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刚:“全球宗教格局”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2 次 更新时间:2022-11-13 00:10

进入专题: 全球宗教格局  

​张志刚  


摘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诸宗教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如对立、冲突、交流、对话、合作等,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愈益增强,这就客观地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拓宽视野,放眼于“全球宗教格局”来认识世界宗教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全面探析“全球宗教格局”,既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宗教因素、宗教问题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的广泛影响,又可促使我们意识到加强世界宗教研究、具备世界宗教知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关键词:全球宗教格局;错综复杂性;信仰群体地缘分布;多元化与两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从中国学术史看,这是首次把宗教学列为具有支撑作用的重要学科之一,对我国学界深化宗教研究、普及宗教知识与宗教政策具有引导意义。本文所要探析的“全球宗教格局”,相对以往的世界宗教研究而论,可谓一种新尝试、新观念、新思路。我们之所以要将这一新尝试、新观念、新思路引入世界宗教现状研究,主要理由即在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诸宗教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如对立、冲突、交流、对话、合作等,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愈益增强,这就客观地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拓宽视野,放眼于“全球宗教格局”来认识世界宗教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那么,何谓“全球宗教格局”呢? 我们可以借鉴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家关系等研究领域所重视的“格局”概念,做出这样的理论假设:“全球宗教格局”就是指,世界诸宗教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呈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这种格局主要由“三变量”构成,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行为主体”的世界诸宗教、它们的“地缘分布”、以及它们的“软、硬势力对比”;着重分析这三者的结构关系、互动作用、演变态势,或许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宗教因素、宗教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何以能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广泛且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对如此定义的“全球宗教格局”展开探讨与分析。

一、世界诸宗教的错综复杂性

若要分析全球宗教格局,首先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世界诸宗教的错综复杂性。这里说的“错综复杂性”,不仅指世界宗教现象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强调各大宗教传统内部也是错综复杂的。比较宗教学家、宗教现象学家斯马特(Ninian Smart)在《世界宗教》“导言”里指出,一旦我们遨游于世界宗教,便不能狭隘地理解或界定宗教,而应当抱以“跨文化比较”的探索精神。当我们具体地考察诸多宗教传统时,像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切莫忘记它们的多样性或多元化。以基督教为例[2],尽管人们用“一个标签”来指称这种宗教传统,可事实上,基督教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列举其部分宗派便可以印证这一点:东正教、天主教、科普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阿明尼乌教派、马多马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殉道宗、浸礼宗、一位论派、门诺派、公理会,以及许多新出现的、有争议的宗派,像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派、基督教科学派、统一教派和祖鲁锡安派,等等。[3]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内部是复杂多样的,其他宗教传统内部也是如此。

然而,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宗教? 据现有资料,没有人做出过准确的回答,这不但因为世界上的宗教现象林林总总、数不胜数,还在基础理论上涉及“宗教定义问题”,即面对世界宗教现象的复杂多样性,国际学术界至今尚无统一的或公认的宗教定义。[4]因而,论及世界宗教的复杂多样性,目前较有影响的教材或论著大多采用“分类描述方法”,或按宗教源流分类,或按地区国家分类,但往往二者并用。

例如,霍普费(Lewis M. Hopfe)主编的第13 版《世界宗教》,将世界上现存的诸宗教源流大体分为四类:(1)源于非洲和美洲的诸宗教,这部分内容是指该地区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本土宗教”(nativereligions),可谓此版教材的新尝试、新突破,旨在弥补以往世界宗教研究的一处不足或缺陷,即因多方面因素的偏颇影响,像欧洲殖民主义统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强势传入、西方学界的进化论宗教观等,而把该地区诸多部落或民族的宗教传统边缘化,将其信仰仪式和生活习俗等鄙视为“原始人的迷信残余”,该版教材则尝试从共性入手,力求揭示该地区本土宗教传统的丰富多样性、它们的现存影响、以及它们与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之间的张力关系;(2)源于印度的诸宗教,即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和佛教,如今前三种宗教主要活跃于印度,佛教则广为传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3)源于中国和日本的诸宗教,主要包括道教、儒教、神道教等;(4)源于中东的诸宗教,主要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这些宗教都信奉“一位最高的造物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历来就是世界上的两大传教性宗教,目前它们的信徒遍布全球,多达数十亿。[5]

