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寒:智慧司法中技术依赖的隐忧及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0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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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寒  

  

   【摘要】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支持具体的司法决策、支撑智慧司法系统建设。在智慧司法变革中,人(司法机关)与技术的关系从技术辅助走向技术主导,进而存在滑向技术依赖的隐忧:法官在具体司法决策中对技术过度依赖;司法机关在智慧司法建设中困于自身技术力量,对技术公司按需求设计开发、日常维护运行、系统升级改造形成技术依赖循环。这种依赖关系也带来权力专属原则存疑、质量技术标准缺失、责任链条分配存在困境等挑战。应及时勘定技术嵌入司法活动的边界:采取信息准入与流出的控制机制,限制技术在司法裁判相关信息的收集与公开中的运用;合理分配人类与机器的决策分工,保证人机混合司法决策中人类的实质性参与;谨慎应对公权力与技术权力的共建,建立合理的责任分配与追责机制。

   【关键字】智慧司法;技术依赖;算法决策;司法公开;司法责任制

  

   一、问题的提出

   技术创新驱动了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也给司法领域带来了革命性改变。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智慧”转向。[1]我国的智慧警务、智慧司法、智慧检务等重大建设方案也纷纷出台落地,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种技术,尤其人工智能技术对司法裁判的支持主要通过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方式得以实现,目的在于提高司法效率。人工智能技术起到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信息收集与管理技术,旨在实现司法业务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并促进信息在司法环节中的顺畅流转。这在我国被称为智慧司法“平台化”建设,主要支撑方式是将司法业务全流程网络化与平台化,对功能整合和系统集成提出较高要求。另一类是信息处理技术,旨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质性地处理法律案件。这在我国被称为智慧司法“智能化”建设,关系到科技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触及了科技与法律推理、科技与审判量刑等司法裁判中的核心问题。

   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司法实践的制度落地方式中,欧洲各国和美国偏重于第一类的信息收集与管理技术,目标在于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司法审判的支撑协助。我国则偏重第二类的信息处理技术,因此,国家积极推进智慧检务、智慧司法等涉及司法实务各个流程的制度建设,提出了“全流程网上办案”并积极研发“数据+算法”的司法辅助系统。[2]在政策层面,《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重要规划都将智慧司法建设列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相比欧洲各国和美国,我国的人工智能司法裁判制度建设在国家战略指导与资源力量的保障下,成为了高歌猛进的“激进派”。[3]

   人工智能技术对司法实务的改变带来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学界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工智能与法律推理的冲突与互动关系。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钱学森等发表文章预测了人工智能在法律中的可能应用。[4]第二是围绕我国的智慧司法实践,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司法中运用的可能性、限度与相应的规制路径。[5]在这些研究中,法律代码化、审判流程与模式重塑、算法技术对司法裁判制度与理念的冲击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6]

   对信息的收集数量与处理速度的追求是智慧司法建设的驱动力量,这隐含了“信息越多越好”“技术越先进越好”“系统越全面越好”的前提假设。本文则尝试从关于制度的讨论退回到关于制度前提的讨论,追问司法系统对信息技术的追求是否必然正确?技术应用于司法系统的边界又在哪里?在司法裁判中对信息量与处理速度的过度追求,可能造成司法裁判中的信息过载、司法决策权力让渡给算法决策系统、司法机关过度依赖技术公司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新问题对现有司法制度中的正当程序、权力专属原则等提出了挑战,我国如何在智慧司法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规避与应对此类问题,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从技术辅助到技术主导: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慧司法变革

   我国的司法信息化建设已经经历了以司法统计和电脑办公为要素的信息化1.0阶段、以办公自动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化2.0阶段,并且已进入以司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司法区块链为标志的信息化3.0阶段。[7]在智慧司法的3.0阶段,技术通过三种主要方式影响了司法系统:支持、取代与重塑。[8]在支持层面上,技术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信息与便利性支持;在取代层面上,技术可以部分取代由人类执行的功能和活动;在重塑层面上,技术可以改变法官的工作方式,提供与以往不同的司法保障,革新司法流程和提供预测性分析,甚至重塑法官的决策。

   然而,三种技术应用方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支持功能的辅助性技术可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对司法系统的改变乃至重塑。在智慧司法建设中,对司法系统影响最大的技术应用方式与逻辑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事关法律事实认定的证据收集与采信,有关司法决策的决策辅助系统,以及以技术主导为理念的司法系统改造工程。在国家大力推进的智慧司法系统建设中,技术的影响从辅助逐渐走向主导。

