谓孝宣庙《四时颂》;8号磬“孝武孝昭孝宣四时”,实谓孝武庙、孝昭庙、孝宣庙《四时》。


但12号磬“安世右高寝”,却显然不同。李学勤认为“‘高寝’即高祖庙寝”,恐不确。按“高寝”即高寝,即高祖寝殿或寝园。也就是说《安世(乐)》乃是奏于高寝,而不是奏于高庙。这是《安世乐》与《嘉至》《永安》《武德》《四时》《五行》等乐的重要区别,即二者施用的祭祀场所不同。西汉诸帝的庙和寝是分建于两处的。汉十二年(前195),高祖刘邦崩后,在长安城中建有高庙和高寝,二者并不在一处。《汉书·叔孙通传》晋灼注引《黄图》:“高庙在长安城[安]门街东,寝在桂宫北。”[14]其月游衣冠时,行经的路线是从高寝沿雍门大街东行,至安门大街后折而南行,再到“安门街东”、长乐宫外西南隅的高庙。孝惠四年(前191),因叔孙通谏言“复道”(连接未央宫和长乐宫的天桥)不宜在衣冠道上,又于渭北建原庙。此外,高祖长陵垣北侧又建有寝园,陵旁又立陵庙,史家不言何时。《汉书·韦贤传》所附《韦玄成传》曰:“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15]此处“园”即寝园,寝园中建有寝殿和便殿。12号磬所言的“高寝”,当即高祖寝园或寝殿。但无论是长安城中的高寝,还是高祖陵园的高寝,其和高庙都不在一处。所以,严格地说,12号磬不属于宗庙编磬,而属于寝殿编磬。


西汉诸帝庙分京师庙和郡国庙。其京师庙主要是陵庙,长安城中又建有太上皇庙、高庙和孝惠庙,渭北又建有高祖原庙。其陵园中又建有寝殿和便殿,周以墙垣,谓之寝园。《韦玄成传》总述元帝即位之初汉帝庙寝祭祀制度曰: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16]


其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句,颜师古注:“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庙,岁二十五祠”句,晋灼注引《汉仪注》:“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祠,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17]是则汉代庙寝祭祀名目繁多,其岁时祭祀,除每月一次的游衣冠之外,还有时祭,即四时祭祀,即《尔雅·释天》所言的“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18],在便殿举行;有月祭,一岁二十四祠,闰年二十五祠,在庙举行;有日祭,每日四上食,在寝殿举行。按寝殿,即寝室、内室,汉人又谓之“房中”。所谓“房中祠乐”,实即寝殿祭祀乐。就其乐歌属性而言,《房中祠乐》《安世乐》《安世房中歌》实皆寝祭乐歌。12号磬“安世右高寝”铭文表明高祖寝殿所奏乃“《安世(乐)》”,这是《安世乐》乃寝祭乐歌的铁证。


三 从“孝武西园安世榣钟”再论《安世乐》乃寝祭乐歌


清代学者梁诗正等编撰的《西清古鉴》,成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共计收录清宫所藏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该书卷三十六录有“汉角钟”2件,其中一件的铭文是:“孝武西园安世榣钟巳中角。”编者按语曰:


按《汉书》:“《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此铭曰“安世”是已。前称“孝武西园”,则茂陵也。“巳”者,编列次第之号。“中角”者,意是钟之律,于五音盖中角。前云“摇钟”,意于搏击者异,然不可考。[19]



其所考证铭文中的“安世”,即《汉书·礼乐志》所言的《安世乐》,可成定论。但其考证“孝武西园则茂陵也”,则不够准确。确切地说,“孝武西园”乃是茂陵中的寝园;“孝武西园安世”,实谓“《安世(乐)》”乃奏于茂陵寝园中的寝殿祭祀乐歌。


为什么说“孝武西园”乃是茂陵寝园呢?“西园”是一个相对的称谓,是相对于“东园”而言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包括“东园匠”在内的十六官令丞,颜师古注:“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20]终西汉一代,除太上皇陵和昭灵后陵之外,凡称“陵”者,皆谓帝陵或后陵。故“东园”实指皇帝陵园和皇后陵园,“东园匠”即主作帝后陵园内器物的少府属官。《表》又载:“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颜师古注:“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21]史家不言“东园匠”和“东园主章”的初置之年。出土秦封泥有“东园大匠”“东园□□”[22],可证秦代已有“东园”类职官的设置。汉初封泥有“东园主章”“东园章丞”[2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东园主章”,秩六百石[24]。秦官“东园大匠”“东园□□”的初置时间未详,其“东园”的含义不明,但最大的可能是来自秦“东陵”,即“东陵园”之省称,是相对于雍都的秦公陵园(西陵园)而言的。汉官“东园匠”即东园大匠,乃承秦制而设。但到景、武时期,随着西汉帝后陵园布局的定型化,“东园”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综述西汉帝后陵园和寝园的相对位置关系说:


高祖长陵和吕后陵、惠帝安陵的寝园均位于陵庙的北部,阳陵的寝园可能位于帝陵的西南面,也有可能位于陵园的西北部。武帝的寝园位于茂陵陵园外西北部……武帝李夫人陵西北部也有一处建筑遗址,推测应是李夫人的寝园。从武帝茂陵起,帝陵寝园的设置基本定型,均位于陵园后部一隅,具体地讲,咸阳塬上的帝、后陵的寝园皆位于其陵园外西北部,寝园的南墙一般利用陵园的北墙,西墙基本在陵园西墙的延长线附近,东墙不超过北司马道,平面为长方形。平陵及上官皇后陵、元帝渭陵及王皇后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皆如此。平帝康陵附近目前没有发现寝园遗迹。[25]


可见在景帝之前,“高祖长陵和吕后陵、惠帝安陵的寝园均位于陵庙的北部”,文帝霸陵的寝园位置仍有待考古确认[26]。而景帝阳陵的寝园“可能位于帝陵的西南面,也有可能位于陵园的西北部”,总之,其相对于景帝陵园是位于偏西的位置。自武帝茂陵起,咸阳塬上的帝后陵的寝园皆位于其陵园外侧西北部,而以陵园北垣西段作为寝园的南垣东段。这种陵园布局,奠基于景帝朝,而定型于武帝朝。以其相对方位关系而言,帝后陵园在东,故可称“东园”;其寝园在西,故可称“西园”。


基于上述秦汉时期“东园大匠”“东园主章”等职官和陵园布局的考辨,可以确定汉角钟铭文中的“孝武西园”即位于武帝陵园外侧西北部的寝园。“榣钟”即谣钟、歌钟。“巳中角”为乐悬巳堵中间位置的角钟。“孝武西园安世”即茂陵寝园祭祀所用的《安世乐》。


《西清古鉴》所收录的“孝武西园安世榣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一,它和12号磬“安世右高寝”铭文一样,以乐器铭文的实物形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安世乐》乃寝殿祭祀乐歌。其二,它还证明了不仅汉高祖刘邦的“高寝”中演奏《安世乐》,而且“孝武西园”的寝殿中也演奏《安世乐》。


四 西汉寝祭和庙祭各有其乐歌传世


关于庙寝制度的演变,汉末学者蔡邕《独断》曰:


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奕奕”,言相连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7]


其所言“古学以为”的宗庙之制,实乃周制。因为其前庙后寝相连的布局,故总谓之“宫”,又谓之“宗庙”。言“宗庙”,可以包括庙和寝。但战国中期,礼崩乐坏,三晋、秦和中山等诸侯国开始于墓侧建“堂”,这是后世墓侧建寝的前身。至秦始皇“出寝”,即建寝殿于墓侧,将寝和庙分隔开来。蔡邕说“汉因而不改”,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下文有述,但至少自汉高祖刘邦起,高庙和高寝就分建于两处。因此,自高祖起,西汉诸帝的庙和寝就是分两地而建的,庙中藏神主,月祭于庙;寝中藏神座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日祭于寝。二者既不在一地,其陈设和祭祀礼仪也是不同的。此时言“宗庙”指的是庙,不宜再包括寝。


自高庙和高寝分建两地起,其庙祭之礼和寝祭之礼有异,二者所用的乐歌也是不同的。


关于其庙祭之礼,《汉书·礼乐志》曰:“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28]考其宗庙祭祀的流程,其宗庙歌诗只能奏于“干豆上,奏登歌”这一环节。高、惠、文、景四朝,“奏登歌”所用何种乐歌,史籍无载,但到武帝时期,宗庙乐“奏登歌”所用何歌是可以考知的。班固《两都赋序》:“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29]其所谓“郊庙”,以地言,乃郊宫和宗庙;以礼言,乃郊祀和庙祠。班固所举歌诗四篇,应有遗漏。《史记·补乐书》:“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30]上述五篇歌诗,按班固之言,是“荐于郊庙”的。《汉书·艺文志》载有“《宗庙歌诗五篇》”,即此。因其一诗二用,班固没有以《宗庙歌诗五篇》为题载录其歌辞,而是在《郊祀歌十九章》中全录这五篇歌诗,十九章中的《天马》即汲黯所言的“得马诗”,《景星》即《宝鼎》,《齐房》即《芝房》,《朝陇首》即《白麟》,《象载瑜》即《赤雁》之歌。


