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22-10-13 08: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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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进入专栏)  

   一

  

   像肢体健全的活人一样,《红楼梦》的悲剧结构是一个生气灌注、自成一体的有机世界。它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与整体相联结,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个器官。这里“既没有不足的,也没有多余的东西,每个器官,甚至肉眼所看不到的每条神经,都是必要的,恰当其位的。”[1]哪怕更动一个次要的细节,变换一个简单的插曲,也会使作品的筋络受到损伤,造成艺术上的不完整或畸形。但是,作品的通体和谐是同各个部分的独立完整统一的。对整体而言,部分不过是组成整体的一个要素,而就其自身来讲,又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在领地,它有自己的完整构造和独特技能。《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中显然居于特殊的位置。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来说,如果不理解前五回,便不可能正确理解全书。因此,我们把《红楼梦》前五回抽出来作单独探讨,不是说它同全书没有联系或联系不紧密,而是想抓住关键,具体加以解剖,看它在全书结构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以帮助读者从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上进一步更加深刻地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二

  

   《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头绪纷繁的长篇巨制。全书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其中作者着力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主要人物,不下几十个;而且,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然,这给作家结构艺术作品带来了巨大困难。我们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吗?一件简单的事情比较易于做好;一件复杂的事情,就容易弄出纰漏。结构《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是个大工程,不仅情节安排、事件变换,需要经过缜密的艺术构思,就是如何开头、如何接榫、如何收梢,也是摆在作者面前的难题。关于这一点,作者在第六回曾有过说明:

  

   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2]

  

   这是作家的隐衷。我们理解这一点。但是,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难道真的心中无数,毫无纲领可寻吗?应该说,他还是有纲领的,而且是完整的纲领。这个纲领不是别的,正是他在卷首一再阐明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他说: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

  

   ……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按照这种主张,作家应该充当生活的“赤子”,依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反映生活。人物,应该是现实的人物,并且以实在面貌出现,不允许在头上罩上光轮;事件,须是真实的事件,它来自现实生活的内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逻辑。当然,奔放的幻想,横溢的激情,也不是完全排斥的,但必须有客观依据,吻合“事体情理”,否则便有流于“穿凿”“失其真传”的危险。《红楼梦》的作者正是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结构的,所以作品所展开的生活画面才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万象纷呈,由矛盾铸成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无不首尾勾连、错落有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仿佛无数条蜿蜒的细流织成的巨大河网:纵横交错,百面贯通。你简直无法辨认,眼前展开的这幅彩图,是人工绘制的,还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就大的方面和整体而言,这是天衣无缝的艺术精品,没有丝毫简单化的处理和人工缝合剪裁的痕迹,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流贯、通体天成。一位西方的古代哲人说过:形式上的有机整体,是内容上内在发展规律的反映。不错,离开生活,不恪守现实主义的艺术结构原则,《红楼梦》的结构艺术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的。

  

   然而,正确的东西,当它还是以萌芽的状态出现时,未必就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十八世纪的古老中国不是培植新生事物的土壤,曹雪芹富有革新意义的主张,并不容易引起反响。当时风靡文坛的,是才子佳人小说。这种东西乃是有闲文人的凭空杜撰,“小册姗姗多信笔,案头抽阅解眉愁”,不过聊以遣兴怡神而已。内容“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3],没有什么大的思想意义可言。至于形式,则千篇一律,陈陈相因,公式化、概念化是其最大特点。由于统治阶级羁縻文人的怀柔政策的加强,以及庸俗市侩功名欲望的增长,“才子佳人”小说在康熙年间发展到顶峰,成了那一时期占据文坛的“霸主”。在这样的情境下,《红楼梦》的出现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且不说由于自身遭受沉重一击,封建文人会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就是长期沉醉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广大读者,也听不惯声调全异的空谷足音。因此曹雪芹不得不申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向读者作些解释。同时不破不立,“才子佳人”的迷雾不从理论上扫荡净尽,也无以树立现实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又向“才子佳人”小说投出了致命的一枪: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这些话,对当时风靡文坛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直中肯綮的批评。倘若研究曹雪芹的文艺思想,这是很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之重要,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4]不过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考查,却可以把曹雪芹的这些议论,看作是开启《红楼梦》这个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跟世界上有些艺术大师不同,曹雪芹不故意为难读者,在房屋还没有最后建成(或刚一动工)的时候,就把钥匙交给住房的主顾了。他郑重地、饱含深情地告诉读者他创作《红楼梦》所依据的生活准则以及他所坚持的文艺主张。可惜我们读这部作品,往往有时不求甚解,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作者的苦心,没有利用或者轻视了这把现成的钥匙,影响了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比如有的同志寻常地看待《红楼梦》中的爱情描写,把它与清代出现的其他言情小说等同起来,就是明显的一例。还有的同志尽管看到了作者这种写法的深刻含义,但却认为这样赤裸裸的“夫子自道”,未免太欠含蓄,破坏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作者的文艺见解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的。