“世界宗教与文明对话”倡导者、“全球宗教伦理”起草人汉斯·昆(Hans Küng,又译孔汉思)的晚年著作《世界宗教寻踪》,也灵活并用“宗教源流”与“地区国家”两种分类描述方法。该书“前言”指出,在人类生活的星球上,可以分辨“三大宗教河系”:(1)源于印度的宗教传统,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2)源于中国的宗教传统,主要是儒教和道教;(3)源于近东的宗教传统,主要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在概述世界宗教的历史与现状时,汉斯·昆首先强调:请不要再轻言“原始文化”! 因而,他着笔于澳洲与非洲的诸种“部落宗教”(Stammesreligionen),通过考察其原住民的“源初伦理”(Ur-Ethos)、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化、基督教会的非洲化等,既展现了该地区宗教现状的复杂形成过程,又力图揭示“黑非洲宗教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及其对“人类共同伦理”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又如,在论述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及其广泛影响时,汉斯·昆首先举例“狮城——新加坡”的社会现代化、不同宗教与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存,接着阐释“中国宗教观的核心内容”——祖先崇拜,中国民间信仰的宗教性,儒家价值观与“作为国教的儒教”,道家与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等;再如,鉴于“近东宗教传统”的错综复杂性,汉斯·昆将“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分而论之,以充分描述它们的经典教义、传播范围及其深远影响等。[6]如上多种灵活的描述方式,均有助于我们从源流上来分析全球宗教格局的复杂结构、地缘分布、主要特征等。

二、主要信仰群体的地缘分布

(一)世界宗教的传统格局

斯马特所撰《世界宗教》大体分两部分,即“近代史之前的世界宗教”(约公元前3000 年至公元1400 年)与“近代史以来的世界宗教”(约公元1500 年至1998 年)。在第一部分,斯马特主要是从“区域性的宗教源头”来展开叙述的,这部分内容可使我们大致了解如下“世界宗教的传统格局”:

(1)南亚宗教,主要包括婆罗门教、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伊斯兰教等;(2)中国宗教,主要包括儒教、道教、外来的佛教诸宗派、本土创立的佛教诸宗派、外来的基督教、外来的伊斯兰教,以及诸多少数民族宗教等;(3)日本宗教,主要包括神道教、外来的佛教诸宗派和本土创立的佛教诸宗派、外来的基督教等;(4)东南亚宗教,主要包括伊斯兰教、南传佛教,以及诸多本土宗教等;(5)太平洋地区宗教,主要包括波利尼西亚宗教、美拉尼西亚宗教、密克罗尼西亚宗教等;(6)美洲宗教,主要包括印加宗教,南美洲、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北美等地区的诸多土著或民间宗教等;(7)近东宗教,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古埃及宗教、迦南宗教、以色列宗教等;(8)波斯与中亚宗教,主要包括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萨满教等;(9)希腊与罗马宗教,主要包括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外来的诸种巴勒斯坦宗教等。[7]

在晚近的世界宗教研究中,各大宗教的传播范围,尤其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地缘分布状况,越来越受重视。关于当今的全球宗教格局,现有下列两种较为详细的调研统计数据。

(二)《大英百科全书》:世界三大宗教的地缘分布状况(2002)

1. 基督教,1990 年的信教人口为17. 47 亿,2050 年预计30. 52 亿,其三大分支的分布状况:(1)天主教主要在欧洲的法国、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斯洛伐克等国,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国,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占优势;(2)新教诸教派主要在欧洲的英国、德国、荷兰、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冰岛等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非洲的南非、加蓬、纳米比亚等国占优势;(3)东正教主要在俄罗斯、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占优势。

