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1 次 更新时间:2022-11-24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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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 (进入专栏)  

题目这样累赘,我们取它的准确。我们不说中国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撇开中国文学批评里近来所吸收的西洋成分,我们不说中国旧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里,多少还保留着。

这里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巴狗。譬如我们旧文学里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煞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中世纪西洋文学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子。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而又非抽象的记号崇拜,跟中国的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译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记义”,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又如章实斋论先秦著作,指出一种“言公”现象,研究章实斋而亦略知西洋文化史的人,立刻会想到“言公”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言公”现象跟“香草美人”体的得失是非,我们不能在此地讨论;我们不过借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野蛮人还未摆脱五十年前中国维新变法,出版《学究新谈》、《文明小史》时的心理状态,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像西洋历史文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具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是特点了。

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国道学家的理论,虽未受任何西洋影响,但也算不得中国特有。此类中外相同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其次,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共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此类问题,也不属本文范围。最后,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以一家一说一派而以整个的中国文评为研究对象。譬如,心解派的文学批评,当然是西方特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就是心解术;因为,在心解术成立以前,西洋文评早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心解术应用到文学上以后,西洋文评还有不知多少别具手眼的宗派。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应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唯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有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西洋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

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易·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贼文之形,八冥伤文之膏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论》云:“孔融体气高妙”;锺嵘《诗品》云:“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这种例子那里举得尽呢,我们

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谈到文学批评,也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莲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因为我们把文章人化了,所以文章欠佳,就仿佛人身害病,一部分传统的诙谐,全从这个双关意义上发出。譬如沈起凤《红心词客传奇》四种之一《才人福》写张梦晋李灵芸挂牌专医诗病,因苏州诗伯诗翁作品不通,开方劝服大黄;又如《聊斋志异·司文郎》一则记盲僧以鼻评文,“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容,直自下部出”,此类笑话可以旁证人化文评在中国的流行。

我们该申说,何以文章人化是我们固有的文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但是,这两个负面的论证也许太空泛了。我们要在西洋文评里找出代表的例子,来分析,来指明它们的似是而非,它们的貌同心异,算不得人化。我们把例子分为三类,由浅入深,逐类辨析。

第一类像西塞罗的议论。西塞罗云:“美有二种:娇丽者,美女也;庄严者,男美也。”这当然算不得人化: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所以他下文说须眉丈夫,总得保持庄严本色,切勿软绵绵,懒洋洋,衣冠言动,像个不男不女的戏子。他只说男女刚柔各有其美,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我们若讲美学思想史,西塞罗的分类极为重要,因为人体美属于美学范围;我们若讲文学批评,此说全不相干。我们当然可把此说推演到文艺上面,但是我们要注意,西寨罗自己并没有推演。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泛论美有刚柔男女性的说法,都算不上人化。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毕丰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惟文则本诸其人”,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真正的印象”,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跟我们此地所讲人化,绝然是两回事。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第二,他们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顾尔蒙唯物化的论文,认为文章是生理作用的产物,健康、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生命机能都影响到文章,这也不是人化或生命化。顾尔蒙只想以作者的生理来解释作者的文笔,生理是文笔外面或背面的东西,而我们的文评直接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

第三类是西洋文评里近似人化而程度上未达的理论。在文艺思想里,像在宇宙里,一字的差分最难跨越。譬如有关,我们可破;有墙,我们可跨;只有包裹着神明意识的一层皮囊,我们跳不出,在一丝半米上,见了高低好丑。此类例子,不比前两类,在西洋文评里,不易找见。我们拣最亲切有味的来说。郎吉纳斯云:“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又云:“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昆铁灵云:“人身体康强,血脉足,运动多,筋骨牢固,所以为健丈夫,亦即所以为美丈夫,若专事涂饰,作妇人态,适见其丑,于文亦然”,又云:“文章雕饰,必有丈夫气,勿为女子佻冶态,”又云:“文章矫揉做作之弊,曰肿胀,曰水盅,曰肉感”,又云:“文章宁可粗硬,不可有女气而软弱。”维威斯的议论要算西洋文评里顶精辟的人化说了,他说:“文章者,心灵以及全人之影象也。人品本诸身与心;文品本诸文字及意义。文字有音与形,故文章有体格。字句精炼,音节弘亮,结构充实,则文之体高而大。文字琐碎,音枙薄,词紧促而不舒,则文之体卑且侏。体格而外,文章更有面貌:文之简赅者,其貌圆而润,文之详实者,其貌方以刚。文章亦有肉,有血,有骨。词藻太富,则文多肉;繁而无当,则文多血。文章又有液:字妥句适,理壮,辞顺,则文之液也。用字过省,且无比兴譬喻,音节细弱,结构庸俗,则文枯瘦;无血无肉,干皮包散骨,如囊貯石而已。”班琼生也有类似的见解:“文字如人,有身体,面貌,皮肤包裹。繁词曲譬,理不胜词,曰多肉之文;词不该理,曰多筋骨之文;音谐字妥,则文有血液。”华茨华斯云:“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卡莱尔云:“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是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有瘦硬之文,有憔悴穷饿无生气之文,有康健而不免中风危险之文”。佛罗贝论文云:“思想与形式分开,全无意义。譬如物体,去其颜色形模,所余不过一场空。思想之为思想,端赖文笔耳。”

