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7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中心、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联合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提供支持的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73期活动举行。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带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新征程”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

　　 为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理解为什么称为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特色现代化。

　　 可以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这一提法的背景是时存在一个正统的社会主义，即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搞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与前苏联模式不同，所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1987年，我们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便推进改革。

　　 但这次不太一样，我们没有称之为中国特色现代化，而是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代化没有可以清晰对比的正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个模式，说明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往又前走一步。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道路，而且是一种新理论。当然，这个理论是不是完备还可以再讨论，也许还有不少值得完善之处，但这个提法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中国现代化的源起与早期进程

　　 既然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就要回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我定义为1860年-1978年。我把这个时间拉得很长，这100多年在历史上称为西风东渐，甚至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有不少人把1840年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我们割让香港，但国民并没有惊醒，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火烧圆明园，精英阶层才猛醒，开启了100多年的西风东渐历程。

　　 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17年，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从2017年开始，我们又进入新时代。

　　 回顾历史是有好处的，我们就会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叫西学东渐，或西风东渐？这背后是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关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我们可以把时间再往前拉到过去的两千年，基本上以北宋为节点，前后打一个对折。北宋于公元960年建立，刚好在中间。北宋之前的一千年，中国不断上升，在全世界领跑。北宋以来的这一千年，中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对于外来文化冲击，在北宋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是佛教的引入。对于佛教，中国花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直到南宋朱熹时，中华文明才把佛教相对和谐地吸纳进来，最后能留在中国本土的佛教主要是禅宗。禅宗与中华文明中的老庄哲学很像，这很有意思，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佛教是外来之物，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融为一体。

　　 我们今天还处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之中，中国文化还未能把西方文化完全吸收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知识精英才真正觉醒。但他们的认知是中国文化没有太大问题，制度也没有太大问题，只不过是技术不如人家。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只派了一艘军舰就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竟然打进北京，而且火烧圆明园。

　　 我们怎么办？精英和朝廷共同的选择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海战之前，洋务运动的成就很大，中国建立起了亚洲最大规模的海军。但在日本人面前，这支海军不堪一击。事实上，中国海军舰队比日本舰队强大，清廷在朝鲜的驻军比日本侵略军要强大很多。但第二年，整个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刘公岛被人家全部炸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路线师夷长技的破产。

　　 精英们开始研究日本为什么能突然强大起来，原因是明治维新，即制度的革新，于是中国也想改变制度，于是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有100天就宣告失败，诸多变法之中唯一保留的就是京师大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旧的制度反对变法，我们就要推翻这种制度。于是仁人志士们不断成立政党，联合军事力量闹革命。最终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从理论上说，中国应该由此进入稳定、繁荣的时代，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国接下来不仅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还有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这让大家又意识到中国仅仅改变制度还不够，底层的文化和思想还需要改变，同时还要探索一条更稳定的新发展道路。

　　 在这个时间段，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的意志非常消沉，欧洲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中国也感觉自己的文化走到尽头，要深挖文化的根子，于是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否定旧文化，甚至还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口号——打倒孔家店。

　　 在探索新出路的过程中，俄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边缘地带爆发了一场革命，好像一下子就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得欣欣向荣。俄国十月革命让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希望，好像西方文化有救了，东方的中国也看到了一条新路。

　　 中国比较活跃的学者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认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了一条新路，中国可以借助这一激进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国。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是西方文明对中国冲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最后之所以大获成功，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仅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状况，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不断地革新自己。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自觉地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政党，带领中国一步步继续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我们因为距离充满革命的20世纪太近，所以很多人不容易以历史的时空观来评估此事，但欧洲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大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都是长时间的革命。英国革命持续至少半个世纪。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前后动荡时间更长。

　　 因为要从古代社会跨入现代社会，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很长，而且相对稳定。古代社会同现代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反差又太大。因此，要打破旧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很难，旧势力不会乖乖举手投降，一定会抵抗，最后只能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运营，甚至革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之后，要践行自己的革命思想。因此，我们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也一定要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里。

　　 新中国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把旧势力请出历史舞台，书写新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很多革命性变化，我个人的观察是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打破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历史学家黄仁宇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才成为历史学家。他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他的描述是国民党总想着自上而下，但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自下而上，从底层把整个社会翻个底朝天，推动土改，拉平整个社会，不再存在资本家、官员，变成人人平等。比如女性的解放就很典型。国发院的张丹丹老师做过很有意思的试验，她把1958年在北京出生的妇女和在台北出生的妇女做比较，再比较1976年出生的北京女性和同年出生的台北女性，同时也找同一时期的男性进行对比。结果她发现1958年出生的北京女性竞争意识最强，超过男性。这是那个时代提倡妇女解放造成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尽人皆知。

　　 第二，推进国民认同。我们很多人喜欢说中华文化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文化。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在北大学习社会学，他觉得中国人不那么集体主义，反而特别个人主义。我们对他的观点很吃惊。他说，日本人踢足球，大家都互相传球，中国人踢足球都喜欢带球，直到射门，不怎么传球。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就曾说过，中国人有点像一盘散沙。怎么建立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层面入手，以一种强力来推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我们拉入了一个基于普遍国家认同的现代社会。

　　 第三，举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自己深有体会。我在西安工作过两年，单位是我父母和岳父母工作一辈子的工厂，建于1956年，是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之一。这个工厂就是一个小而全的社会，生老病死都管，接生我的医生后来还接生了我的儿子。今天这家公司仍在，只是总部搬到了上海，已经成为输变电设备领域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国企。中国今天的工业化成就离不开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奠定的基础，包括技术人员、工人队伍等等，非常重要。

　　 第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阿玛蒂亚·森是印度裔的著名经济学家，如今在哈佛大学教书，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倡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中国的医疗和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初期做得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好。阿玛蒂亚·森说，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比印度发展得好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准备得好。比如，1978年，中国比印度还要穷1/4，中国人均GDP超过印度是在1992年。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5倍。1978年，中国虽然比印度穷，但中国的成人识字率是65%左右，印度只有40%左右。中国的预期寿命当时也已经达到67岁，印度不到60岁。婴儿死亡率中国降到54‰，印度这一指数是中国的两倍。印度也曾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没有成功，直到现在，印度工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仅20%多，中国曾经超过40%多，现在下降是因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是发展阶段升级造成的自然下降。

　　 新中国第一阶段的30年也曾引进西方的东西。1977年-1979年，中国搞过一段“洋跃进”，引进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现在我们知道的燕山石化、齐鲁石化、宝钢都是这一阶段的引进。

　　 有人说中国1979年之后才改革开放，这没有错，但这是全面的、根本性的生产力解放。在1978年之前，如果从党的角度来看已经推进了思想解放，这是生产力解放的前提和铺垫。

　　 新中国第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新一阶段现代化的起点。在我个人看来，1978年-2017年这一段时间可以总结为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

　　 邓小平曾经表示，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话颇有深意。邓小平喜欢用常识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常识告诉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觉得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写邓小平，其中一个丰功伟绩就是让中国共产党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了中国。

在我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