2. 伊斯兰教,1990 年的信教人口为9. 62 亿,2050 年预计22. 29 亿,主要分布状况:(1)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均占绝对优势,这22 个阿拉伯国家聚集于西亚和非洲,即西亚的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埃及、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2)在亚洲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以及非洲的马里、乍得等国也占明显优势。

3. 佛教,1990 年的信教人口为3. 23 亿,2050 年预计4. 25 亿,主要分布状况: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蒙古国、日本、韩国、中国等。

(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八大信仰群体的地缘分布状况(2010)

1. 基督教徒约22 亿,主要分布状况:美洲的基督徒约占37%,欧洲的基督徒约占26%,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督徒约占24%,三者合计为基督教徒总数的87%。

2. 伊斯兰教徒约16 亿,主要分布状况: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穆斯林约占62%,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穆斯林约占2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穆斯林约占16%,三者合计为穆斯林总数的98%。

3. 印度教徒约10. 2 亿,99%生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4. 佛教徒约4. 9 亿,99%生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5. 犹太教徒约1400 万,主要生活在以色列、美国、西欧国家。

6. 民间或传统宗教信徒,主要包括中国民间宗教、非洲传统宗教、美洲原住民宗教、澳大利亚原住民宗教等,约4 亿,90%生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7. 其他宗教信徒,主要包括巴哈伊教、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道教、天理教、拜火教等,约5800 万,89%生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8. 不信教者,包括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那些不认同任何特定宗教的人,约11 亿,76%生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8]

现把上述主要数据汇总为下表。

三、格局的“多元化与两极性”

我们试用两组概念来进一步探析全球宗教格局,这就是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多元化”,将其“显著特点”聚焦于“两极性”,下面依次展开分析。

(一)多元化:全球宗教格局的基本特征

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的“全球宗教格局”并非“上天安排”,而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的现实反映。若从整体上考察,国际理论界现已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充满张力或矛盾的三化”,即“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说全球宗教格局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相应于“文化多元化”而形成的,那么,它所反映的便主要是,多元化的人类文化传统所深含的不同信仰之间的张力或矛盾。从哲学观点来看,人类文化传统本来就是有差异、多元化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诸多宗教信仰也是如此;但目前需要加强研究的关键问题即在于,为什么“宗教多元化”的张力或矛盾力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来,且强烈地“反作用于看似世俗的人类社会生活”,甚至影响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呢? 面对上述全球化背景下所浮现的新问题,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历史的沉思。

通过考察世界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宗教在人类社会和诸种文化里扮演着多重角色。在这个日趋全球化的时代里,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同一国家的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仍将是许多国家和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宗教冲突并非最近才出现的。回首往事,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伊斯兰教在中东等地的传播,它们所引发的文化交融,皆已成为世界史的大事记。人们因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且战且爱,生死离别,最终却为了共存,各个宗教都有所改变或有所更新。而现在不同于过去之处即在于,各宗教的传播速度之快、宗教间交流程度之强,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移民潮的涌现、交通的发达、网络的普及等,某些过去只有一种宗教的国家或地区,现已涌入其他诸种宗教。全球化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不争事实,这便使各种宗教自然而然地相遇了。就世界宗教现状而言,人类若想和平相处,无论一个人是否信教,都应对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有所认知,都要了解他们各自的教义及其价值观。[9]

(二)两极性:全球宗教格局的显著特点

从目前的全球宗教格局来看,首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地缘分布、势力对比、矛盾冲突等,对冷战后的全球局势、世界秩序、特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什么重要影响,已成为国际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一大现实问题。

