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不破不立:解构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5 次 更新时间:2022-10-26 16: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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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我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四处游走的调研工作者。我从调研中得到的大体上都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可能确实没有理论深度,也就不能从理论上去给大家解说现在的问题,只能以我最擅长的方式做发言,就是给大家讲故事。曾经有很多年轻朋友问我的学术思想,很惭愧,直到现在我都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我想,我还是就这样做下去吧,等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将来由后人总结归纳,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做了或者说了些什么,是否有理论价值。

  

   一、题解:关于感性认识

  

   今天的演讲题目叫“解构现代化”,英文叫deconstruction,为什么谈这么个题目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概念不好,而是当你要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年你们上海的曹锦清老师写《黄河边上的中国》那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昆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会上曹老师很激动地把他到黄河边上走了很多路、看了很多村的感受跟我们说。因为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搞农村调研,所以虽然他说的话很有感染力,但我呢,那时就没有随着他的话激动起来,显得似乎有些冷淡。他就很奇怪,问我:

  

   “老温,你怎么回事,你搞农村研究的,我说这么多农村的事,你为什么好像无动于衷?”

  

   我说:“你在这短短几个月的考察中看到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可我这十多年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要问的是:你感动完了,书也写了,那以后呢,怎么办呢?”

  

   老曹愣了一下,后来,他就做了很多哲学思考:我们从何处来?身处何处?将向何处去?……再后来,就写在了他书的前面。

  

   作为上海的一位著名教授,他也很难将现实观察中得到的感性认识转化成对策型的思考,所以,他会回归到他的哲学思考。我想,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借用他的故事是打算说明,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所谓的理论,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层面的一般的感性认识上,我们需要根据大量调研的情况,做更多的反思。因此,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其实是我在大量调研中形成的反思。

  

   二、反思:在调研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

  

   大家都知道,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当你被调研和实践教育得不愿意再把现有的书本概念拿来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而这个重新认识确实很难,比当初接受它们的时候还要困难得多。

  

   以我自己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我们那一批人当时就以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产生新的可供分配的增量,我们的问题似乎就能够解决了。后来,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正好当我反思过去认识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做考察。

  

   这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欧美发达国家考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发现很多问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过、思考过了,而我们正在经历,正在思考。很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交流,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去南亚、东南亚、南美,就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而我们现在所打算实现的很多预期目标,也许人家已经实现,或者曾经实现过。

  

   比如说,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人均GDP在现有水平上翻两番,大家也看到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人均GDP是1000美元,翻两番大概是4000美元;我们现在达到36%左右的城市化率,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期的,2020年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5%。人们似乎觉得,当我们实现这样的目标时,“三农”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可是,当你走一走发展中国家会发现,这个目标在人家那儿曾经达到过,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咱们不妨以墨西哥为例,在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上,墨西哥的这些“化”都比我们走得远得多:人均GDP在金融危机前曾经接近6000美元,现在大约4000多美元;城市化率现在是80%。也就是说,我们预期的目标他们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墨西哥的社会仍然是两极分化的,城乡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农村问题仍然是很复杂的,有时候矛盾甚至是很尖锐的。1994年曾经有过恰帕斯州的农民起义,起义坚持了9年,现在仍然存在。那是一个印第安土著人群在山区发动的武装起义,现在则正在逐步形成山区土著人的地方自治。在墨西哥,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事实上并没有随着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得到解决,并没有随着GDP增加、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迎刃而解。

  

   再看巴西,国土面积比我们稍小,人口不过才1亿多,而且没那么多沙漠、山区。坐飞机从巴西上空飞过时,中国人都会非常羡慕,因为那是一片绿色。巴西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过7000多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是,那里仍然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社会冲突。

  

   墨西哥城有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巴西的城市里也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成批的边缘化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里,“黄赌毒”在里面泛滥,黑社会控制也是很严重的,正规的政府治理是很难实现的。

  

   我上次到墨西哥山区的时候,真的见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脸上蒙着红围巾,上千的土著解放军战士都穿着军靴,戴着黑色的滑雪帽子,只露出眼睛。回来以后,我把见闻写成《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9期上。见到这些现象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他们在经济数据上比我们追求的目标还要高,却还有这些现象呢?为了搞清楚问题,这几年,我先后到墨西哥去了四次,先是做了外围的考察,后来才有条件在当地向导和翻译的带领下,深入土著人群集中的地方,到山区、原始森林去和那些土著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有条件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和立场去看这个世界,也反思我们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我在“首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做了个发言,题目就是“从四个故事引申出的故事”,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后来,这个演讲被人翻译成英文,我去年到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开会时,国外学者也很关注。

  

   今年1月,我第二次去印度,主要是去北方的地区做农村调研。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地方的贫困问题那么严重呢?是那种看了觉得惨不忍睹的贫困。你到不同的农村去看,那里有相当多的农民无地,茅草房比比皆是,农民家徒四壁,贫困农民反抗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可想象的。印度的情报部门说:从尼泊尔到不丹,到印度西北,再到斯里兰卡,已经形成了一个游击走廊,农民的武装力量控制了相当大的农村地区。我到了几个村,就问当地的人:“你们说有严重的武装冲突,那些游击队在哪儿呢?”他们说:“游击队是地下的,也许在你所交谈的这些人中,已经遇到过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到泰国、菲律宾,还是到孟加拉、印度,只要到发展中国家去看,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相对来说比我们高的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城市化率,他们的资源条件也大都比我们要好。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制度变革的目标,如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这些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那么,为什么在制度变革上走得远,经济上也比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好看,而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呢?

  

   这些考察、这些了解,才逐渐使我的反思显得更广阔一点。因为以往在没有条件去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时候,主要是对我们改革以来走过的路做了一些反思;后来,当有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做一点比较研究、做一点深入考察的时候,才进一步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差别扩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特有的现象。

  

   由此可见,我现在说解构现代化,是多年自我反思的结果,是在有条件更广泛地去看这个世界,特别是去发展中国家做考察、做比较研究后,才逐渐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当然,这还只是片面的、简单的,我调查得还很不够。有生之年我会更多地去做这样的调查,去丰富自己的感性认识。

  

   当然,看了这么多地方的情况,总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一方面,这些讨论大部分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等杂志上。不仅去年9月的《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值得大家看,今年1月从印度回来以后我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也值得看看。《无地则反》发表在《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党争则乱》发在了《改革内参》上。此外,去年我去孟加拉,写了个《孟加拉注释》,也是在试图解释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

  

   三、转变:由“四个现代化”到“科学发展观”

  

   由这些现象的讨论,我们能做出的进一步思考是什么呢?刚才主持人说我们要守秩序,我先做个表率:我今天演讲的所谓解构现代化,就是在按照中共中央十六大、三中全会,以及今年“两会”的精神,对过去的问题做反思。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调查研究者的个人感受,也应该和一系列政策讨论相关。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所希望达到的大目标叫“四个现代化”,当然,这个目标不是现在的,而是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当时提的是要在2000年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到了2000年时,好像大家也没怎么关注实现没实现,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如果人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提法上的变化还是有的。1998—1999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改变了20年前的提法。至少,“农业现代化”在咱们这儿大概是最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就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争取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咱们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对这个提法的变化,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一是可以理解为将来只有发达地区能够实现,其他地方就暂时放一放;二是可以理解为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要通过努力争取才可能实现;三是可以理解为全国都能实现,只是现在是沿海发达地区要争取率先实现。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总之,这个提法是在20世纪末就被中央领导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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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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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温铁军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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