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昌 申学锋 史卫 孙维:中国传统财政道德观及其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2-10-23 2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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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昌   申学锋   史卫   孙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从财政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德治与法治是协同互促的关系,以德为本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和财政治理的根本特征。在德治的理念下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发展,与西方在竞争理念下不断分化有着根本不同。中国传统财政道德观是对承担公共财政管理职能的统治阶层个人修身的道德要求和对国家治理的政治道德要求的统一,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准则。深入发掘中国传统财政道德观的当代价值,对当前完善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传统财政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财政道德观是传统道德理念影响下,为了实现和维护治国理政的理想,在开展财政活动中所遵循的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规范体系。伴随着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德治理念下的财政道德观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财政道德观逐渐成为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根基。

   (一)中国古代德治理念下传统财政道德观的初步形成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德治思想的传统,将之视为立国之基。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合法性”应换为“合道性”,即合乎道德、道统。可以说道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

   传统德治理念是中国古代哲人在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无论是远古时代传说,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各部族之间曾经为了抢夺财富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先民认识到德治的重要性。黄帝以“修德”初步建立了德治的政治理念,开启了华夏族的发展道路。《史记》记载黄帝“修德……抚万民”,使“诸侯咸归轩辕”,先后战胜了神农氏和蚩尤等部落。在上古传说中,五帝也都是因能秉持德治理念而被推举为帝,带领华夏族不断壮大发展。四千年前,出现了持续百年的大洪水,大禹率领人民治水成功,得到人民的拥护,被拥戴为联盟首领。他治水的功绩被认为有大德于民,所谓“天命有德”。近年公布的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和战国竹书《容成氏》,也都有宣扬大禹因治水的功德而得到天命的思想。大禹的后代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功德,受到人民的拥戴,建立了世袭王权。其后夏商两代的历史演进,进一步凸显了德治的重要。夏商都是因开创者能行德政而得到天命,但又都因后世偏离了德治,罔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而在人民反抗下亡国。周初的政治家们总结了夏、商二代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到天命无常,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将天命和民欲联系起来,上天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天命是以人民愿望为依归,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德治于是成了沟通天命和民欲的桥梁,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爱民、重民,经济上富民、知百姓疾苦,生活上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中国传统德治的理念在西周初年基本成型,而财政道德观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成为传统德治理念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神农氏就是因为不断加重联盟内各部族贡纳的负担而使诸侯离心,而黄帝不仅“抚万民”,而且“节用水火材物”,得到了诸侯的拥护。黄帝的治理理念也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财政道德观。其后五帝不断在理财实践中加以发展和丰富,提出了“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等财政收入思想,“为天下公”“以节天下”等财政支出思想,和“知民之急”“博施利物”“抚教万民”“畏天而爱民”“调有余相给”等财政政策思想。虽然还很零散,但传统财政道德观已经基本树立。

   西周初年的政治家们,不仅全面梳理了远古传说,将其德治元素纳入新的体系之中,而且极大丰富了传统的财政道德观,逐渐汇总成一个逻辑清晰的思想系统,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系统化。周人将天命、民意和养民结合起来,提出“敬天保民”的理念,就是将神秘难测的天命具体为“民情”“民欲”“民心”“民视”“民听”。在此基础上,将“养民”作为财政道德观的基础,提出了天下为公、量入为出、任土所宜、分等征税、贡赋均平、赋役有常、取之以时、专税专用、分田制禄、寓兵于农,用之有止、有度、均等观念,而且还提出能通过税收手段实现政府政策意图,维护生态平衡,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了中国古代财政道德观的基本逻辑框架。

   《礼记?大学》篇不仅对传统财政道德观作了一个系统论述,提出“生财有大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而且还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作为国家实体对人民的道德责任进行了联系,建构起多层面的财政道德观。《大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一论述,对后世儒家的理财观影响深远。《大学》建构起以个人道德为基础向社会公德演进的传统财政道德观的基本思想框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财政道德观不仅是财政人修身之本,也是国家立国之基。