关于上述问题的全局分析,最早见于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1996)。该书第九章“诸种文明的全球政治”专列一节“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亨廷顿指出,历史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无论东正教派,还是西方教派)的关系时常犹如风暴,彼此视为异己。在当今世界,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再起冲突的原因即在于,“权力与文化的根本问题”:谁统治谁? 谁来统治? 谁被统治? 近些年来的诸多重大争端表明,二者所持有的不同立场及其冲突观点,已使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领土问题”这一历史上的主要争端,现在已变得相对次要了。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发生过28 次“断层线冲突”(fault line conflicts),其中19 次是与基督徒的冲突。这19 次冲突又分三种背景:(1)11 次是与东正教徒的冲突;(2)7 次是与非洲、东南亚国家基督徒的冲突,因为他们是“西方基督教的追随者”;(3)只有1 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断层线发生的,即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的冲突。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现已聚焦于“文明间争端”(intercivilizational issues),诸如武器扩散、人权民主、石油控制、移民问题、恐怖主义、西方国家干涉等。[10]

亨廷顿此论一出,旋即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与激烈论争。在近些年的研讨中,有两种动向值得注意。第一,当代宗教冲突、特别是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越来越受国际学界关注,且已成为重要课题。例如,有学者引用统计数据表明,与冷战期间(1945—1989)相比,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宗教冲突”(不仅是不同宗教之间的、而且包括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的冲突)的绝对数量明显增加。下列图表里的统计数据[11],可令人觉察三点:(1)在这些冲突里,基督教内部和伊斯兰教内部的少数派与多数派的争斗,历来就占多数;(2)在各类宗教冲突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又一直占多数;(3)上述两类情况,自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均有明显增加,在2000 年的统计数据里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可见,继而加强这一课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具体理解全球宗教格局的两极性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复杂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理应警惕下述国际上,特别是在欧美学界较为流行的偏颇认识倾向。

第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 恐怖袭击”“巴黎恐怖袭击”“奥兰多恐怖袭击”等一连串恶性事件发生后,欧美学界“抹黑穆斯林的现象”日渐蔓延、甚至愈演愈烈。前面提到,早在“9·11 事件”前,以亨廷顿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右翼鹰派国际政治学家,不但用“文明冲突论”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且认为世界上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宗教冲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成为21 世纪人类冲突的主要形式。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有法国学者在电视上发表偏激评论:从“《查理周刊》事件”到“巴黎恐怖袭击”,这一连串恐怖行为所反映的就是,“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中世纪愚昧信仰”与“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尖锐冲突。再如,美国政界和学界都有人认为,“奥兰多恐怖袭击”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又一次攻击,美国必须调整移民政策,严控穆斯林移民……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任何恐怖主义行径都要受到严厉谴责与坚决打击。但上述“抹黑现象”的一再出现,也应引起国际学界的深刻反思,因为它所表露的是“一种偏颇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极为偏颇、且简单地在“恐怖主义现象”与某种宗教、某个文明、某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画等号。持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是否太欠缺“世界宗教常识”了? 据现有统计数字,全球穆斯林约13 亿,占世界人口18%,分布172 个国家和地区;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穆斯林人口均有数百万,据2016 年统计数据,法国约有570 万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8. 8%,德国约有500 万穆斯林,约占全国人口的6. 1%。仅凭这几点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不能不断定,上述偏颇的思维方式不但无助于世界宗教研究,而且非常有害。

(三)谁第一:全球宗教格局的最大变数

在未来的几十年,全球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率,能否使伊斯兰教超过基督教,一跃而成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 这是近些年世界宗教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一大热点问题,也可以说是“全球宗教格局两极性的最大变数”。

前文提到,2003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做过如下预测:1990 年,基督教的信教人口为17. 47 亿,伊斯兰教的信教人口为9. 62 亿;到2050 年,前者预计30. 52 亿,后者预计22. 29 亿,二者相差8 亿多,基督教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宗教”。时隔不到二十年,新近的统计预测数据几乎颠覆了上述权威预测,其主要依据就是全球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率。