   (一)证据运用中的技术应用

   证据构成了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则是司法裁判的基石。在智慧司法中,有关证据的收集、存证和采信的技术应用构成了技术影响从辅助转向主导的起点。具体而言,有关证据运用中的技术应用存在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在证据收集中,技术手段深刻改变了证据信息收集的方式、时间节点与收集对象。以我国“雪亮工程”“天网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共建共享战略,使得犯罪治理中的电子数据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收集时间节点向前移动,侦查阶段前的证据也可被收集采用,这使得公安机关所承担的一般社会治理职能和犯罪侦查职能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在收集对象层面,网络平台等网络信息从业者也成为了提供证据的对象。[9]第二,在存证过程中,电子证据的大量增加及其在证明案件事实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使得“区块链存证”成为证据保存的重要制度。北京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上线运行司法区块链,解决了电子存证的难题。与传统证据的“原件标准”不同,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则强调要符合技术客观性与科技理性。第三,在证据采信中,为了使计算机系统识别出案件要素与证据标准,从而进行自动关联匹配,“数据化证据标准”成为了智慧司法的基础性环节。证据标准的数据化,是指将证据标准转化为由数字化符号逻辑表示的计算机可以运算、推理的证据标准体系,从而实现个案要素信息的结构化。

   收集、存证与采信中的技术应用对法律事实认定的影响,逐渐从技术辅助作用转向了技术主导作用。

   首先,从证据收集上来看,技术辅助手段下的证据收集更为便捷全面,进而深刻影响了司法活动中的证据规则。例如,证据收集技术的应用使得犯罪治理活动中取得的证据向刑事司法活动外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明确初查阶段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被使用。

   其次,从证据存证上来看,传统证据认定规则受到冲击。区块链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很难得到传统规则的明确指引。法官在判断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既要判断载体的真实性,也要判断数据的真实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当电子证据真实性直接关系到案件的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考核指标时,法官很难对区块链证据的边界进行实质性突破,各地的区块链存证出现了“存高取低”的现象。[10]

   最后,从证据采信上来看,这类证据技术系统不仅改变了证据的标准,更直接影响了证据所关联的法律事实。数据化证据标准系统可达到自动检验收集程序、形式要件和内容要件是否合规和合法的目的,进而对证据链进行逻辑分析,判断证据是否合法,证据之间有无矛盾。[11]例如,江苏省检察机关通过刑事办案智能辅助系统甄别判断证据疑点瑕疵。该系统在全省检察机关运行期间共发现违法及证据瑕疵问题2139处,系统提示检察官发现抽血使用醇类消毒液、超期送检等问题案件91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带病起诉”。[12]

   技术应用不仅提高了智慧司法的效率,而且支持、取代、重塑了司法中对法律事实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在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展中,贵州省检察机关展示了通过“案件证据数据化+标准化”系统的运行,办案时间平均缩短了8天,办案效率提升了约19%。与此同时,证据的收集时点对传统司法程序提出了挑战,证据存证方式对证据认定规则产生革命性改变,证据运用也使证据根据技术的要求结构化与要素化,改变了对证据的认知和采用范式。

   (二)具体司法决策中的技术支持

   通过技术支持法官的日常工作与司法决策,减轻法官的事务性工作负担,提高司法效率一直是智慧司法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对司法决策的技术支持,也从发挥简单的办公便利辅助功能逐渐深入到对法官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首先,技术将法官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早在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要对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并辅助审判工作等问题着手研究。[13]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利用信息系统和智能化服务,将法官从大量具体、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

   其次,技术系统为法官提供决策支持。分门别类提取案件要素和裁判标准的“专家系统”是我国法院系统致力于打造的主流办案辅助系统。[14]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设基于大数据智能服务的审判支持系统,实现“部分法院基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完善审判支持系统,实现审判支持精准化、高效化”。[15]在目前各地的实践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导开发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要素式审判信息系统,通过该系统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进行要素分类整理,包括庭审笔录信息的抓取和自动识别、统一裁判规则、一键计算损失数额、自动生成裁判文书等。[16]上海“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其全名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该软件旨在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破解司法工作难题,努力让司法变得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17]

   最后,在某些司法场景中技术系统直接取代了人类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国智慧司法建设的重要目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发展纲要(2019—2023)》直接提出要“探索类脑智能推理等新技术应用”。这样的远景目标也体现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9—2023)》中,其规定,“需要构建大数据分析系统……,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公开和类案智能推送、诉讼结果预判等诉讼服务智能服务,为审判执行提供决策支持和监控预警智能服务,为司法管理提供司法研究和工作评估智能服务”。此类决策系统的应用并非遥远的未来。如爱沙尼亚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裁定7000欧元以下的索赔,算法系统通过分析上传的文件来达成初步决定,然后可以向人类法官提起诉讼。[18]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研发的“凤凰金融智审”系统实现了对金融借贷和民间借贷案件的智能化审判。对于案件数量较大的简易案件,例如道路交通纠纷、金融借贷和民间借贷案件等,法院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实现“类案同判”。[19]

   由此可见,技术对司法决策的实质性的支持作用,不仅是智慧司法建设的制度目标,也是逐步落地的现实情况。

   (三)智慧司法系统建设中的技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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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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