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我在1999年提交台北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年会”的论文《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其后，又在《哲学研究》《衡水学院学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仁学”的思想模式及其体用论、文化观、价值观，逐步充实了“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2014年7月，贵州孔学堂书局出版了拙著《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吴光说儒》一书，我从儒学史、体用论、文化观、价值观、政治观角度阐明了我的“民主仁学”论。在此，我着重谈谈“民主仁学”的政治观。
一、“民主仁学”的体用论与政治观
我所谓“民主仁学”的基本涵义，是包括“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体用论、多元和谐文化观和“一道五德”价值观的新体新用新儒学。
1.“民主仁学”的体用论：“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
我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儒学将以“道德人文主义”的形态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其一元的存在，而这种新儒学是既包含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又吸收了非儒家文化的思想养料的。而面向新世纪的新儒学的基本形态，既非“新心学”，也非“新理学”，而应该是“新仁学”。
这个“新仁学”，既源于古典儒学的孔子仁学，继承和包涵了孔子以及历代大儒论“仁”的基本道理，又是对古典仁学的批判性改造；既吸收融合了原本是非儒家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养料与精神资源（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人文精神），又拒绝并且批判西方文化中反人性、反人文的思想与制度（如个人权利至上、征服主义、斗争哲学等等）。
这个“新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确立道德的主体地位而以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安顿人的生命为第一要务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实践方向，并非是走“（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新心学道路，而是新“内圣”与新“外王”的统一。其“内圣”之体，即道体之仁，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爱人”之“仁”，而是融合了传统“仁爱”精神与现代“民主”精神而形成的新型道德主体；其外王之用，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制，而是融合了传统仁政、礼仪与现代民主法制、科技文明的制度、事功。
如果从体用关系上来理解这个“内圣外王”新儒学，可以将它定位为“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民主仁学。它在个人修身实践上坚持以道德仁爱为体，礼仪伦理为用，以成就君子人格为目标；在社会政治实践上则坚持民主仁政，以民主仁爱为体，法制科技为用，以建设富强、民主、仁爱、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这就是民主仁学的体用论与政治观。
2.“一道五德”：“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对此，我提出了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论述。要点是：
第一，历代儒家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孔子虽然提出了诸如仁、义、礼、知、圣、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宽、敏、惠、勇、温、良、俭、让等20多个价值观念，但其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仁体礼用”四个字。孟子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根于心”。自汉至清，儒学核心价值观基本上是“三纲五常”。此外还有“四维”（礼义廉耻）、“八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之说，“五行”（仁义礼智圣）、“六德”（圣智仁义忠信）之说，是不同时期的儒家根据时代急需而对核心价值观所作的概括。
第二，历代儒家关于“道”“德”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所得之道，是用。历代大儒关于核心价值的论述，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智、信”为道体之用的，诚如孔子所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二程所谓“仁者全体，四者（义礼智信）四支（肢）”。
第三，在现代社会，传统儒家所讲的“三纲”伦理，已经被时代淘汰。但过去百年对儒学的批判否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与道德伦理的沦丧，复兴儒学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建儒学核心价值观。这项重建工作并非对传统儒家价值系统的全面恢复，而是根据时代需要对儒学价值体系中那些具有普世性、现代性、人文性的价值观念进行选择、重组与诠释，以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儒学核心价值观。
第四，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下，传统儒学价值系统中历久弥新而且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是仁、义、礼、信、和、敬这六大观念。这六大观念中，“仁”是具有主宰地位的核心观念，是兼融“民主仁爱”核心价值的根本之道。坚守“仁”道，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利，就必然实行“民主仁政”。其他五德——义、礼、信、和、敬都是“仁”的体现，是“仁”道之用。五德的基本内涵是公平正义、遵礼守法、诚实守信、和谐合作、敬畏人事。因此，我将“民主仁学”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一道五德”价值观（参见拙文：《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一道五德”论纲》，《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一道五德”：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新表述》，《北京日报》2010年5月10日“理论周刊”。）
二、“民主仁学”的基本特色
首先，“民主仁学”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仁学。所谓会通古今，就是继承了孔子以来历代大儒论仁的道理（孔、孟、荀、董、韩、程、王、康、谭）；所谓“兼融中西”，就是融合了东方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念，从而建立了兼容中西的新体新用新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在于其道德理性。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是道之本体，礼法科技是道体之用，即道的实践与应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仁爱”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核心价值，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如果不确立起这一道德理性，那么所谓“民主仁学”云云，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不能长成参天大树、汇聚成澎湃潮流的。
