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情感不仅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石，而且是社会治理重要的资源，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维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情感治理的核心在于回归“人”的价值及其主体性，适应公众对于情感的期待，通过对人的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的主动回应，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弥合治理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鸿沟，对以往技术治理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与反思。当代社会情感治理从目标、领域、手段和结构等方面勾勒出总体形态和技术表征，促成了治理实践中行动策略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情感治理在实践中遭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与工具理性和现代制度形成优势互补，从而避免单向度治理的行动偏颇。

　　 关 键 词：情感治理  理论观照  技术表征  行动策略  发展取向  emotion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observation  technical characterization  action strateg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近年来，“情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焦点性话题之一，与情感有关的研究层出不穷，比如情感劳动、情感体验、情感营销、情感消费等，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随着我国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情感开始逐渐迈入社会治理的视野，成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和研究议题，表征出社会治理的范式革新。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理清情感治理的理论溯源与实践进路，对于更全面审视社会治理，建构更加包容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缘起：作为具有情感向度的社会治理

　　 人是具有情感属性的高级动物。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情感充斥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宏观层面上国家与制度的建构和更迭，还是微观层面中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的维系，都无法摆脱情感的制约与影响。从“情感”与“治理”的关系看，西方情感治理学术史中存在三种主要范式，即自我技术范式、群体表演范式和国家技艺范式，蕴含着从“个人情感控制”到“群体情感表达”再到“国家情感治理”的发展路径，同时也彰显出情感治理的内在联系与多重面向[1]。在前现代社会，情感(emotion)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及情感治理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由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几乎都是通过血缘、地缘或精神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内在关系的结构与功能常常蕴含着集体的情感、道德、兴趣等原则。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治理的组织架构发展出了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实践策略，为早期情感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早在古希腊城邦治理思想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已经擘画出“道德共同体”的理论图景，对至善及“幸福、德性、友爱”的追求和探索表征出城邦治理的柔性维度与弹性空间，同时孕育了早期情感治理的思想[2]。然而，在启蒙现代性和近代工业化的影响下，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情感的表达和发展空间，情感逐渐被以数字化、标准化、科层化为主要特质的治理体系所挤压，进而使国家与社会治理更加强调风险控制、事本主义和工具主义等原则[3]。技术治理的显著优势在于可以杜绝私人情感和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使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日益提高，并向着可计算性、可控制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可推广性的方向发展。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形象地将这比喻为“社会治理的麦当劳化”[4]56。全球在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利益、秩序、效率、权利为核心的理性化命题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持续嵌入，使社会治理的技术更加精细化和信息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全球性的普遍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支配型的权力结构日渐式微，国家、社会和市场逐渐分异为不同的结构性力量，并推动社会治理向以“制度—技术”为中心的方向演变，折射出理性主义的价值预设。然而，长期以来，尽管以“制度—技术”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性范式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但是倘若社会治理对信息技术过度依赖，将不可避免地忽略社会多层次的情感表达(emotional display)和多样化的情感联结。“制度—技术”型的现代治理技术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韦伯曾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科层体制已经演变为“理性的牢笼”，并批判了科层制带来的弊端，指出科层制所倡导的“可计算性”在遭遇具体问题的实质性“公道”之时，难免会陷入教条主义的困境[5]52-53。在崇尚儒学的中国社会，历来兼顾和权衡“情理法”之间的平衡关系，并凸显“情感”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称为“人情社会”或“关系社会”。一方面，中国民众历来十分重视情感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与功能。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体系把天地人情伦常融为了一个完整体系[6]102-105。比如，儒家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主张通过“仁政”治理天下；法家倡导“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等。总体来看，无论是家庭关系、职业交往还是社区共同体，人情关系均被作为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重要内容，甚至将人情交换视作维护复杂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条件。据《礼记·曲礼》记载：“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交换体系中“礼”与“情”之间的互通性和互惠性。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认同往往从情感脉络中延伸出来。项飚指出，中国老百姓往往将国家视为情感与道义期待的对象，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指导行动的倾向，即使民众无法准确地定义国家，对国家的政策知之甚少，但是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对国家的评价[7]。民众不仅希望通过国家与社会治理获得物质与安全保障，而且更希望满足精神需求，积累情感认同。这种诉求与期待使得国家的组织形式、动员策略与符号体系均具有显著的情感特征[8]。张永宏等学者通过对基层群体性事件的观察指出，政府权力运用的感情方法在基层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是一种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十分有效的权力运作方式，具有成本低、见效快、效果好的特点[9]。与此同时，情感治理对于软化“国家—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重构政社互动方式也有良好的导向作用。比如，有学者通过对中国政府“送温暖”“对口支援”“驻村帮扶”等民生行动的研究，揭示出国家与民众之间通过情感的输送实现政治目标的独特现象，使情感融入治理的实践中，从而让抽象的政社关系变得更为具体和实在，更容易积累政治绩效，是社会治理独特的表达方式之一[10]。在中国的传统治理中，情感不仅是具有策略性的选择性工具，而且是一种潜在的无形治理资源，已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与机制之一。