据皮尤研究中心《全球宗教景观报告》(2017),近些年已有迹象表明,伊斯兰教将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世界性宗教。2010 年至2015 年,穆斯林母亲所生婴儿约占全球新生儿的31%,明显超过穆斯林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24%;同期相比,虽然全球基督徒的数量仍在增长,但相对平缓,2015 年基督徒母亲所生婴儿约占全球新生儿的33%,略高于基督徒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31%。尽管现有数据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督徒比较年轻化,可在未来几十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并非如此,如在欧洲各国,基督徒相对老龄化,死亡率居高不下,且已远超其出生率。仅以德国为例,2010 年至2015 年间,基督徒的死亡人数超出其出生人口140 多万。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基督教也面临类似情形,估计不会在未来几十年有根本改观。总之,从全球范围来看,穆斯林人口相对年轻化且生育率较高,预计2030 年至2035 年间,穆斯林母亲所生婴儿数量约为2. 25 亿,基督徒母亲所生婴儿数量约为2. 24亿,前者将略多于后者;而2055 年至2060 年间,预计穆斯林母亲所生婴儿数量约为2. 32 亿,基督徒母亲所生婴儿数量约为2. 26 亿,前者将明显超过后者。据以上分析可做出预测:(1)到2060 年,全球穆斯林人口约为30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1%;基督徒人数约为31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2%;(2)到2070 年,穆斯林人口将与基督徒人数持平;(3)到2075 年,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基督徒人数;(4)到2100 年,穆斯林将占世界总人口的34. 9%,基督徒则占33. 8%。[12]

(四)恐伊症:全球宗教变局的西方反应

全球穆斯林人口的高增长率,加之前述二战后涌入欧美的移民潮、“9·11 事件”以来频发的恐怖事件等因素,致使欧美社会普遍流行“恐伊症”(Fear of Islam,or Fear of Moslem)。这一症状的明显反映,首数欧洲诸国纷纷出台的“蒙面罩袍禁令”,如法国政府颁布“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穿着波尔卡罩袍法令”(2010)、比利时政府通过“禁止公众场合穿着蒙面罩袍法案”(2010)、意大利众议院通过“禁止本国境内穿戴穆斯林女性蒙面罩袍议案”(2011)、荷兰内阁批准“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禁令”(2015)、瑞士提切诺州规定“全面禁止公共场合穿戴蒙面罩袍,包括外国游客”(2016)……据英国《卫报》(2010 年1 月25 日)报道,法国自今日开始推行的这一禁令,早已遭到多种质疑声,如是否导致社会分歧、是否难以实施、是否没有约束力等;据法国官方统计,目前只有不到2000 名法国穆斯林妇女穿着“波尔卡罩袍”;因而,许多民众关注,在法国这样一个政教分离、重视个性的自由社会,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穿着罩袍,能否被解读为“宗教倾向的过度展示”?

如果说“蒙面罩袍禁令”只是一个侧面、一种表征,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公众对穆斯林、伊斯兰教态度”的民调,或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恐伊症”。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报告中,如下几点值得一提:(1)总体态度,美国公众“对穆斯林的热情度”有所提升,从2014 年的40%升至2017 年的48%;与此相应,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鼓动暴力的人数有所下降,从2014 年的50%降至2016 年的41%。(2)党派态度,在伊斯兰教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上,美国两大党派的态度分歧越来越大。2002 年,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态度差距为11 个百分点,但到2016 年底,二者的差距拉大至44 个百分点,70%的共和党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可能在其追随者中鼓动暴力,而民主党人的比例为26%。(3)极端主义问题,54%的成年人表态,美国穆斯林公民很少或不支持极端主义,比2011 年的45%上升9 个百分点;但仍有35%的人认为,“许多或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支持极端主义。(4)社会地位问题,50%的成年人否认,“伊斯兰教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43% 选择“是”,7%表示“不知道”;甚至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穆斯林大多是“反美的”,另有24%表示有些美国穆斯林公民是“反美的”。(5)主要成见群体,美国社会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成见最深的群体,主要有共和党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和学历较低者,如68%的共和党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65%的共和党人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原则存在天然冲突”。(6)宗教认可程度,近年来美国公众“对宗教群体的热情度”有所上升,认可程度的排次为,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主流派新教徒、福音派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摩门教徒,穆斯林倒数第一。[13]