   (二)百家争鸣下财政道德观的丰富和发展

   到了“百家争鸣”时期,财政问题成了知识阶层自觉的思考,各家学说从多角度、多层面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财政道德观。儒家是最早明确提出德治财政思想的学派,他们强调德为财本。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以仁政得民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本、民本、富民、轻税、节用、开源节流等财政思想。孔子的弟子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斥之“非无徒也”,还对其他学生说,你们“鸣鼓而攻之可也”。道家的财政道德观更强调“效法自然”,倡导返璞归真的社会教化。从出土的西汉帛书看,老子的《道德经》最初是《德道经》,“德”在“道”前,后来在传抄过程中逐步演变为“道德经”。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富国裕民、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轻税节俭等财政主张。《老子》主张治国的最高原则是“无为而治”。《老子》认为国家少做事,不干涉,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做,国家做的事少,支出就少,征税也就减少了。老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财富自然会增加,老百姓就能富裕。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法家虽然注重法治,但也不反对德治。法家思想同样是传统财政道德观的重要一个源流。如商鞅还是希望王霸道兼容,认为霸道虽能迅速改变面貌,但要长远还是需王道相辅佐。在主持秦国财税改革之初,商鞅就提出均平赋税的原则。韩非也认为君主“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有“德泽于人民”“民蕃息而蓄积盛之谓有德”。东系法家更是主张德治和法治的融合,吕不韦也曾努力将西系法家和德治理念相结合。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在财政方面主张官府实而万民富、常征轻敛、备者国之重、生财节用。农家学派提出不得向百姓征税,不得建仓廪府库等主张。杨朱学派提出了轻物重生论、适欲论等主张。兵家则从财政与军事的关系着手分析了财政准备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轻赋税、重度量等主张。这些思想各从不同角度深化了传统的财政道德观。

   (三)财政道德观是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

   汉初建立以德取才的选官制度及“独尊儒术”的国策给汉代及以后的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由于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和选官体系,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一批精通儒学思想的士人崛起,他们不仅以儒学作为自身行为的指导,还努力实现儒家的财政道德观。

   这种受到传统财政道德观影响的古代士人也在努力践行,推动着财政道德观的发展,维系着基本的民生建设,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持续发展的密码。从史书上他们留下的财政改革建议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这种财政道德观的情怀。如董仲舒建议“限民名田”的献策:“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民愁亡聊……”晁错的《令民入粟拜爵疏》:“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李安世建议均田制的上疏:“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杨炎提议两税法的疏文:“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始以兵役,因之疾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贫人无所入则丁存。”读这些文字,其谋国之忠,爱民之切,灌注笔端。

   传统财政道德观可以说贯穿整个中华帝制时代,朝代更迭中作为新秩序恢复的重要抓手。我们可以在每份财政改革的诏书前面看到财政道德观的宣讲,“天下为公,岂容私抑”“天下为公,亿兆己任”“务以爱民为先”“育德振民”“欲令百姓家给人足”之类的话随处可见。北魏均田令称“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遣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名”“政在养民”“富民为本”等财政道德观成为一切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凡是遵循财政道德观,国家就能繁荣昌盛;若违背了财政道德观,国家必然走向衰落甚至灭亡。

   二、中国古代传统“财政道德观”特征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传统专制国家中的财政,首要的目标是政治需要(担当),保障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在聚财的过程中,财政是参与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和重要手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平正义是社会有序运行和稳定的基础,是中国传统财政道德观的重要特征。特色鲜明的财政道德观理念落到实处,还需要具体理财官员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的专制国家而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唯有对天灾人祸的道德“反思”,以此防止“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才能使政治和社会治理得以有效延续。决策的政治担当和执行者的高尚境界,叠加公平正义的底色,最终汇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本”特色。

   (一)政治担当

   从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而言,政治担当是理财的重要出发点。《尚书?大禹谟》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理财者的政治担当是古代财政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一般都带有富国强兵的远大理想。战国时期郑国的子产被孔子认为是德政的楷模,“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只有统治者对于自己的道德要求很高,“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才能实现“上求薄而民用给”。统治者只有通过私德的修养和自我约束,才能真正实现公德的德治。王安石提出“道之中我者为德,德可据也,以德爱人者为仁,仁譬则左也,义譬则右也,德以仁为主,故君子在仁义之间,所当依者仁而已。”这是对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进一步发挥。道德为其灌注了政治勇气,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财政目标。他指出“理财乃所谓义”“理财不可以无义”。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面对重重阻碍,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二)公平正义

良好的“出发点”要落到实处,还需要有效的“聚财”“取财”的艺术,公平正义可以说是中国财政道德观的底色和根基。财政是参与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而道德是维系分配正义的基础。明代方孝孺指出天之生人,有自然的不平等,所以要设立君主和官吏,来集中财富,济贫扶危。“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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