　　 然而，中国有着与西方现代性发展不同的路径。在西方，情感通常被认为是一条与理性相矛盾的消极线索，并且常常遭到理性的压制，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否定性影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根植于传统哲学中“仁爱”的价值理念，“情感”不仅以本质主义的角度而广泛存在，而且处于私人领域的情感可以作为公共领域利益关系、权力结构、规则秩序等的交换对象，进而形成私人领域的公共溢出以及公共空间的情感渗透，“情”与“理”复杂地纠缠在一起①。情感既可以被权力、规则、秩序、制度吸纳和调节，也可以成为它们发展的条件，呈现相互建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事实上，情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既可以作为地理对象的存在，也可以作为社会对象的存在，还可以作为政治对象的存在[11]。从这个角度看，公共领域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只有符合了情感诉求和情感认知才更容易被认可与接受，即“合情性”是治理行动的基本条件[12]187-220。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情”“面子”等处事原则并未随着现代化转型被消解。因此，情感可以为国家、社会与民众间的关系提供可伸缩的行动空间，并构成治理合法性及伦理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而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与建设善治社会的重要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里，具有情感向度的社会治理不仅有助于柔化刚性的制度与治理规范，而且有助于缓解民众的焦虑与恐慌，回应民众的情感需求，以此提升社会的整合能力。显然，出于对理性、制度、技术治理的反思，学术界越来越希望将“情感”带入到现代性治理框架的研究与实践中。情感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学术界亟须研究的议题，现代性的治理框架需要重新考量情感的回归和定位情感的价值。

　　 二、社会治理的情感转向及理论观照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面向在于回归“人”的应然价值以及现实意义。对于社会治理的想象亦被投射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及实践中，关注作为社会惯习、文化传统与社会实在的“人”，即人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这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仅使“人”摆脱数理统计意义上的工具性概念，从可类型化、可计算化、可变量化的消极角色转变为具有能动性和反思性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使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13]。然而，情感是人类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行为最重要的调节器之一。社会治理对于“人”及其价值的倚重意味着治理行为不仅需要化解显性的社会风险及具有复合性的问题域，而且需要直面人的情感体验，既包含宏观层面的社会思潮、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也包含中观层面的集体意识，还包含微观层面的个体思想、体验、互动、惯习和情绪等。特别是伴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社会价值观的离散化趋势更为明显，为宏观、中观与微观情感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治理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之后，将面临向“文化情感”的范式转型，从而社会情感治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价值意涵和表现形式。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认识当代社会情感治理②。

　　 首先，从本体论假设看，情感治理以人的本原性情感与价值命题为基础。情感是文化、社会结构、个体认知以及生物力量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亦是社会文化符号系统运行的基础，并指向对“人”主体性的呼唤。有学者指出，情感的区分可以包含作为国民的国家情感、作为市民的社会情感、作为居民的社区情感、作为家庭成员的家庭情感和作为个体的自然情感等[14]。由此形塑了情感网络的相互交织和情感空间的多层次分布，进而影响宏观社会结构的经济资源与权力的分配[15]7。根据库伊曼(J.Kooiman)等学者的理解，治理是吸纳区域社会规则而塑造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16]64。那么，在以情感为基本假设的社会结构条件下，情感就演变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面向以及深层次文化呈现的结果。

其次，从认识论看，情感治理秉持关系主义取向，提供了对现代社会情感网络与情感空间的基本预设。现代人的行动空间和情感认同兼具私人性、社群性和国家性。涂尔干将集体情感视为一种社会事实，并指出集体情感是劳动分工的重要纽带，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17]43。按照符号互动理论的解释，社会公众之间的符号传递和循环构成了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情感意蕴和道德品质[18]27-57。情感依赖于行动主体在特定社会情景中的符号指向以及主观体验。情感治理将社会视作由情感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网络与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