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拉克民主与底线共识

200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推翻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权，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垮台。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开始摒弃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和行动，回归现实主义，依据伊拉克社会现实，搭建了美式民主的政治框架，基本形成了一个什叶派任总理、库尔德人任总统、逊尼派任议长的政治配额制度，按照教派和族群平均分配权力，试图利用各教派之间的相互制衡，防范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维持和保障美式民主的有效运行，在中东地区树立一个“民主典范”。

一般来说，伊拉克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派在美式民主框架下，分享政治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形成政治力量的纳什均衡，共同维护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这本是一个不错的政治设计。但以美国为首的政治设计者忽视了民主不仅是个人透过自由、公开、公平、公正的定期投票选举产生政治精英，而且是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体系，通过理性沟通、协调分歧、达成共识来解决或暂时解决冲突的社会调节过程。一致共识是民主政体有效运转的前提。没有共识，民主就无法运转。同时，民主和共识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没有共识的民主，是无力的，是空洞的；没有民主的共识，则可能成为多数人侵犯少数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而变得日益僵化、机械化，成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口中“多数人的暴政”。

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拥有共识的民主国家，伊拉克民主的举步维艰就是因为缺乏共识。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对反对党接受民主程序与规则的信任。如果执政党把权力交接给反对党，必须预期信任他们是忠诚的反对党，不会迫害或报复曾经的执政党，是可以被信赖在法治范围内实施统治；反对党对民主程序规则也有制度性承诺，当下一次输掉选举时，他们会自觉让渡权力，维持和保证政治统治权力的有序、稳定与合法转移，实现政党政治的和平轮替。所有政治势力都对此制度性承诺拥有共识，这是一个政治底线，可称之为底线共识。没有这种底线共识，民主政治就不能有效运转，民主体制就得不到巩固与发展。

二、缺乏共识的民主只能导致政治紊乱

回顾伊拉克最近的政治现实，就会发现正因为缺乏这种底线共识，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迟迟未能组成新政府，多项政治议程至今没有结果，深陷政治乱局一年多不能动弹。2021年10月伊拉克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萨德尔运动”在总共329个议席中获得了73个，成为议会最大党。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关系紧密的“法塔赫联盟”席位大减，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其支持者在“绿区”附近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为了抗议这种政治僵局，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Moqtada Sadr）于2022年8月29日宣布退出政坛，一天之内即引起巴格达市内的骚乱，造成至少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与邻国伊朗的关系也趋于紧张。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当天即宣布实施全国宵禁，禁止公民和车辆外出。随后，“萨德尔运动”议员集体辞职，萨德尔在什叶派内的竞争对手——“协调框架联盟”成为议会最大党派，该党推举的新总理候选人旋即遭到萨德尔的反对。从8月开始，为了抗议新总理候选人提名，萨德尔的支持者在伊拉克各个省份发起游行示威活动，把街头政治模式推向崭新高度。

截至11月，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仍未能达成政治共识，组建多数党政府。伊拉克面临着十分庞大的和平与国家治理赤字，出现长达一年的政治权力真空，各地游行、示威不断，抗议活动不绝如缕，政治紊乱一眼看不到尽头；各政治势力相互指责，不信任螺旋式迭次增加，使本已脆弱的伊拉克民主雪上加霜，由此伊拉克陷入了自2003年美伊战争以来最长的政治危机，而且短期内这种政治无政府状态难以化解，严重冲击伊拉克的经济民生，2022年政府财政预算至今没有通过，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不少建设项目都处于停滞状态，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很可能卷土重来，伊拉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而且这种混乱局面还可能蔓延到其他中东国家，成为引爆中东地缘政治危机的火药库。

三、维持民主VS威权回潮？

民主的好坏，不是美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新亭对泣、自说自唱，伊拉克民众最有发言权。自2003年美伊战争以来，伊拉克共进行了5次投票，2021年国民议会选举投票率只有41%，创历史最低水平。其中首都巴格达的投票率仅有31%到34%，为全国最低。投票率屡创新低，象征着伊拉克人对美式民主缺乏信心，对伊拉克政府失去信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选举只会巩固既得利益者，是政治腐败的一部分，对伊拉克现状感到失望。

一方面，美式民主没有改善伊拉克普通民众的生活，民主的绩效和功能削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21年伊拉克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4.2%，年通货膨胀率达6%；2019年竟然有38%的人营养不良，经济发展落后、失业率居高不下、政治腐败猖獗、社会向上流动机会减少、公共服务匮乏、生活水准停滞不前、消费者信心低落、民生凋敝、治安败坏，社会资源分配被教派、族群和政党等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开始怀念萨达姆的威权统治，这与一些国际研究和民意调查相吻合。例如：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晴雨表项目与中东、北非的大学和民意调查组织合作，在2021年年底到2022年春季之间进行的调查发现：自2018年到2019年调查以来，阿拉伯地区民众对民主的看法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民主不是一种完美的政府形式，它不会解决一切问题。在俄乌战争和全球性粮荒背景之下，“人们需要的是面包，人们对他们拥有的系统感到沮丧。”超过一半的民众要么同意，要么强烈同意他们更关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而非政府类型。同样，BBC于2022年在中东九国进行的一个阿拉伯语调查也发现：大多数阿拉伯民众认为在民主制度下，经济效率难以提高。

另一方面，美式民主为各个教派、团体和族群提供了政治行动框架和政治机会结构，为它们出自眼前利益、群体利益或局部利益的行为披上了合法性外衣，放大了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无法形成一个跨越教派、族群和宗教边界的统一公民身份，更遑论塑造一个代表全体伊拉克人利益的政治共同体。结果，各个政治势力缺乏相互信任，常常有竞争，而无合作，任何关于权力分配与权力关系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都形成不了共识，极大程度地降低了民主的代表性，削弱了民主品质，损耗了政府公信力，使伊拉克民主因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重缺失而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在伊拉克这块民主试验田，试图制造另一个西德、日本和韩国，把伊拉克打造成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公正与文化多元的现代国家，却结出了一枚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失序与道德滑坡的民主苦果；不仅宣告了美国政府“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破产，而且昭示着“阿拉伯之春”的挫败，不能不说是对美式民主的一种反讽。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伊拉克的民主输出和民主化改造，注定是南柯一梦，伊拉克究竟是威权回潮，还是勉强维持目前的表面民主，就让时间来证明，世人只能拭目以待！

张林刚博士，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