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2-11-23 15: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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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这样累赘,我们取它的准确。我们不说中国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撇开中国文学批评里近来所吸收的西洋成分,我们不说中国旧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里,多少还保留着。

   这里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巴狗。譬如我们旧文学里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煞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中世纪西洋文学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子。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而又非抽象的记号崇拜,跟中国的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译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记义”,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又如章实斋论先秦著作,指出一种“言公”现象,研究章实斋而亦略知西洋文化史的人,立刻会想到“言公”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言公”现象跟“香草美人”体的得失是非,我们不能在此地讨论;我们不过借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野蛮人还未摆脱五十年前中国维新变法,出版《学究新谈》、《文明小史》时的心理状态,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像西洋历史文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具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是特点了。

   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国道学家的理论,虽未受任何西洋影响,但也算不得中国特有。此类中外相同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其次,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共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此类问题,也不属本文范围。最后,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以一家一说一派而以整个的中国文评为研究对象。譬如,心解派的文学批评,当然是西方特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就是心解术;因为,在心解术成立以前,西洋文评早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心解术应用到文学上以后,西洋文评还有不知多少别具手眼的宗派。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应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唯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有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西洋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

   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易·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贼文之形,八冥伤文之膏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论》云:“孔融体气高妙”;锺嵘《诗品》云:“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这种例子那里举得尽呢,我们

   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谈到文学批评,也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莲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因为我们把文章人化了,所以文章欠佳,就仿佛人身害病,一部分传统的诙谐,全从这个双关意义上发出。譬如沈起凤《红心词客传奇》四种之一《才人福》写张梦晋李灵芸挂牌专医诗病,因苏州诗伯诗翁作品不通,开方劝服大黄;又如《聊斋志异·司文郎》一则记盲僧以鼻评文,“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容,直自下部出”,此类笑话可以旁证人化文评在中国的流行。

   我们该申说,何以文章人化是我们固有的文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但是,这两个负面的论证也许太空泛了。我们要在西洋文评里找出代表的例子,来分析,来指明它们的似是而非,它们的貌同心异,算不得人化。我们把例子分为三类,由浅入深,逐类辨析。

   第一类像西塞罗的议论。西塞罗云:“美有二种:娇丽者,美女也;庄严者,男美也。”这当然算不得人化: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所以他下文说须眉丈夫,总得保持庄严本色,切勿软绵绵,懒洋洋,衣冠言动,像个不男不女的戏子。他只说男女刚柔各有其美,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我们若讲美学思想史,西塞罗的分类极为重要,因为人体美属于美学范围;我们若讲文学批评,此说全不相干。我们当然可把此说推演到文艺上面,但是我们要注意,西寨罗自己并没有推演。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泛论美有刚柔男女性的说法,都算不上人化。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毕丰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惟文则本诸其人”,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真正的印象”,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跟我们此地所讲人化,绝然是两回事。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第二,他们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顾尔蒙唯物化的论文,认为文章是生理作用的产物,健康、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生命机能都影响到文章,这也不是人化或生命化。顾尔蒙只想以作者的生理来解释作者的文笔,生理是文笔外面或背面的东西,而我们的文评直接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

   第三类是西洋文评里近似人化而程度上未达的理论。在文艺思想里,像在宇宙里,一字的差分最难跨越。譬如有关,我们可破;有墙,我们可跨;只有包裹着神明意识的一层皮囊,我们跳不出,在一丝半米上,见了高低好丑。此类例子,不比前两类,在西洋文评里,不易找见。我们拣最亲切有味的来说。郎吉纳斯云:“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又云:“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昆铁灵云:“人身体康强,血脉足,运动多,筋骨牢固,所以为健丈夫,亦即所以为美丈夫,若专事涂饰,作妇人态,适见其丑,于文亦然”,又云:“文章雕饰,必有丈夫气,勿为女子佻冶态,”又云:“文章矫揉做作之弊,曰肿胀,曰水盅,曰肉感”,又云:“文章宁可粗硬,不可有女气而软弱。”维威斯的议论要算西洋文评里顶精辟的人化说了,他说:“文章者,心灵以及全人之影象也。人品本诸身与心;文品本诸文字及意义。文字有音与形,故文章有体格。字句精炼,音节弘亮,结构充实,则文之体高而大。文字琐碎,音枙薄,词紧促而不舒,则文之体卑且侏。体格而外,文章更有面貌:文之简赅者,其貌圆而润,文之详实者,其貌方以刚。文章亦有肉,有血,有骨。词藻太富,则文多肉;繁而无当,则文多血。文章又有液:字妥句适,理壮,辞顺,则文之液也。用字过省,且无比兴譬喻,音节细弱,结构庸俗,则文枯瘦;无血无肉,干皮包散骨,如囊貯石而已。”班琼生也有类似的见解:“文字如人,有身体,面貌,皮肤包裹。繁词曲譬,理不胜词,曰多肉之文;词不该理,曰多筋骨之文;音谐字妥,则文有血液。”华茨华斯云:“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卡莱尔云:“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是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有瘦硬之文,有憔悴穷饿无生气之文,有康健而不免中风危险之文”。佛罗贝论文云:“思想与形式分开,全无意义。譬如物体,去其颜色形模,所余不过一场空。思想之为思想,端赖文笔耳。”

   又云:“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这几个例子够举一反三了。

   在我们讨论这几个例子以前,我们先要注意,它们在西洋文评里,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记牢了这一点,我们然后研究,上面所举第三类例子,跟中国文评的人化,有什么差异,我们分四层来讲。

第一,此类例子大多把文章来比人体,只是一种显喻;我们该注意到“如人体”的“如”字,“于文亦然”的“然”字。顶多也不过隐比,算不得人跟文的化合;我们只要把郎吉纳斯跟刘勰比较,便见分晓。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从比喻的“比”字,望文生义,我们便推想得出平行的二元性;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这种心理状态,经波德来雅再三描摹之后,已成为文艺心理的普遍常识,我们不必更事申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诗人“蠲物圆览”,那个“圆”字,体会得精当无比。人化文评是“圆览”;人化比喻单是“左顾右盼”。所以,在西洋语文里,借人体机能来评骘文艺,仅有逻辑上所谓偏指的意义,没有全举的意义,仅有形容词的功用,没有名词的功用,换句话说,只是比喻的词藻,算不上鉴赏的范畴。在西洋语文里,我们习惯上只说“一种或这种多肌肉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肌肉”,只说“一种或这种多筋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筋”,除非我们硬要做譬喻,不顾公认的仂语。并且,在我们的文评里,人化的术语多少是中立的,不大有估定价值的意义,可以用来赞美——譬如说“骨重神寒”,也可以用来谴责——譬如说“骨弛肌懈”;而在西方文评里,这种人体比喻形容词本身就是一种估价,从上面维威斯、班琼生的话里,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说文章多骨多肉,就等于说文章不好,同样,现代西洋人说文章多肌肉多筋,就等于说文章好。换句话说,他们用到fleshy,bony(多肉的,多骨的)等等,都是指文章的变态说,不是指文章的常态说,不仅说文章有肉有骨,还说文章肉肥如豕或骨瘦如豺,不但是存在判断,并且是价值判断,是善恶美丑的批评,不是有无是非的描写。维威斯、班琼生所谓体貌,倒是有中立性的,此点我们下文再讲。大多数西洋谈艺者以文比人,都偏重病态、变态,例如郎吉纳斯所谓肿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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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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