又云:“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这几个例子够举一反三了。

在我们讨论这几个例子以前,我们先要注意,它们在西洋文评里,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记牢了这一点,我们然后研究,上面所举第三类例子,跟中国文评的人化,有什么差异,我们分四层来讲。

第一,此类例子大多把文章来比人体,只是一种显喻;我们该注意到“如人体”的“如”字,“于文亦然”的“然”字。顶多也不过隐比,算不得人跟文的化合;我们只要把郎吉纳斯跟刘勰比较,便见分晓。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从比喻的“比”字,望文生义,我们便推想得出平行的二元性;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这种心理状态,经波德来雅再三描摹之后,已成为文艺心理的普遍常识,我们不必更事申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诗人“蠲物圆览”,那个“圆”字,体会得精当无比。人化文评是“圆览”;人化比喻单是“左顾右盼”。所以,在西洋语文里,借人体机能来评骘文艺,仅有逻辑上所谓偏指的意义,没有全举的意义,仅有形容词的功用,没有名词的功用,换句话说,只是比喻的词藻,算不上鉴赏的范畴。在西洋语文里,我们习惯上只说“一种或这种多肌肉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肌肉”,只说“一种或这种多筋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筋”,除非我们硬要做譬喻,不顾公认的仂语。并且,在我们的文评里,人化的术语多少是中立的,不大有估定价值的意义,可以用来赞美——譬如说“骨重神寒”,也可以用来谴责——譬如说“骨弛肌懈”;而在西方文评里,这种人体比喻形容词本身就是一种估价,从上面维威斯、班琼生的话里,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说文章多骨多肉,就等于说文章不好,同样,现代西洋人说文章多肌肉多筋,就等于说文章好。换句话说,他们用到fleshy,bony(多肉的,多骨的)等等,都是指文章的变态说,不是指文章的常态说,不仅说文章有肉有骨,还说文章肉肥如豕或骨瘦如豺,不但是存在判断,并且是价值判断,是善恶美丑的批评,不是有无是非的描写。维威斯、班琼生所谓体貌,倒是有中立性的,此点我们下文再讲。大多数西洋谈艺者以文比人,都偏重病态、变态,例如郎吉纳斯所谓肿胀,昆铁灵所谓水盅肉感。西洋文评里人体比喻本身就是偏重的形容词,难于更加形容,所以西洋作者说到多骨或多肉而止,更无下文;我们的人化术语只是中立的名词,所以我们还可添上种种形容衬托,精微地描画出文章风韵,譬如有“瘦硬通神”的清骨,有“严家饿隶”的穷骨,有轻而浮薄的贱骨,有轻而超妙的“自是君身有仙骨”。以西洋人体譬喻的文评,比了中国人化文评,恰像西洋相人书比了中国《麻衣相法》,一般的粗浅简陋。中国论文跟中国相面风鉴有极密切而一向被忽略的关系。西洋以文比人是估价,我们再举一个例证。我们上文说过,西塞罗论美有男女算不得人化。昆铁灵论文有丈夫气女子态,当然跟姚鼐所谓阳刚之文阴柔之文的分别相接近了;然而我们要注意姚鼐着眼在文章种类的差异,昆铁灵只注意到文章价值的高下。昆铁灵全不明白丈夫气和女子态可以“异曲同工”,他只知道丈夫气是好文章,女子态是坏文章。我们所谓阴柔阳刚是平等相对的文章风格,昆铁灵便有点重男轻女了。进一步说,昆铁灵只认为丈夫气是文章的常态,他所谓女子气并非指女子的本色,倒是指男人的变相;他只知道须眉丈夫不该有巾帼气,他不知道巾帼女子原该有巾帼气,雄媳妇与雌老公一样的讨人厌——也许我错了,雌老公该讨得雄媳妇的喜欢的~西洋人论文有男女,不是中立的分类,而是偏袒的判断,佛罗贝的话表示得极明白,他说:“我只喜欢男性的文句;像拉马丁那种女性的文句,我是不爱的。”