关于其寝祭之礼,上引《韦玄成传》“日祭于寝”“寝,日四上食”,已说明寝祭的地点为寝殿,祭祀的主要内容是每日四次上食。《礼记·王制》“天子食,日举以乐”[31],《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32],汉帝事生如事死,寝祭上食亦奏乐。《韦玄成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悼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后]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33]主要说明了30所寝园一岁祠上食的次数和所用的人数,其中仅“祝宰乐人”就高达12147人,可见寝祭上食奏乐的频次之密和用人之多。上文已据12号磬,考知“高寝”寝祭用《安世乐》;据“孝武西园安世榣钟”,考证茂陵寝园寝祭也用《安世乐》。综而言之,《安世乐》乃西汉皇帝寝殿祭祀乐歌。其歌辞今存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西汉诸帝后寝园寝祭之乐,并非仅有《安世乐》。《汉书·外戚传》:“宣帝立,乃改葬卫后,追谥曰思后,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焉。”颜师古注:“葬在杜门外大道东,以倡优杂伎千人乐其园,故号千人聚。其地在今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是。”[34]则思后园寝祭之时,此“倡优杂伎千人”必然演奏其“伎”,以为上食之乐。《长安志》引《关中记》曰:“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安陵啁也。”[35]则惠帝陵园寝祭之时,也必有“关东倡优乐人”表演其“啁戏”,以为上食之乐。


西汉庙祭和寝祭皆用乐歌的制度,深刻影响了东汉的庙陵祭祀制度。西汉宗庙乐“干豆上,奏登歌”用《宗庙歌诗五篇》,东汉宗庙登歌用宗庙食举六曲;西汉陵园寝祭用《安世乐》,东汉陵园寝祭则用上陵食举八曲。《宋书·乐志一》叙其乐曲曰:“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36]西汉寝祭之礼,东汉改曰上陵之礼,其上陵食举八曲皆不传。这是后人不知《安世乐》乃寝祭乐歌的重要原因。


至魏文帝黄初三年(223),下诏“高陵上殿皆毁坏”,又自作《终制》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37]。寝殿祭祀制度至此中绝。这是后人不理解《安世乐》乃寝祭乐歌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 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房中祠乐》《安世乐》《安世房中歌》乃寝祭乐歌考证如上,还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补充说明。


一个是哀帝罢乐府涉及《安世乐》的问题。《汉书·礼乐志》载此事曰:


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其罢乐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皆可罢。”奏可。[38]


这说明除太常太乐令所领的寝祭上食“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之外,少府乐府令还领有一支规模仅有20人的“《安世乐》鼓员”。此“《安世乐》鼓员二十人”,是和其他七鼓(乐队)一起,在“朝贺置酒”时,“陈前殿房中”的。汉人所谓“房中”,即寝室、内室,在皇家当然就是寝殿。一方面,这并不改变《安世乐》乃“房中祠乐”或寝殿祭祀乐歌的属性。另一方面,这其实还隐约说明西汉朝会之仪中,在前殿正殿“朝贺置酒”的同时,在“前殿房中”还可能陈设先帝神座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并上食演奏《安世乐》等寝祭乐歌。《外戚传》载哀帝即位,下诏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于前殿。”如淳注:“庙之前曰殿,半以后曰寝。”[39]如淳注以古宗庙之制解释“前殿”,并不符合汉制;而遍考古籍,也未见称庙曰“前殿”者。按元帝三男,王皇后生成帝刘骜,傅昭仪生定陶恭王刘康,冯昭仪生中山孝王刘兴。以帝者谱系而言,刘康乃小宗,本无资格“序昭穆”;以“别子为祖”[40]而言,刘康乃定陶恭王一系的太祖,自身又有何昭穆可序?只因哀帝以小宗入继大统,追封其父为恭皇,才具备了“序昭穆于前殿”的资格。西汉长乐宫、未央宫、甘泉宫和建章宫皆建有前殿,依据《汉书》的行文义例,其所云“前殿”,若无上下文特别说明,则皆指未央宫前殿。故此“前殿”,也应该指未央宫前殿。既然有此“序昭穆于前殿”之事,则未央宫前殿很可能有摆放汉家先帝神座或神主的房间,此房间当然不可能在正殿,而只可能在寝殿、在“前殿房中”。这是“朝贺置酒”时《安世乐》等八鼓鼓员“陈前殿房中”的礼制前提。


另一个是如何理解《安世房中歌》第三章“乃立祖庙”句的问题。既然《安世乐》乃用于“高寝”“孝武西园”的寝祭乐歌,那么,为何歌辞中会有“乃立祖庙”这样的词句?