第三，以人为本的人文理性，即人文关怀的特性。儒学与宗教都有终极关怀，所不同的是，宗教的终极关怀是人死后能否进入天国，而儒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生道德价值的实现，是君子人格的完成，是死后文化生命与人文精神的代代相传。所以儒家始终是以人为中心而非以上帝或神、佛为中心展开其价值论述的。“民主仁学”尤其重视人文关怀。坚持社会以人为本，国家以民为本的理念，其逻辑归宿，必然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肯定与实践。“民主仁学”这种“以人为本，民为主宰”的人文精神，无疑包含着从传统民本走向现代民主的人文基因。
第四，重视开放日新、多元和谐的兼容特色。儒家历来重视开放日新精神，《周易·大畜·彖》曰“日新其德”，《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的是不断求新的精神。求新必然是对他者的开放学习，开放学习的前提是对客观世界多元化存在的承认与接纳，所以孔子要求君子要有“和而不同”的胸怀。中华文明的开放日新精神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追求“多元包容”的文化观。“民主仁学”继承与发展了这种“多元包容”文化观，承认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多元化存在与多样性特点，主张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加深相互的了解，化解文明的对立与冲突，保持各大文明的竞争性共存与战略性和谐。
三、“民主仁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在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以及中国和平崛起、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下，“民主仁学”论提出了一种既传承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文精神又兼融现代民主价值观的新儒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新方向。那么，“民主仁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去思考：
第一，将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充沛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论述，其中“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6字就来自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其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则主要来自于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乃至西方人文主义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可以会通兼融的。“民主仁学”能够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所有环节，因而将比传统儒学更能起到提供现代充沛思想资源的作用。
第二，推动民主仁政的政治治理模式。现代化的一大趋势是政治民主化，中国也不例外。问题是这种转型必须具有中国的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中民本与仁政的传统。民本的涵义就是社会以人为本，国家以民为本。仁政的涵义就是统治者宽以待民，推行亲民、爱民政策，建立以德治国的治理模式。“民主仁学”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使命，就是要促使中国政治从传统的民本走向现代的民主，促使民主仁政的建立与完善。
第三，有助于提升和改善全民道德自觉与人文素质。“民主仁学”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本质的特性首先是确立道德理性。扶正祛邪，端正党风、政风、民风，提倡全民族的道德自觉，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而“民主仁学”在提升民众的道德自觉、培养君子人格、改善人文素质方面，同样可以发挥核心价值体系难以企及的优势，从而为实践中国梦的道德教育和移风易俗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能够促进功利社会竞争的良性发展。现代化社会往往以功利为导向，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到处都有竞争。有竞争本来是好事，大至社会与国家，小至企业与团体，有竞争就有活力。但是竞争如果不以道德正义去规范，不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就会变成唯利是图、危害社会与民生的恶性竞争。就像近年来中国某些不良企业为了一己之利不顾民众生死而生产、制造毒奶粉、毒药品、地沟油那样，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犯罪，必须严加惩治！“民主仁学”提倡“多元包容”文化观和“一道五德”价值观，对于促进功利社会的良性竞争、和谐发展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五，辅助法治建设中的道德正义。现代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性举措。儒家历来重视德治、礼治与圣人之治。“民主仁学”主张学习和吸收先进思想资源，建设现代法治文明是其历史使命。但“法治”社会必须遵循道德理性。“德”与“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道德是立法的依据，是良法之“本”，“法”是社会的公德，是每个公民必须遵行的道德底线，所以“德”与“法”的关系是“德本法用”。况且，法是人制定的，需要人去执行，故立法者与执法者的道德水准与人文素质对于实现司法正义十分重要，有良吏无良法固然不足为政，有良法而无良吏也不能达到善治。而“民主仁学”的仁爱、和谐、公正、廉明等价值观念对于培养良吏、公正执法、实现法治社会的道德正义将能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综上所说，当代儒学在推动民主仁政、提升道德人文素质、促进社会良性竞争、辅助法治的道德正义方面将能起到积极作用。在当今时代，全球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经席卷各国，当代中国已经跨入全面改革、大国崛起新阶段，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民主仁学”论提出了一种既重视道德人文精神又兼融现代民主价值的新儒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新方向，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的，因此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空间。
吴光，男，西历1944年生，浙江淳安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儒家哲学片论》《黄宗羲著作汇考》《黄宗羲传》《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论语治要》《儒道论述》《古书考辨集》《国学新讲》等。
原载《文史天地》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