第二,除却比喻的二元以外,第三类例子里还潜伏着一个二元,思想或内容与文笔或外表的二元。华茨华斯那句话,当然有所指。华茨华斯所深恶痛绝的特莱登和朴伯都把衣服来比过文章;例如特莱登云:“文词之于思想,如裙裤之于人身,乃遮羞之衣服也”,朴伯亦有句云:“理以文为衣,勿须绣鞶帨。”华茨华斯、卡莱尔、佛罗贝的说法当然比特莱登、朴伯高明,但是我们该注意,他们这是把思想跟文章对举的:假使文章是肉身,那末思想便是投胎的灵魂,假使文章是皮肉,那末思想便是骨血。灵魂跟肉体自然比衣服跟身体,来得关系密切,不过仍旧是两个平行的单位。刘勰、颜之推的话,比此说深微得多。刘勰、颜之推认为文章一名词在概念上包括“理致”和“气调”,“情志”和“词采”,内容和外表;而在华茨华斯等人的文章概念里,他们所谓文章只指我们所谓“词采”或外表,只能粘贴着思想或内容,并不跟思想或内容融贯一片,

所以他们把文章和文字二名往往无别的使用。用逻辑成语来说,刘勰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分析判断,而华茨华斯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综合判断;刘勰把一个单位分成几个,华茨华斯要把两个单位合成一个。因此,我们悟到我们所谓文章血脉或文章皮骨,跟西洋人所谓“文章乃思想之血”或“文章乃思想之皮肉”,全不相同。譬如我们说:“学杜得其皮”,我们并非说杜甫诗的风格只是皮毛,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怀抱才是骨髓;我们是说杜甫诗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李空同学杜仅得其皮,陈后山学杜便得其髓。西洋人在皮毛或肉体的文章风格以外,更立骨髓或精神的文章思想为标准;所以西洋文评所谓spirit,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等于我们所谓神魄。spir it一字跟letter相对,譬如说《失乐园》一诗字面上(in tetter)虽说赞助上帝,而真精神(inspirit)却是主张个人主义,同情于魔鬼;所谓精神完全是指文章思想或意义方面的事,而我们所谓“神采奕奕”、“神韵盎然”,一望而知是指的文章风格。这种细密的差分,我们不能粗心浮气,忽略过去。

第三,维威斯、班琼生的议论,是极难得的成片段的西洋人化文评,论多肉的文章一节尤可与刘勰所谓“瘠义肥词”参观。但是此类议论毕竟没有达到中国人化文评的境界。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鉴赏家会告诉我们,活人的美跟塑像的美有一大分别,塑像只有姿,没有态,只有面首,欠缺活动变化的表情;活人的表情好比生命的沸水上面的花泡,而塑像的表情便仿佛水冻成冰,又板又冷。这种意见对于活人们不免恭维太过,因为一大半活人等于泥塑木雕,然而也有它的道理。表情是性情品格、身世修养在体貌上的流露,说它是外貌,却又映射着内心,譬如风骚女人的花眼,强盗的杀相;假使体貌算是外表,性格算是内容,那末表情就抵内外词意融通一贯的文章风格。《孟子·尽心章》云:“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者,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离娄章》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齣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这是相面的天经地义,也就是我们人化文评的原则。我们把论文当作看人,便无须像西洋人把文章割裂成内容外表。我们论人论文所谓气息凡俗,神清韵淡,都是从风度或风格上看出来。西洋论文,有了人体模型,还缺乏心灵生命。随便举个中国例子罢,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语》云:“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枙然,骨张气盛,而神色昏梦,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你看,他就跳出骨肉肥瘦等范围了。维威斯、班琼生、卡莱尔只知道文如人有强弱之分,尚未悟到文如人有雅俗之别,我们的文化文评便见得周密了。