说到欧美社会流行的“恐伊症”,不能不提2016 年底轰动国际网络的一篇预测报告,该报告可比作“恐伊症的Ⅰ级响应”,它就是捷克政治伊斯兰研究中心(CSPI)发表的《伊斯兰饱和临界点》。该报告运用数学建模方法,把历史数据带入公式,以计算“某国穆斯林的饱和临界点”,求证下述警示性结论:一旦某国的穆斯林人口超过10%,将不可避免地“被伊斯兰化”! 这里略去非常专业化的数据编组、数学建模、函数分析等步骤,直接观其主要结论:(1)所有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均超过穆斯林人口10%的饱和临界点,如伊朗、埃及等;(2)历史上曾被伊斯兰化的国家,若要逆转其趋势,难免发生暴力冲突,如西班牙等;(3)目前,诸多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人口已接近10%,如德国等,甚至超过这一临界点,如法国,且呈2. 3 倍增势;(4)据现有穆斯林人口数据,可以预测,欧洲多国达到“被伊斯兰化临界点”的时间依次为:比利时2013 年、德国2014 年、荷兰2015 年、瑞典2019 年、英国2033 年,法国则为“负6年”,即早在2010 年已达临界点。[14]

上述预测结果之所以能在国际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主要原因即在于,其结论是用专业化的“数学建模”(Mathematical Modeling)推算出来的。然而,对世界宗教研究来说,再精确的数学方法与数据计算也不过是工具或手段,而任何工具或手段的合理运用,无疑首先取决于其“理论预设” (theoreticalpresupposition),特别是“逻辑起点”(logical starting point)。就此而论,该报告的立论部分的确存在诸多“堪忧之处”。例如,其“引言”称:本研究专注于“伊斯兰教的政治方面”,因该教教义中51%的内容,显然主张的是“政治伊斯兰”,而并非“个人的信仰”;我们假设读者对“政治伊斯兰”有基本认知,对此概念不做详细解释;我们主要研究“政治伊斯兰”,对社会学因素不予关注[15];我们对穆斯林的宗教派别和个别群体不做区分,尽管其内部存在冲突,但他们都信奉《古兰经》和圣训;一旦某种观念的“高忠诚度群体”达到总人口的10%,它终将成为整个群体的主流观念……该报告“引言”的中译文不足2000 字,仅从以上摘要的近300 字里,便可察觉这样一连串的“等式”:首先,把伊斯兰教等同于“政治伊斯兰”;接着,把作者自己对“政治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所有读者的认知;随后,把“政治伊斯兰”等同于所有的伊斯兰教派别和穆斯林群体;再接着,把所有的穆斯林等同于“政治穆斯林的高忠诚度群体”;最后,把所谓的饱和临界点——“10%的穆斯林人口”等同于某国全部国民不得不屈从的“主流观念的制造者”。由这一连串“等式”所构成的理论假设,特别是其逻辑出发点———“伊斯兰教=政治伊斯兰”,是否显得“过于简单化”、甚至“极具偏颇性”呢? 对这种思维方式的逻辑质疑,便是我们可把该报告喻为“恐伊症的Ⅰ级响应”的主要理由。上述质疑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推翻该报告,而是为了以其“简单化、偏颇性思维方式”为戒,促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分析全球宗教格局,特别是其“两极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国际政治、地区冲突、国家安全等的影响所在。

四、简要的余论

《孙子·谋攻》曰:“知己知彼。”现如今,若能立足人类生存现状,着眼全球化视野,我们把这句古训辩证地诠释为“先要知彼,方能知己”,显然更有哲理启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拓展,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合作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重要。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全面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信仰状况,且从整体上洞观全球宗教格局。

据国内外研究机构的新近统计数据,世界总人口约为七十二亿多,各类宗教信徒约有六十一亿多,约占世界人口的84%。这一基本统计数据,至少可引发三点思考:首先,我们要有全球观念,要从整体上认识到世界宗教现象的普遍性与复杂性,即宗教信仰普遍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大多数人口信教的民族、国家或地区,宗教氛围便会非常浓厚,宗教信仰的文化影响与社会作用不可小觑,这从本文着重探析的全球宗教格局的两极性及其变数可见一斑。

