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与科研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22-11-07 0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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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摘要:宣传是传播已知,科研则是探索未知。既然探索未知,就要准备走不平坦的治学路。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重在四项基本功:读、调、创、著。读书:马、中、西著作都要读,关键是重在“悟道”而非雕虫小技,把握精髓实质而非浅尝辄止,弄清逻辑体系而非断章取义;调查:须知实践有“神灵”,唯调查才能发现真谛,还要学会大数据调查分析;创意:重在“想别人之所未想,言别人之所未言”,欲如此,外需宽松环境,内需心灵放飞;著述:“论著千古事,历史检验之”,要对得起科学和良知,同时注意论文写作“口要小,井要深,油要厚”。科研具体方法则无一定之规,管用即可,多样化更因人而异,笔者的四方法为“砸核桃”“找联系”“多向度”“解矛盾”。

  

   《学术研究》在2020年第6期以《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为题刊发了《常修泽学术自传》前言,引起学界关注。除多家媒体转载外,也有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博士生朋友)来信:希望笔者能在“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之外,谈一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之路”的治学体会和科研方法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高端的、对笔者颇有难度的话题,因为本人的经济学研究功底并不厚重(仍在建构中)。而更重要的是,“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着实“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

   40多年前,南开大学前辈学者带领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原著时,笔者曾被该书第一卷法文版序(中文译本)的一段名言所震撼并铭记在心:“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实际上,中国老一辈学者走的多是不平坦的治学路。有感于此,2014年我在参与主编评述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我的老师)治学经历时,即冠以《不平坦的治学路》的书名,这显然得益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思想。“道路不平坦,我们要登攀”,是谈论经济学研究功底建构与科研方法论的指导理念和主旨精神。在此指导下,我们一起来共商、切磋科研基本功与科研方法问题。

  

   一、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

  

   (一)“读”:读书

   1. 为什么要强调读书?

   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古今中外人士讲读书的很多了。我少年时期曾爱好文学,甚至还异想天开地作过一番“作家梦”,1960年“大饥荒”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正在困苦之际,是读书慰藉了我的心灵。高尔基说过:“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 其中,“知识泉源”及“忠诚和有理智的人”给我少年时留下很深印记。后来,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身不懈的追求”,也给我这个“三进大学无缘文凭”的青年带来心灵的慰藉和激励。读书而求“知”,且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命运。

   参加工作后,读理论的书逐渐增多。毛泽东作于1941年5月19日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严厉地批评了党内一批干部和有关党员,形象地给这些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句话有什么含义?他说:“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这副对联真是惟妙惟肖。我想,由“腹中空”到“腹中实”甚至“腹中多”,靠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读书。这里“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

   现在人们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微信”等新媒体“快阅读”的挑战。“抖音”“快手”等新媒体确实快捷、活泼、引人入胜,但我依然强调要系统读书。

   2014年,我参与了夏骏导演的一部五集电视政论片《读书的力量》的研究策划。该片摄制历时三年,讲述了东西方文明史中文化名人的著作形成、影响及故事,揭示出人生高度与读书深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一集是讲我“老师的老师”杨敬年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他赴英留学并获牛津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回南开任教。先生一生屡遭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被法院处以管制3年;“文革”期间更受摧残;1974年夫人突发脑溢血而终身瘫痪;1976年其独子病逝。虽历经多重磨难,但他仍坚强地活着。改革开放后,他专攻并讲授发展经济学,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90岁那年他重新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传为学界美谈。2014年该片拍摄时,杨敬年先生已经106岁,但精神矍铄。2016年,此片在“世界读书日”由央视播出,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事迹和精神给人以深刻启示,成为《读书的力量》之标本。

   2.今天我们读什么书?

