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改革开放史，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不断发展，相应的理念、战略、政策、机制等与时俱进，渐成体系。其中，各种交易展会、博览会、论坛等对外开放的平台迅速发展，形成平台网络，发挥内外融通的功能，有力支持和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平台是指由我国相关机构举办的，具有服务中国对外开放的功能、有一定规模且定期举办的交易会、展览会、博览会、国际论坛等。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则是指多个平台形成联动共振，具有更大范围和更丰富功能的网络。这些平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参与和创建的国际合作机制，如WTO、东亚合作、APEC等，又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亚投行等。第二个层次则是国内相关部门主办的各种形式的论坛和博览会等，数量庞大，功能齐全。以上两类平台相互交织连接，协同共生，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平台网络，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兴起的内在逻辑及意义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及其网络的兴起是对外开放战略的产物，其规模之大、效用之高、意义之重，促使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策略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手段，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史和全球共同发展史的重要现象。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兴起的内在逻辑。从事实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加入WTO和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并创建博鳌亚洲论坛、东亚合作、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对外合作机制；发起“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多种对外开放倡议。这些机制和倡议的落实均需要平台及平台网络的支撑，故后者的兴起符合一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规律。从深层次看，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对于强大内外融通能力的需求，解决了进出平衡的矛盾。中国对外开放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需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在出口，中国迅速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第二阶段则是重在进口，旨在形成全球最大的最终市场。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单一平台、单一功能、单一渠道难以满足多元市场、巨大规模、多样供需的矛盾，而平台网络则可以满足上述要求。建立并不断发展平台网络，能够比较有效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并以网络形式联通起来。在此基础上，国家和各类主办方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平台网络建设。只要有新兴合作领域与合作机制出现，就会诞生相应的国际化服务平台，随着相应的综合服务和配套功能越发先进齐全，网络赋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益就越高。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策略模式。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策略是对相关平台和网络主动应用运营。一是提升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战略地位。我国将对外开放平台网络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依托。近十年来，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应用策略更加稳定成熟，在对外开放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上升，服务主场多边经济外交。比如，进博会在疫情期间为国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实现各种平台的差异化发展。我国“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以及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统筹各种平台网络。系统集成是“十四五”时期中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涵之一，强调凝聚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比如，外交部举办的蓝厅论坛每次邀请一个省份，向驻京使团、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主流媒体等作对外开放宣介。同时，每个省区市和大的区域又有自身特色和能力禀赋，一些边疆地区还积极推进毗邻的国际次区域合作，都需要做到差异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和无效竞争。三是加强平台网络的功能建设。首先，整体评估和规划功能。每次论坛或展会都将对外开放的整体发展或相关部分作出评估，并为未来发展作出规划。其次，强化平台对政府—市场—社会的连接功能。借此提高平台运作和服务效率，将论坛功能进一步机制化、日常化、模块化、数字化。最后，加强具体领域的专业服务功能。这对专业类对外开放平台来说更为重要。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重要意义。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发展和运筹是中国国际战略创新在对外开放领域的表现。一是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平台公共产品。中国对外开放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以进博会为代表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平台网络，为内外融通和共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二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品牌效应。中国对外开放的品牌可以是各类产品性品牌，也可以是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等产业性品牌，更可以是进博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平台式品牌，而能够将产品、产业、平台等品牌整合在一起的则是平台网络品牌。三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传播平台。平台即传播。中国蓬勃发展的开放平台网络，是传播中国开放故事和世界共同发展故事的优质平台。四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商业文明。大国的兴起带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塑造新时代的商业文明。中国对外开放讲求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提倡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网络能够汇聚不同文明、地域、习惯、风俗，再通过专业化、机制化、数字化等手段赋能，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世界新商业文明形态的生发扩散。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发展空间
从国际战略环境看，危机中孕育新局。中国对外开放面临多重不利因素：一是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力量的角力。二是美国实施对华战略遏制，热衷于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组建各种“科技同盟”和“民主同盟”等试图割裂世界与中国的联系。三是G7先后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3W）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倡议，企图抗衡和替代“一带一路”倡议。四是国际战略危机加剧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开展经济合作的成本增加，给中国对外开放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危局也孕育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诸多机遇：一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路径依然是全球共同发展。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信心，起而行之，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推动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可美西方的逆全球化政策，期待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疫后世界经济复苏。三是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认识到本国政府对华遏制的战略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将加剧美西方自身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呼吁开展战略经济对话合作。四是中国各类对外开放平台在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日趋断裂的世界中起补链和连接功能。因此，平台网络仍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生命力。