第四,我们还有几个小点,要分别清楚。我们所谓气,并非西洋文评里的atmosphere。我们所指是气息,西洋人所指是气压。气压是笼罩在事物外的背景,譬如说哈代的小说气压沉闷;气息是流动在人身内的节奏,譬如说六朝人文讲究“潜气内转”。气压是物理界的譬喻,气息是生命界的譬喻;一个是外察,一个是内省。孟子所说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也是从内散外,并非由外聚内,所以他说“以直养而无害”。西洋文评偶然用气息,只是极粗浅带谴责性的形容词,不是单独中立的名词,譬如说气促的文章。又如德昆西所谓“力的文学”的“力”,也不可跟中国文评所谓力相提并论。德昆西明说“力”是文学跟非文学的区别;我们认为力是阴柔文学与阳刚文学的分别。并且,德昆西所谓“力”,就等于抒情,还偏重内容方面,我们所谓力纯粹是风格方面的一种特质。还有,德昆西的“力”,明是物理界的譬喻,所以他把船帆和船桨做象征;《文心雕龙》的现成比喻“蔚彼风力,严兹骨鲠”,德昆西竟未想到。一切物理界名词,也许都根据生理现象来,不过,何以德昆西未能近取诸身,从本源上立喻,这种偏重外察而忽略内省,跟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有无关系,西洋文评里的Vigor一字,略当我们所谓力;不过,Vigor是带赞美性的笼统字,既非中立,并且把我们所谓气力神骨种种属性都混沌地包括在内。这也足证明,西洋谈艺者稍有人化的趋向,只是没有推演精密,发达完备。

这种人化文评,我们认为是无可非难的。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力为taste,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

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看来,移情作用跟泛客观,行为主义跟唯心论,只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因为人化文评只是移情作用,而移情作用是一切文艺欣赏的原则,所以西洋人偶尔也有人化文评的气息,像我们所举第三类的例子,正好像中国古代虽没有完备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大思想家对于西洋人所讲究的偏全异同问题,也时参妙悟。西洋人讲文章,到佛罗贝要算得头儿脑儿尖儿顶儿,而佛罗贝也最多人化文评的片言只语,譬如他说:“拉马丁的作品里从来没有那种肌肉突出的老句”,又说:“孟德斯鸠的文章紧实如运动家的双头肌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人化文评在理论上有何好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知道人体在美学上有何地位。黑格尔(Hegel)曾按照内容或精神与外表或形式的关系把艺术分为三类,第二类古典式的艺术,是表里心物最凑拍的和谐,一种精神的具体化;这种表里神体的调融,在艺术里就是雕刻,在自然现象里就是人体,这不是跟我们上文所说人体化文评的一元性,拍得上么,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犹有文之德也”,这是人化文评打通内容外表的好注脚。我们因此悟到中国古代谈艺者往往看上去是讲内容,其实是注重外表,譬如载道问题。自然注重内容并不就是载道,不过有许多认为道与内容是一是二,我们此地无暇详说,只能就本文有关系处,略加分析。照我们看,载道在历史上有两种相反的意义:(一)为载道而反对文艺,(二)为文艺而主张载道。第一种是一般道学家科学家的主张,人所共知。不过这种意见,不必就是严格的文学批评,我们先要把它的坐标系(systemofreference)弄清。关于此点,我们从前在《论复古》一篇文字里详细辨过;譬如《镜花缘》里林之洋骂淑士与酒保通文,之乎者也,酸气冲人,我们似乎不可标出“掮客生意人文评”的题目,大书特书道:“生意人反对文言,主张白话,乃近来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尤以漂洋过海的生意人如林之洋为甚,可见受外国文化影响。”道学家反文艺的意见,有它片面的真理,也不一定是文艺衰落时期的产物。第二种就是一部分古文家或者“倒学家”的意见。这种意见并非古文家借道来作幌子,或者像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所谓“文人习气,挟持道以占地步”。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此种说法,我们认为也有真理,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所以,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照此说来,“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并非为道,还是为文章;并非为内容,还是为内容的外表。又要说到相面了:要像个上等文明人,须先从学问心术上修养起,决非不学无术,穿了燕尾巴衣服,喝着鸡尾巴酒,便保得住狐狸尾巴不显出野蛮原形的。“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就等于风鉴家劝你修心补相。关于整个载道问题的涵义,我们将来还想详细讨论。

中国文评还有其他特点,本篇只讲人化。我们希望已经把此点论列清楚。

后记:去年十一月底,纽约大学现代文学教授John Bak less君来牛津看我,谈起要做一部文学批评史,来补充Saints,bury大作的缺漏,添上中国文评俄国文评两部分。关于中国文评方面,他要求我合作。因为种种关系,当时谨谢不敢。但是这个善意的提议使我整理我个人对于中国文评的思想,得到几个结论,先偷空写成此篇。承我兄弟锺英给了不少帮助,写寄所引中国书籍原文,免却我记忆的错漏;又承友人K(J(Spalding先生把所引西文例证审定一遍,免却穿凿,并此志谢。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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