   首先,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常修泽学术自传》于2020年在广东出版后,杨国明副教授曾用“大数据分析法”做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全书出现古今中外的人名达341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谷书堂教授(92次),第二、第三位则分别是马克思(51次)、恩格斯(33次)。仔细想来这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一些学术思想就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我独立著述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人本体制论》正文一开头即从“一段题词说起”。“这是我多年来经常引用的一段意味深长的题词。题词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间: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者给恩格斯写信,请求其为拟创刊的《新纪元》杂志题词。”恩格斯给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我在《人本体制论》书中开头写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给《新纪元》创刊号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可以论定,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概括和表达,可以说这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正是受此启发,我于1986年11 月,向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申报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项目(很遗憾,未获批,后作为自选科研项目)。经过20年的研究,200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人本经济学专著《人本体制论》,2009年发表论文《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人本体制论”角度的思考》(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收入《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第一辑》)。这些著作和文章,均得益于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对中国改革的深刻启迪。2015年出版的第二部人本经济学专著《人本型结构论》,同样是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在中国经济结构研究和实践中的应用。

   当前,在国家提出“共同富裕”并让浙江先行示范后,围绕如何看待“共同富裕”问题,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看法。2022年2月11日,我在应《浙江日报》之邀发表的访谈录《以发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裕》中,根据长年研究的理论积淀,从正面角度阐述了自己的三点学术看法。第一,“从发展大格局考虑问题,‘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针对的是离开发展大格局而“狭隘地仅仅在分配上兜圈子”的倾向。第二,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同富裕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 针对的是把“共同富裕”误解为“杀富济贫”搞平均主义的民粹倾向。第三,主张建立“社会容错和企业家自律纠错双机制”,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针对的是借“共富”话题而排斥、打击民营经济的苗头。

   上述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早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了其中基本原理有关。

   以上这几个具体实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是我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最深厚的理论根基。青年朋友想要打牢自己社会科学功底,务必读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只有读懂读透,掌握其精神实质,才能在“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之路”上保持战略定力和理论张力。

   其次,要读中国古典的书。我在年轻时,受到老师夏康达先生、李凯源先生的影响和指点,打下了“读古书”的底子。老子、孔子、管仲、司马迁、苏轼、王安石、龚自珍等历代先贤的名字及其著作在《常修泽学术自传》中出现多次,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出现次数最多。

   《道德经》是我反复阅读的典籍,虽然只有5000字,但博大精深,贯通“天地人”。受《道德经》中关于“天地人”大哲理、大思维的影响,经20多年探索,我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广义产权论》。以此为基点,2011 年又发表了论文《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之后,又由“天地人产权论”进一步理论升华,发表论文《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正式提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这个理念,是否与2021年4月国家领导人在全球气候峰会上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某些 “不谋而合”呢?这要归功于老子的《道德经》。

   除老子外,我很注重读管仲(管子)的书。第一,他是古代经济思想大家,我们专业对口;第二,他是齐国宰相,而本人出生在古齐国之地,我们文化相近;第三,他是“以人为本”这个古语的首提者。

   管子的变革、开放思想对我颇有启发,如《管子·正世》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另一篇《管子·牧民》说:“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意思是,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同乡、不同国,就不听、不采、不从别人或别国的意见),也颇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对于当今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学者来说,这类中国古典书是不可不读的。虽然管子有若干变革或开放包容的言论,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是守成和比较封闭的。就拿现在政治经济学界经常讲的三点来看:第一,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传统文化没有此理念,有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第二,我们强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文化里虽有“大同世界”,但骨子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三,我们现在讲“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但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尊。因此,要科学对待,推陈出新。

   当然,读古典书要会分析鉴别。管子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之词,他给齐桓公上奏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您想成为霸王吗?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这样就可保持政权稳定。虽然管子的“以人为本”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整个理论的核心是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围绕“霸主”怎样“称霸”而展开。

   显然,其出发点不是“人”,而是“以人”。这是一种“工具论的以人为本”。于是,我在《人本体制论》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工具论的以人为本”和“实质论的以人为本”。我们国家应避免“工具论的以人为本”,而应树立“实质论的以人为本”,这成为《人本体制论》的核心命题。

   再次,要读西方社会科学界“有思想的书”。这点在社会上有偏见,我们不要一概排斥,要具体分析。

在研究和写作《人本体制论》过程中,我读了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UNDP)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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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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