从国内环境看，新形势开启新局面。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两大主流，驱动对外开放的前沿实践。首先，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对外开放新动力。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并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坚持对外开放，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打造数字经济发展一流生态，推动“由大变强变优”的变革跃升。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十四五”时期将会见证数字经济、互联网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有序扩大。其次，加快绿色发展增强对外开放竞争力。中国生态文明的新局面已经开启，新发展理念引领绿色发展新动能加速迸发。碳中和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全面经济转型，未来绿色经济的规模至少将达到数百万亿元。中国正积极扩大绿色低碳产品、节能环保服务、环境服务等进口。同时，中国绿色技术、绿色装备、绿色服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前景广阔，吸引外资绿色转型的动能格外强劲。
从平台本身发展看，数字化催生新变化。世界各国以自我催化为特征的平台建设在新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时代加速演进。在企业层面，平台建设的发展日趋成熟。一些跨国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不断推进平台建设，形成行业内全产业链，以及跨行业和跨领域的平台网络。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的结合。例如，京沪广等地多家单位正在以“政产学”协同合作的方式，联合组建虚实交互综合性创新平台和创新中心，丰富完善了“以虚促实”和“以虚强实”的虚实交互发展路径，形成政产学密切合作的“敏捷治理”方式。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帮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培育新的平台经济文化。本文所关注的国家层面的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可以充分抓住内外融通需求增大的有利条件，依托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大力支持，用好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借鉴企业平台建设创新经验，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提质升级，进入新的成长期。比如，可将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平台网络与覆盖全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网络相结合，发挥全球网络协同优势，为中外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供应链服务，包括协助开展区域性采购、产品销售、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同时，进一步打造和激发数字基础设施潜力，通过数字化、云化、移动化、IoT（物联网）化等前沿实践，不断强化平台对政府—市场—社会的连接功能，规避脱钩断链的战略风险，引导全球产业链良性调整变革。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模式优化
中国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可从统筹规划、网络效应、内外融通三方面入手开展模式优化，实现自身发展策略向运行效能的转化，丰富对外开放的前沿实践。
第一，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中国对外开放的网络平台建设并非一开始就有统筹规划，而是在各种平台尤其是地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后，才具有一定国家层面的协调。但这种协调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也没有统一管理机构。相关部委和省份举办各种论坛和展会的积极性很高，难免存在重复建设、相互竞争以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的发展协调，实施灵活的宏观调控，以解决平台网络快速扩张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一是建立部际协调机制全面指导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创新改革工作。各部门和地方在平台建设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可在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其他部委间成立部际协调机构，充分依靠各部门和地方复制推广经验成果。二是根据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从国家层面统筹好各地区开放平台建设分工，各有侧重，有针对性地在不同领域推进相关改革。创新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分布式和统一调度，着力构建多元共进、区域联动、产业融合的发展格局。三是建立政策措施保障机制，研究支持开放平台“全国一张网”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各地方结合自身创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四是建立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分级评价管理制度，鼓励具有国际知名度和较高转化率的地方平台升级为国家级。加强监督评估和推广应用，组织对试验区域进行年度监督检查和第三方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宣传推广典型经验。
第二，提升对外开放平台网络的网络效应。一是加强综合性平台与专业性平台的协同。如何加强综合性平台的作用，处理好专业平台间横向协调问题，是中国对外开放网络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专业性平台需将流量思维转变成用户思维，真正通过服务这一核心竞争力留住客户，打造跨平台利益共生关系。由综合性平台连结不同领域专业性平台，共建业务生态，提供集成解决方案服务主体参与中国对外开放。二是加强政府平台与民间平台的协同。政府平台旨在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实现标志性成果转化。民间平台可积极推动人员互访和文明交流互鉴，深化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地方层面的交流合作。政府平台为民间平台推介优势资源，促进项目合作；民间平台在广泛交流中形成共识，供政府部门做决策参考。三是加强传统内容平台与新兴领域平台的协同。全球经济转型实践印证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互为依存。平台载体是二者协同发展的实施主体，故两类开放平台的协同融合势在必行。可鼓励传统内容平台与新兴领域平台围绕绿色金融、产业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合办博览会、论坛等，实现优势互补，助力产业升级。四是省级平台以及区域平台之间的协调。省级平台是开放平台网络机制创新的重要载体，区域平台要加大赋能放权力度，重点关注区域层面开放资源的总体布局和定向分流。可以组织省级平台筛选自身优质经验开展观摩交流和互学互鉴，安排专家研究评估各省平台试点经验政策，在区域经济圈联动复制推广，实现规模效应。
第三，提高对外开放平台网络内外融通的效率。一是提高平台的投入产出比。当前，一些平台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效益比较低，有的甚至引起财政负担。有的单位为追求政绩仓促上马平台项目，缺乏科学严密的可行性研究，导致虎头蛇尾。相关主管部门需制定完善对外开放平台绩效管理规划，确定关键指标、重点工作目标和绩效管理重点目标，并提供充分的组织保障。二是提高平台的转化率。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联通内外，将政府的倡议和政策、企业的供需、智库的智慧等高效整合，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形成可落地实施的项目。目前，很多平台看上去“热闹”但实际转化率并不高。在试行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后，宜继续深挖技术应用潜力，同时开展复合型会展人才培训，推动塑造智能化引流—接触—转化的生态闭环。三是提高平台的机动灵活性。平台一旦建立，就会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政策配套，趋于形式化和固定化。如果不能根据内外形势的快速变化，提前做出预判和调整，容易流于僵化，难以提供市场和社会所需的平台功能。可鼓励成立对外开放平台网络智库联盟，针对内外部环境和网络自身演化展开深入分析研讨。四是提高平台的数字化赋能。当前，数字化赋能是时代发展的特征，平台建设尤其需要数字化赋能，需汇集国内外相关数据以提升内外融通效能，提供精准服务。但目前碍于数据交换的困难，以及国内外数据监管和数据安全问题，绝大多数平台的数字化赋能仍受到较大限制。可从数字化（如智能供应链）、云化（如应用云化）、移动化（如精准服务体验）、IoT化（如工业智能）入手，逐步带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翟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