上文已说西汉的庙寝制度比较复杂,蔡邕所谓“汉因而不改”之言并不能涵盖其全部情况。学界对于西汉时期的庙寝制度,已有很多成果,但对于“栎阳宗庙”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栎阳故城已历经多次考古发掘,已确认一号、二号和三号3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即文献所载的秦至汉初栎阳”。勘探发现三号古城前后两期北墙、西墙,“在北墙以南、西墙以东,勘探发现了由南向北编号为一至四号建筑的4个大型夯土建筑台基”[41]。故基本可以确定一至四号建筑即应该是秦汉栎阳宫,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建筑应该是栎阳宫前殿。汉二年(前205)所建的栎阳宗庙,应该就在栎阳宫附近,虽仍有待于考古发掘确认,但其祭祀对象和形制布局还是可以讨论的。


关于栎阳宗庙的祭祀对象,历史上本无争议。近年来有学者曲为新说,或认为栎阳宗庙祀秦末诸侯所尊立的楚怀王义帝[42],或以为“栎阳宗庙有可能是刘邦为其父,或者为自己所立的生庙”。这些新说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史记》《汉书》对刘邦家族世系记载却相当疏略,甚至连刘邦父、祖名讳亦付诸阙如”,故“于栎阳宗庙中受祭祀者,不可能是刘邦之祖及以上历世祖先”[43]。但这种理由其实并不充分。《史》《汉》固然未载刘邦之祖及以上历世祖先的名讳,但栎阳宗庙建于汉二年,其时刘邦之父刘太公尚在世,太公宁不知其父祖之名乎!因此,栎阳宗庙受祭者乃刘邦先祖,本不应该发生疑问。至于其始祖追溯到何人,是否如后世一样追溯到帝尧,史家失载,我们也只好阙而不论。


尤应注意的一点是,栎阳宗庙建于关中,而刘邦先祖的坟墓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沛郡。故可推断栎阳宗庙的形制布局,只可能是周制的前庙后寝。汉初,太上皇庙在香室街南冯翊府北,高庙在安门大街东,孝惠庙在高庙西,三庙皆在长安城中长乐宫附近,这仍然带有周制“宗庙、社稷皆在库门之内,雉门之外”[44]的遗意;但高寝在桂宫北,已经吸纳了秦始皇“出寝”、分建庙寝于两地的秦制因素。至文帝在长安城南建顾成庙,景帝建德阳庙于渭北,“居陵旁立庙”、出寝于墓侧的汉制才开始形成。因此,西汉前期,其庙寝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周制逐渐过渡到汉制的历史过程。而栎阳宗庙前庙后寝的这一布局,正是《安世房中歌》第三章“乃立祖庙”句背后的礼制建筑基础。


在汉二年到十二年之间,栎阳宗庙实际承担着刘氏“祖庙”的祭祀功能。《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45]立栎阳宗庙,是萧何承袭秦的宗庙制度,昭告汉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其时楚汉相持不下,刘邦常年领兵在荥阳京索一线与项羽西楚军对峙,于宗庙礼乐之事恐怕无暇亲事。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在垓下之战中打败项羽,当年正月(在武帝太初改历之前,汉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一年的第四月)即皇帝位,六月入关,都栎阳。七年(前200)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从栎阳徙治长安城,都长安。自汉五年六月至七年二月,是刘邦“天下大定”之后长居栎阳的时段。《汉书·礼乐志》:“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46]史家只言“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不言在刘邦生前这些乐舞的用途。其实,这些乐舞最初当是为栎阳宗庙而作。其中,更名舜《招舞》曰《文始》,又作《昭容乐》《礼容乐》,事皆在高祖六年;作《武德舞》,事在四年。汉隶“四”字常书作“亖”,与“五”字形近,疑此“四”字乃“五”字之讹。盖此舞“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当作于五年十二月灭西楚、当年六月入关都栎阳之后。可见汉五、六年间,是汉朝集中制作宗庙乐舞的时期,这一时期恰在刘邦长居栎阳的时段之内,其与栎阳宗庙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礼乐志》又言“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47],皆不言其具体的年月,考其事由,也应该是在汉五、六年间。高祖制《武德》《文始》等乐舞,叔孙通制宗庙乐,与唐山夫人作《房中祠乐》,是互相联系的三件事。前两者用于栎阳宗庙庙祭,堂上登歌,下管乐舞,舞《武德》《文始》之舞;后者用于栎阳宗庙寝祭,乃述高祖“我定历数”“盖定燕国”“乃立祖庙”的功业,告其开国立庙之成功于先祖之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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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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