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规律性和多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1 次 更新时间:2023-02-16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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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刚  

[摘 要]马克思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探索表明,现代化发展既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可以有其多样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路既突破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也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深刻体现了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我们必须坚持战略定力,深刻把握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挑战,不断开拓新局面,取得新胜利。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规律性 多样性 创新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曾对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尽艰辛,终于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70多年来,中国从最开始的一穷二白,到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路是正确的。这条新路既突破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也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体现了现代发展的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拓宽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规律性和多样性:马克思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探索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P566)促进了国家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消灭了各国的闭关自守状态,也使不发达国家遭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使其发展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制约。这种遭遇将产生什么后果,不发达国家是否要继续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有不同的选择?现代资本主义给不发达的东方送来的,究竟是文明的福音,还是灾难?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大致以19世纪7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他主要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看,主张资本主义现代性对落后世界的统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具有某种必然的合理性;在后期,他则认为,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同时存在,在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情况下,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能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


第一,不发达国家无法逾越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规律。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经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亚洲就会沉睡不醒、停滞不前。因此,英国和欧洲不得不承担推广文明的使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作发达的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而推广到东方。对印度的入侵只是英国传播文明的一种形式,由此带来的灾难是文明传播的一个正常代价,虽然有些伤感,却具有历史的正义性。


正因如此,针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灾难,马克思认为,虽然不列颠人没有给印度民众带来解放,反而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分工,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这种破坏性“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在履行它们所肩负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2](P691)时所难以避免的代价。进一步说,在马克思看来,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现代文明战胜传统文明,虽然会带来很多苦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顺应而无法拒绝。


然而,历史发展是复杂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导致了东方对西方的从属,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必然要按照其全部的面貌来改变世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非资本主义的存在为条件的,英国资本主义“它不仅没有对印度进行‘现代化’,反而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把印度退回到了更为古老的非资本主义的形态。这种对印度社会进行‘传统化’的战略,被指责为通过牢固地确立甚至创造早已过时的地主—农民关系使得印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倒退”。[3](P83)即使是现在的印度,虽然被鼓吹为民主国家,但落后的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第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规律性、多样性。在马克思晚年,为了回答俄国著名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询问,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阐述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宝贵思想,从而为落后国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欧现代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设想。


一方面,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既可能重复也可能避免西欧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并没有把《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当作普世模式,试图提供一把解决历史发展问题的万能钥匙。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批判殖民当局为了扶植大土地所有制,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歪曲、诋毁并强制瓦解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做法,认为这些做法给殖民地社会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深重的灾难。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虽然公社的孤立性为专制制度提供了基础,但俄国农村公社已经不同于原始的公社,而具有两重性。公社存在私有制的因素,如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使人们的个性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最重要的耕地仍然公有,这又为社员之间的平等关系提供了保障。这种两重性使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要么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要么相反。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4](P586)马克思并没有把西欧的道路强加于俄国,也没有像民粹派那样认为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可以自然生长出共产主义,而仅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4](P574)马克思认为,由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因素有可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支点,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可以发展,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生。


而获得新生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砍断伸向公社的魔爪,并利用机器大生产对公社进行物质改造。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4](P582)并且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二者缺一不可、互相补充。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先进技术支持,仅凭农村公社本身则不能内在地发展出生产力发达的共产主义。


显然,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教条化、简单化,而是综合了人类学和世界历史视野的广阔性,立足俄国农村公社与原始公社的特殊性,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及其在选择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平等性问题。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像民粹派那样否认政治经济学的规律,认为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可以自然地生长出共产主义。相反,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政治经济学规律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即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情况下,俄国农村公社在得到西方先进生产力支持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的起点,从而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指明了另一条道路。


概言之,不发达国家只有在开放中、在积极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跨越,才能避免或者缩短资本主义的苦难。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是以世界历史中存在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社会形态为前提的,是以世界历史的不可跨越为前提的。所以,正是由于交往的影响和“历史正在向世界历史转化”,单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选择,在遵循政治经济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可以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多样性。质言之,马克思晚期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并没有颠覆,而是进一步补充、丰富了其早期的结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尽艰辛,终于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长期遏制,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70多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发展的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拓新局面。


第一,奠定“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敌视和遏制,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现代化建设问题,为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高度重视现代化建设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才能巩固。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现代工业对于中华民族独立具有重要意义。“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5](P146)而“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6](P1080)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要完全巩固,“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7](P268)否则,挨打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8](P223)


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为了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地位,避免陷入挨打局面,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8](P350)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求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广为传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


制定“两步走”的现代化赶超战略。毛泽东认为,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必须辩证地看问题,既要有信心实现赶超,又要充分考虑到经济落后带来的困难。因此他冷静地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9](P31)为了实现这个百年目标,在1963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实现现代化的方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敌视、遏制和技术封锁,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难以获得马克思设想的发达西方在先进技术上的大力支持,再加上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紧张和苏联专家的撤离,使得中国不得不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毛泽东认为,民族独立是民族发展的前提,中华民族发展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坚决维护中国主权的独立,反对依赖外国,反对苏联对中国农业国的安排,要求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新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的自主创新,打破了少数国家的核垄断、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创新探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国家计划为主导,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农业和轻工业的模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10](P232)从1950—1977年,我们工业产值以年均13.5%的速度增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真正站起来了。


