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王亚南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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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踏入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十年,也是王亚南经济思想较少获得关注的阶段。本文将以30年代王亚南与同时代中国思想界的互动为线索,分析其经济思想的形成。其中包含四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的社会性质,二是如何建构适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体系,三是如何看待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及其理论观点,四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建设能力。上述问题虽然在30年代并未得王亚南的彻底解答,却为其40年代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锚定了理论进向。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经济建设能力,《资本论》

  

   一、引言

  

   提起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会忘记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王亚南首先是一名翻译家。他与郭大力精诚合作,共同译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德文版《资本论》三卷全文。除了翻译,王亚南也是有独立创见的理论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始终坚持研究中国经济及其历史,1946年首次刊行的《中国经济原论》为其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旧中国经济,也因漫长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然后持续修改至50年代中期),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经济的重大变迁。

  

   王亚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工作既是他见证和参与的第一步,也是他在40年代写作《中国经济原论》的铺垫。然而,目前少有论者具体介绍他在30年代的活动和理论工作。作为既有研究的补白,本文将以王亚南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互动为线索,重建其经济思想的早期阶段。

  

   二、起点:与郭大力共约翻译政治经济学名著

  

   王亚南的20世纪30年代,需要从1927年的大革命谈起。生于湖北黄冈的王亚南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期间,他前往长沙加入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上海、杭州等地,一度想以小说创作来排解革命失败的痛苦。由于身无分文,他便借居杭州大佛寺,结果意外认识了正在寺里翻译《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郭大力。后者曾说,《资本论》“这个经典的翻译,是1928年在一个寺院内开始的;在同年,我把第一卷译完了。在一个寺院内着手翻译这部书,虽然表示一个滑稽的对照,但到现在还使我感到心悸的,倒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一件事。在那时,我对于这个大理论所从以出发的古典派经济学,且也为这个大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还是连初步的认识都没有”。①

  

   大佛寺里的二人一拍即合。②“由于在大佛寺古庙中认识了郭大力,我专攻经济理论的信心因以巩固,我终身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志愿因以确立。”③王亚南确信“经济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学问,在社会科学风靡一时,且变为时尚的中国,颇需要人来做这种切实的笨工”,因此,“在学无素养,而又置身在主义满前、意见庞杂的中国的我们,自觉埋头做这类译述工作,是再好没有的,因为这不但可以稔定我们学问的根基,且可以抑止我们偏见的发露”。④

  

   郭大力提议二人共同研究经济学,并制订了一个以1929年为起点的翻译计划,预定在6至8年内,以《资本论》为目标,翻译多部欧洲经济学名著,然后再合写一部经济学说史的专著,预命名为《由亚当斯密到马克斯》。⑤

  

   计划启动,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的翻译著作(见表1)与各自的译著(见表2)逐渐落实,但曲折不少。首先,二人并未合撰《由亚当斯密到马克斯》,而是分头写作。王亚南的成果是《世界经济名著讲座》(见表3)、《经济学史》上卷⑥和改写后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⑦郭大力的成果则是精炼的理论小册子《西洋经济思想》。⑧

  

   其次,《资本论》的翻译因郭大力译出的第一卷原稿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火而大幅推迟,一度“把原来的目标遗忘了”。⑨直到抗战爆发前夕,郭大力与王亚南才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支持下重启译事。⑩他们以《资本论》1932年德文版(即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阿多拉茨基编辑版)为底本,埋头翻译,终于在1938年成功推出了首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11代表地下党支持郭王译事的郑易里评价此译本“细纹米色布封面,居中套印三厘米宽、突现着《资本论》三字的红带,庄严美观”。12如此装帧实际上是1932年德文版和1937年日文版(即前者的日译本)的共同样式。13而且,抗战胜利后分别出版的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和郭大力的《生产建设论》沿用了相同的封面设计,14这本身也向读者提示他们的研究是《资本论》在中国的继续。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初步探讨—从《读书杂志》到“闽变”

  

   《读书杂志》是王亚南发表《世界经济名著讲座》等文的重要阵地。他不但为该刊长期撰稿,还曾在1932年9月和该刊主编王礼锡及同人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另创《文化杂志》。后者是只刊一期的短命刊物。如果说欢迎各方投稿的《读书杂志》属于公共论坛,《文化杂志》就像是《读书杂志》核心成员抒发己见的同人志。另创刊物的理由虽不可知,但王亚南无疑是核心同人。

  