  

   三

  

   和菲尔丁不同,曹雪芹不主张自己搬个椅儿坐在台上,有直接指点人物的权利,他更不喜欢在戏里露脸,所以在阐明自己的文艺见解时,出人意外地引入一段神话。

  

   那是在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时候,娲皇一共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剩下一块未用。于是这块“灵性已通”的石头,“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起来。一日忽然来了一僧一道,把石头点化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然后携入红尘,历尽悲欢离合、世态炎凉。这就是刻在石头上面的故事,亦即《石头记》的缘起。后来又有个空空道人经过青埂峰,看了石头所记之事,便同它攀谈起来,作者借石头的嘴道出了自己的文艺见解。这种写法,不用说是很含蓄的,根本不存在“赤裸裸”的问题。

  

   同时这段故事,乍看起来虽然充满了神秘色彩,不足深信,但如果往深一层去看,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深刻的旨趣。的确如作者所说:“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

  

   所谓“补天济世”之说,如果剥掉其神秘的外壳,不过是个巧妙的隐喻:天,象征业已衰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石,象征那些甘为统治阶级纳忠效信的“济世之才”,他们是支持腐败社会的柱石。而《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亦即那块“不堪入选”的顽石),则是个离经叛道、“不肖无双”的封建逆子,他的全部行动都同统治阶级的愿望截然相悖,非但不能“补天济世”,反而时时在拆统治阶级的台,是向丑恶社会不断冲击的一种力量。这样的危险人物,在统治阶级眼中,简直是“祸胎”“孽障”“混世魔王”,将来可能发展到“弑父弑君”的地步,自然“不堪入选”。作者在一首偈里写道:“无才可去补苍天。”这是反语。其实正是有才,就是不为统治阶级服务罢了。脂砚斋认为这句话是“书之本旨”,我以为他说的不无道理,因为主人公性格在这里多少透露出一点消息。

  

   其次,用神话开头,这在结构上是一种变幻的“龙门笔法”,目的在蒙混“书报检查机关”,叫他们摸不着头脑,闹不清《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明白点说,就是要保存生命从而保存作品。至于作者为什么这样做,看看清代统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和《红楼梦》的性质就够了。

  

   熟悉清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清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极端严酷的,有清以来,文网之祸层出不穷。不管有意,还是无心,只要一词一句有关碍,都要受法律制裁,轻则亡流千里,重则砍头示众,甚至杀家灭族,株连乡里。尤其小说戏曲,他们视为异端,说这是“学术人心之大蠹”[5],“败坏风俗”事小,主要怕“蛊惑人心”[6],“引诱愚民”生事,所以必须“严行禁止”。乾隆三年的一条禁令里写道:

  

   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版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有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辑察例,降二级调用。[7]

  

   由这条禁令即可见出,统治阶级确想把小说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其用心之毒、手段之辣,真真令人触目惊心,难怪当时的文人学士一个个莫不噤若寒蝉。

  

   《红楼梦》又是一部什么书呢?简单地说,这是一部向封建社会抗议的书,是刺向统治阶级的一把利剑。它无情地撕碎了蒙在私有制度上面的一切假面具,并判定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对现实的腐败和丑,它愤怒地谴责、激烈地批判,诅咒它尽快死亡;对生活的诗意和美,则尽情地赞颂、热烈地讴歌,唯恐其早日凋零。这样一部爱憎分明、感情充沛、思想深刻的具有鲜明战斗性的作品,当然不会见容于封建统治阶级;何况,它又全面地体现了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样的书出现在那样的环境下,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不用说书本身要立即遭到销毁,作者的性命怕也难以保全——我们不要忘记,曹雪芹是一个刚刚抄家不久、贫居京郊的罪囚之后啊!

  

   残酷的现实给作家布下了多么严重的障碍!然而,恶劣的条件有时更能激发天才的火花,只要巧妙地冲破障碍,也容易创造奇迹。

  

果然,曹雪芹是善于创造奇迹的人。他运用特殊的结构手段——“龙门笔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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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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