第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科学研判国情与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1](P29)的新阶段。江泽民、胡锦涛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断丰富发展现代化的新定位、新部署、新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开拓现代化的新动力、新路径。改革开放实现了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了更加强劲的动力。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极大地突破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开拓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接通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高起点上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的实行,特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使中国的现代化走出了半封闭的圈子,走上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一方面,对外开放促进了技术交流,使得我们有更多机会吸收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从而“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0](P111)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强化了我们的竞争意识、忧患意识,要求我们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现代化水平,促进生产和技术的变革。


立足实际,积极推进递进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部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好高骛远、盲目跃进。为此,邓小平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提出了由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三步走”递进发展战略。在完成前两步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又对第三步发展战略进行了细化,提出了“小三步”的新思路,由一个百年目标拓展到两个百年目标,从而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美好理想铺就了更加科学、扎实和催人奋进的台阶。不仅如此,自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把小康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来以后,就一直成为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接续奋斗的目标,而且其标准也在提高,从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再拓展到全面建成小康,指引着中国人民不断奋勇前进。


不断丰富和拓展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现代化认识也不断发展,要求也不断增加,由最初的两个文明、两位一体拓展到“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这种拓展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遵循和深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成功开辟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从落后时代、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人民生活从不能解决温饱到奔向全面小康,国家面貌从封闭半封闭到成为全面开放,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三,开拓新时代新征程,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取得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迈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强调坚持“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并且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思想,以及新发展理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指导。党的十九大,习近平还立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重新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的宏伟蓝图,还继续坚持科学规划、逐步推进的原则,勾画了“两步走”的新部署。


切实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确定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为了解决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短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实施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加以应对。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没有强大的科技,‘两个翻番’、‘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难以顺利达成,中国梦这篇大文章难以顺利写下去,我们也难以从大国走向强国。”[12](P128)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提出了把我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而要实现自主创新,就“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12](P129)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13]


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新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必须系统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深入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还明确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新命题的提出意味着现代化建设不能只是着眼于市场体制的变革,或者只是关注以简单的选举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而必须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面变革。


进一步定位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确定了双轮驱动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新定位,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强调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微观引导作用,也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现代化双轮驱动体制,从而确保现代化建设既有力又有序,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开拓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决胜全面小康任务的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矛盾新挑战,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极大地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念,调整了现代化发展的思路。


概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我国现代化发展形成了新理念新思路,提出了新目标新部署,迈进了新阶段,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纵观我国7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充满曲折,充满辉煌。我们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不断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开拓新的局面,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既具有特殊性、多样性,也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


首先,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和特殊性、多样性。7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努力地、自觉地探索和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这条新路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又立足当代实际;既借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又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本质的区别。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1](P110)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体现在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动摇。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敢于突破马克思的个别论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制度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14](P3)正是这种显著优势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二,从发展进程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而不是串联式的。习近平明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2](P159)中国的赶超战略以及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使得中国并没有亦步亦趋,没有完整地一个接一个地经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所有阶段,而具有鲜明的压缩性、并联式发展的特点,从而用短短7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其三,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而西方的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则是单维的。包括马克思、马尔库塞在内的许多理论家曾批判西方早期的现代化造就了异化的、单维的人,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一极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一极是信仰缺失、价值式微,“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P34-35)而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现代化则既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12](P4)展示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地为我们擘画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蓝图:我们不但要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而且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还要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外掠夺的现代化,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是代表少数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既剥削国内的无产阶级,也大肆掠夺压榨殖民地。虽然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解放已经放弃昔日赤裸裸的殖民掠夺方式,但他们构建的不公平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然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而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信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前我们虽然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不断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并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概言之,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5](P344)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充分表明,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6](P699)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在立足中国实际、具有其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深刻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决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内在规律的不可逾越性。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核心就是要立足经济发展新常态,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还积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等上层建筑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实践成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普遍性、规律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否正确不能简单地用理论来进行先验地判断,而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用长期的实践成效来检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一种现代化模式,成不成功,别人说了不算,本国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概言之,任何事件,其覆盖的对象越多,影响的空间越大,经历的时间越长,成效越显著,它所包含的普遍性、真理性就越强。反之,其普遍性、真理性就越弱。中国式现代化覆盖了14亿人口,超过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广泛国土,远远超过在某些几个小国或城市国家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起作用的范围;持续了70多年的时间,远远超过只是短期发挥作用的理论;而且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了规律性、普遍性。否则,它就不可能长期起作用,也不可能在广大的空间范围起作用。


其三,西方的种种现代化理论对中国预测的失效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不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预测中国崩溃的观点就不绝于耳。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而且战胜了各种风险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西方的种种现代化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危机顽症,甚至很多西方国家至今仍然一筹莫展,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不仅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没有带来福音,而是陷入了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分裂、民族冲突、战乱频仍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西方的种种现代化发展理论解释力低下,并没有把握现代化发展的本质,它既不能为西方的发展开出良方,也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更不能解释中国。而只有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指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丰富发展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总之,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跨越发展的理论探索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都充分表明,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规律性和多样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面的现代化,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规律,才能取得成效。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跨越发展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既保持独立又获得发展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现代化的显著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特殊性、多样性,也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挑战,不断开拓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不能以其特殊性就否定普遍性,也不能以普遍性就否定其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无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但这种方案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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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6]十八大以来中央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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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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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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