   《读书杂志》时期的王亚南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认为其研究对象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近代经济学,即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这门学问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附产物,是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会弥留一天;一旦资本主义消灭了,它也要宣告中止”。15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因“人类经济生活简单”,故无“把经济关系成为科学研究”的必要。16

  

   王亚南上述观点就是苏联学者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限论”(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Предм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以下简称“有限论”17)。王亚南的有限论思想来自他所征引的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8卢森堡主张,政治经济学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且将在社会主义社会消亡。这样的观点刚好对立于恩格斯所提倡的,以人类历史各阶段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卢森堡及其有限论对王亚南的思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曾有读者批评王亚南的有限论,20但他仍坚持己见。21

  

   主张有限论之外,王亚南还主张中国的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我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有封建制度,我同样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有封建势力。”22此论以《封建制度论》为题发表在1931年《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然而王亚南没有坚持此文论点。同期杂志中的《编者的话》称:“王亚南的文章印出以后,忽然得他希望暂缓发表的信,因为他自己认为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不过已经印好,只好请他再来一篇更正的文字吧!”23

  

   1933年11月至次年1月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为王亚南再次思考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契机。“闽变”的策动者是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日而闻名全国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等人。十九路军原被蒋介石派往福建“围剿”红军,却在福州发起反蒋运动,成立由“生产人民党”执政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生产人民党由两拨力量构成,一拨是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在“闽变”中自称“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拨则是以陈铭枢和胡秋原为首的《读书杂志》同人。虽然《读书杂志》只是思想集团,却是促使第三党解散重组为生产人民党的主力。24卷入“闽变”的《读书杂志》同人包括王礼锡、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他们大多被编入“人民革命政府”的文化委员会。

  

   王亚南卷入“闽变”的时间稍晚。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胡乱指控,“王亚南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于是被迫走香港而追随梅龚彬到福州”。25最迟在1933年12月10日之前,王亚南便已抵达“革命的首都”福州,26并通过陈铭枢与胡秋原的介绍而加入他们的反蒋运动。27王亚南接替胡秋原成为人民日报社社长,28并任“人民大学筹备委员”。29他亲自为福州《人民日报》创办副刊,30以期成为全国“革命的志士们”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31他在“闽变”失败后流亡欧洲和日本,仍继续展开研究,并以笔名“王渔邨”向国内投稿。直到国内不再紧迫追捕“闽变”参与者,他才在1936年春返国,并于同年11月在上海创办政论刊物《大众论坛》。郭大力及部分“闽变”参与者都是该刊供稿人。

  

   1933年,福州《人民日报》刊发了王亚南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中国社会性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2月16日他以《新经济学》为题发表的演说稿,32另一篇则是他从同月18日开始连载于《人民日报》副刊的论文《生产经济学》。33《生产经济学》将经济学分为三种: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二是马克思的“新经济学”(“新经济学……亦即严格的马克斯主义的经济学”);三是王亚南为中国设计的“生产经济学”。“我所探究的生产经济学说,大体上虽是以马克斯经济理论为张本,但在叙述的方法上,在论证的对象上,在探究的范围上,均自成一个特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之完成,在目前是颇为必要的。”至于“把‘生产的’这种形容词来限制经济学,一方面固可指示那种经济学之独特内容,另一方面且可使我们明认其独特功用”。34

  

   “生产”是“闽变”参与者偏爱的用语。他们主张纠集“生产人民”组织“生产人民党”,并以各级“生产人民代表会”形成“生产人民革命政权”。35“闽变”失败后,“生产人民”还常见于王亚南的论文,特别是《中国经济原论》这类重要著作。这是“闽变”烙印在王亚南思想上的痕迹。

  

   《新经济学》演说稿将农村改造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首先,在农村实施“计口授田以扫除阻碍农村生产的封建残余”,然后发展工商资本,复兴都市,阻止帝国主义入侵。其次,逐渐扩大“集体农场”,消除农村的土地私有,进而带动广泛的限制私有资本,扩张国有资本。第三,从农村影响到城市,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而达新经济学完全适用之阶段”。36——既然农村“还受着半封建主义的支配”,而革命目标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有必要超出有限论的束缚,探索非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在此浮现。

  

王亚南对中国社会存在封建残余(即半封建性)的进一步确认,是他从日本返国后推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1936年)37和《中国经济读本》(1937年)。38前者是王亚南对日本历史学家森谷克己《支那社会经济史》的汉译和增补,39后者则是他第一本获得日译的专著。40王亚南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就是由原始社会或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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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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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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