其次,务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宗教现象及其问题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要从现实的社会、国家出发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问题;要把宗教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要以经验条件来解释宗教现象及其本质,因为宗教意识形式总是与特定的国家形式、社会形式相联系的。[16] 社会学暨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涂尔干)早就指出:宗教的本质即在于其社会性,任何一种宗教就是“一个统一的体系”,是“宗教信念与社会实践”的统一。[17] 上述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和社会学理论,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宗教”并非“虚无缥缈或远离尘世”的,各类宗教信仰不但是其信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各类宗教的信仰对象看似都是“超验的、神圣的或神秘的”,但所有的信众都是根据此类信念来解释“人生意义”,规定“现世生活”的。据此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所谓的宗教信仰注定弥漫于、并影响着各类宗教信徒的全部生活——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最后,我们还要清醒地意识到,整个人类现已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或地球村”。每个关心时事的当代人,都应具有世界宗教知识,因为要想深刻认识国内外局势、理解当代重大事件,不仅要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了解“地球村里的不同邻居们的宗教信仰”(比较宗教学的术语称为other’s faith)。假如欠缺此类知识,恐怕难以想象,地球村里具有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各类成员,何以能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共谋发展?

正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国内外宗教问题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要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18]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加强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普及宗教知识与宗教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2—23 页。

[2]这里的“基督教”( Christianity) 一词,其外延是国际学术界所惯用的“ 广义的基督教概念”,主要包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新教(the Protestant Churches)、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 三大分支,以及诸多独立的教派。

[3]详见斯马特著,高师宁、金泽、朱明忠等译:《世界宗教》(第二版) “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 页。

[4]关于国际学术界的“宗教定义或宗教概念”研究状况,可参见张志刚:《宗教是什么———关于“宗教概念”的方法

论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4 期,第23—34 页。

[5]See Lewis M. Hopfe, Religions of the World, 13th Edition, Revised by Mark R. Woodward and Brett Hendrickson,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6, pp.6-7.

[6]以上概述详见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前言、部落宗教、中国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章节。

[7]综合参见斯马特:《世界宗教》,“ 第二版前言” “ 世界宗教大事年表一” “ 世界宗教大事年表二” 第二至十章

等。

[8]See The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ajor Religious Groups as of 2010.

[9]以上概述详见舒佩尔、特里著,李腾译《世界历史上的宗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十一章“作为序言

的过去”,该章是此书的“结语”。

[10]See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Schuster Inc., 1996, pp.209-212.

[11]该图表转自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2 页,这里根据原图,大小

标题略有修改;该图表的统计数字,原引自Jonathan Fox, Religion, Civilization, and Civil War: 1945 through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4, pp.60-61。

[12]以上数据摘自皮尤研究中心,黄伟婕译:《不断变化的全球宗教格局》,《宗教与世界》2018 年第2 期,第42—49页;英文原文可参见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宗教与公共生活” 栏目,http:/ / www.pewforum.org/2017/04/05/ thechanging-global-religious-landscape/ 。

[13]以上统计数据与分析,参见周少青:《美国公众如何看待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17 年第5 版,第1—2 页。

[14]详见捷克政治伊斯兰研究中心,朱剑虹译:《伊斯兰饱和临界点》,《宗教与世界》2018 年第5 期,第44—49 页。

[15]关于这里所说的“社会学因素”,可参见该报告“方法论”一节的如下表述:“我们有意排除复杂的人口因素、群

体内部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也不考虑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大量移民。”参见《宗教与世界》2018 年第5 期,第46

页。

[16]参见张志刚:《重温马克思的精神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方法论源泉》,《中国宗教》2018 年第5 期,第29—33 页。

[17]See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he Free Press, 1965, Introduction: Subject of Our Study: Religious Sociology an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pp.13-33.

[18]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7、169、170 页。


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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