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协峰:中国地区主义研究与全球学的互动交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3 次 更新时间:2022-12-29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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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协峰  


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创生于20世纪90年代,并很快成长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科分支领域,也始终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主题。中国的全球学虽起步于80年代中期,但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正式创建于90年代,并逐步具有了较为严谨、规范的独立(交叉)学科性质。进入21世纪,这两大研究领域几乎同时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如今,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正在发生“全球转向”“治理转向”和“比较转向”,特别是有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领域,而全球学也走过了“全球问题学”和“全球化学”的发展阶段,日渐形成“全球治理学”。这两大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与中国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地区化两大实践进程高度关联,正是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与互动,决定着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和全球学在互动交融中不断向前发展。

从互动角度看,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受全球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全球转向”趋势。从创生之初,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者就高度重视地区合作的全球性,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观念,主张摒弃各种封闭性的旧地区主义而倡导新地区主义,主张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架起新地区主义的桥梁。如今,受全球学及其全球史学、全球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开始明确发生“全球转向”,提出“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主义”,倡导“全球性地区治理”新观念,主张超越“欧盟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乃至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和“例外主义”,对地区主义实践进行真正的全球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全球学从严格强调整体治理走向更加重视深度治理,更加重视“全球—地区”(或“全球—地方”)的治理联结和多层次复合治理,其中一个突出的趋势是出现“地区转向”或称“区域转向”。全球治理的“地区转向”有三层含义,一是在观念认识上,全球治理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全球地方化”,意识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必须通过地方或地区层面发生、运作和实现,在全球治理模式上主张多元多层的合作治理或复合网络治理。二是在政策主张上,鉴于全球治理陷于僵局或失灵而出现了对地区治理的迫切现实需求,而且各国政府认识到地区治理在有效性方面往往优于全球治理,或至少优先于全球治理。三是制度设计上,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青睐那些能够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有效联结到一起的地区组织和地区机制,地区治理的桥梁优势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的治理越来越具有“全球—地区(联结)性”。总之,地区主义研究的“全球转向”与全球学的“地区转向”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相互参照与互动中几乎同时发生,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景观中的一个新面貌。

从交融角度看,上述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是相互融入和交汇、相互建构和成就。这种交融趋势首先源于两者的自我反思,全球学研究日益强调“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导向,而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地区主义研究更是强调超越“欧洲或欧盟中心主义”,尊重每个地区的传统,主张无一例外地进行全球比较,以及发挥非国家行为体促进地区合作的积极作用。这种交融还来源于地区主义学者对两者关系的调和,主流的全球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强调辩证地看待世界,综合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在政策主张上却很容易陷入对立思维;而地区主义学者指出,这样的“两点论”思维不够完整,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历来既讲究“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也主张“执两用中”,因此需要有新的认识论转变,必须从“两点论”过渡到“三分法”,真正架起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三者互动沟通的桥梁。如今,全球治理研究者认识到,摆脱全球治理困境的合理进路是“回归地区(区域)”,推动全球治理的“地区化(区域化)”。

同时,地区主义研究者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地区才不再是孤立的地区而是全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重新界定为“全球性地区”,地区化(区域化)就成为全球化的局部表现或中途站,地区主义也就可以确定地被理解为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政策主张也才有充分可靠的依据——面向全球开放;相应地,作为地区层次上的全球治理或者多层全球治理之一部分的地区治理,就可以重新界定为一个新概念或新观念——“全球性地区治理”。对“全球性地区治理”开展研究,既可以丰富全球学的内容,使原本从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地区主义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学科栖身之所,又可以打通地区主义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微妙区隔,以前者对地区共性和联系性进行集中研究的优势,与后者侧重于对地区或区域个性进行的专门化研究之间实现互补,从而为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提供助力。

从未来发展方向看,上述两个转向将驱使这两个研究领域继续深度融合。或许有人会说,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加剧,推动大国协调的意义凸显,而全球治理日益趋于“碎片化”,地区主义及其治理的价值也受到明显削弱。不错,这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重新思考地区主义及其治理价值的主要原因。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都让我们更加相信,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现象并不是地区化和地区治理发展的后果,重视全球治理的地区化或地区治理根本不意味着会被更狭窄的地域范围所限制。今天的地区再无法回到500年前世界上各自孤立自存的地区,而早已成为“全球性地区”,其自身的地理界限是客观存在的,但又是变动的和开放的。强调地区主义及其治理的“全球转向”以及提出“全球性地区治理”新观念,有助于破除某些简单化的语词偏见,促进地区主义研究与全球学的深度融合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三者之间并不会很容易地协调平衡发展,尤其需要预防其“暗面”,其中既包括各类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也包括逆全球化和逆地区化。比如在治理实践中,我们既要防止落入大国冲突与对抗的各类“陷阱”,也要特别警惕有些国家以地区化名义行逆全球化之实,或者以全球化名义行逆地区化之实。未来,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与全球学会在共同重视“全球性地区治理”观念及其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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