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磊明 李健民: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54:31

进入专题: 制度实践   生活逻辑   多维关系  

董磊明   李健民  

   【内容提要】 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立统一是非正式运作的结构基础。社会行动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多重社会关系,每个关系维度里有着不同的身份、信息、道德和规则;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关系维度中存在着不同的逻辑和正当性,而即便在同一维度内,每个行动者对同一件事的认可度又有高低之分。在正式制度运行时,行动者往往会在体制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进行身份的切换,权宜性地运用其他关系维度中有利于己方的规则及正当性,使对方服从正式制度的安排,这就是非正式运作的实质。非正式运作的基础在于必须至少有两个关系维度提供选择,其有效性依赖于人格性、权宜性和道德性的合理运用,而运作边界是双方只能在共同认可的维度内切换。受结构基础乃至价值基础的影响,这个边界在不同社会联结机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微观情境中又存在着显著差异。

   【关键词】 制度实践,生活逻辑,多维关系,规则切换,非正式运作

  

   现代国家的建设往往伴随着制度化与数字化,科层制是其中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理性化、专业化和非人格化的特征。①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改革,包括目标责任制、量化考核制和项目管理制等,技术性治理逐渐替代了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②同时,在国家制度之外,还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制度体系,如乡规民约、“潜规则”等。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都存在一些权宜的现象,如“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摆平、理顺”和“选择性执法”等,③我们称之为制度的“非正式运作”。需要指出的是,非正式运作并不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即使在充斥着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其也并非就此走向终结。

  

   非正式运作的长期存在提示我们必须挖掘支撑它的结构基础: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立统一。制度逻辑殖民着生活世界,而生活逻辑亦反制着制度实践,后者不能完全背离前者。如果制度逻辑和生活逻辑之间的张力过大,那么制度执行者将可能依据生活逻辑对制度逻辑进行“改造”。在生活逻辑中,社会行动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多重社会关系,每个关系维度里又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规则。因此,本文将行动者置于“多维关系”框架内,对非正式运作的实质和机制进行抽绎,随后在结构性和情境性的视角下探讨非正式运作的基础和边界。

  

   一、文献回顾

  

   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非正式运作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瞿同祖、费孝通和吴晗等最先关注到基础权力运作中的非正式要素,④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开展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孙立平等从经验出发关注“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指出基层干部在行使正式权力过程中常常引入人情、面子、常理等非正式手段,⑤重新吸引大量学者介入该领域。依循从经验出发,大多数研究聚焦于非正式运作的具体运行过程,提出“运动式治理”“策略主义”“选择性应付”“连带式制衡”等概念。⑥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大多是描述性概念,对现象的形态和过程进行了细致刻画,但进一步的理论抽绎稍显不足。非正式关系的性质经常被归结为“人情”“面子”“关系”等并用后者作为前者的解释,但并未对行为的本质作出判断。例如“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是对借用民间资源进行治理的一种概括,尚未指出这种运行依循的逻辑;“策略主义”有这方面的尝试,但仍仅是对一种原则或方法的提炼而未进行理论抽绎。此外,正是由于这类描述性概念只是停留在中国的“特殊行为”和“特殊事件”的解释层面,而未进行一般性的提炼,这些中国经验的研究往往止步于研究中国的经验。因此,这些描述性概念纵然有解释力,但也未能上升为更具一般性的解释性概念。其解释性困境是由于缺乏对现象所共有的结构基础和价值基础的深入理解所致;深入才能汇通,这种缺乏势必导致当前研究具有破碎化的特征。不少研究往往抓住某一特殊现象便生发观点,诸多研究之间接续不足、缺少对话、相互重叠、重复讨论、概念迭出。故本文采用整体主义的视角尝试对这一类现象进行本质上的揭示。

  

   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以上解释性不足的问题,将研究重心放在对事实经验做系统性的解释上。应该注意到,非正式运作的研究一开始常常被当作规则以外特殊的和非正常的现象,经过这一路径引入历史维度,对现实重新“挖掘”和“整理”之后,合理性部分受到重新审视,逐渐与正式行为并置。中国古代基层的半正式行政被置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视角下,此类行为是其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运动型治理体制则被视作与常规机制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其作用是随时应对常规体制及其随之而来的组织失败。⑦因此,该路径区分了不同层级的政府面向,剖析了非正式运作的宏观制度基础,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

  

   但这个路径的研究后来又逐渐陷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域,例如仅仅通过制度环境、组织结构、激励制度等解释非正式运作⑧,未免将人过于组织化和抽象化了。这一路径预设了“可欲即可为”的前提,没有真正进入行动者的生活逻辑,忽视了从运用诸如人情、面子、关系这些手段到人们自愿服从并采取理性行为之间亟待解释的机制,仿佛只要政治或社会系统产生非正式运作的功能性需求或冲动,非正式运作就可以任意运作而无甚阻碍。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路径下受到忽视的方面作出回答,即非正式运作何以起作用,为何能成功以及有效性的边界又在哪里。

  

   与以上路径相反,不少研究首先以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思维切入,注重在理论层面进行推演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和本土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与非正式运作的研究都有很大相似甚至同构之处,尤其在研究如何利用人情、面子、关系等社会资源实现权力再生产方面。⑨但由于二者对反复抽绎和推理的强调,过于抽象化的问题讨论方式使研究脱离了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中观的社会情境,遮蔽了人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社会网络理论虽然在创立之初是为解决制度学派过度社会化和经济学低度社会化的问题,但后来过于抽象地讨论社会网中个体之间的共性仍然稀释了现实的丰富度,行动者被抽离出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置于纯粹的逻辑关联之中,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使研究对象成为一个个脱嵌于现实的抽象质子。本土心理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家庭本位社会、情理社会等语境⑩去理解中国的非正式运作,并从理解社会学的角度作出了深入和通透的阐释,但似乎仍然较为抽象,仿佛所有中国人都是如此,看不到具体行动的情境限定以及情境带来的行为差异性。部分学者将之置于官场、乡土、商场等不同组织场域内的尝试可以提供借鉴11,但依旧没有被重视的一点是,多种社会网或场域在具体情境之下存在程度不同的灵活切换与有机统一。因此,本文将这两个抽象理论置于具体的结构和情境之中,并依循国家治理的问题意识分析非正式运作。

  

   总体而言,目前非正式运作的研究具体运作过程、结构功能解释和抽象讨论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但各自都还能往前更进一步,例如对非正式运作经验现象的理论抽绎,何以可为的效力分析和抽象理论的现实落地。这三方面的可能构成本文要回应和论述的主要内容。本文首先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非正式运作进行抽绎,随后置于结构性和情境性的视角之下探讨非正式运作的基础和边界,在探讨过程中尤其关注不同的社会联结机制、文化背景和微观情境下非正式运作的边界差异。

  

   二、生活逻辑中的多维关系网

  

   (一)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分是其结构性起点。前者指被社会职能化而结合的制度群,后者则既是主体间进行交往的活动背景预设场所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也是主体间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介入的生活领域和动态网络。12部分学者将其引入政治实践中,并找到具体的现实对应物,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法律”与“习惯法”,“制度”与“生活”等。13但被不自觉地忽略或尚未具体展开的是,抽象世界与具体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哈贝马斯背后的批判主义色彩。

  

   如果以行动逻辑作为连接两者之间的纽带14,在政治实践中可以划分为两种逻辑,一种是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的“制度逻辑”,一种是日常性与实践性的“生活逻辑”。前者的主要特征是“理性”(reasonal),是程序化的和标准化的,指行事上遵循国家制定的一般性制度及规范;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合理”(reasonable),是实用性的、边界模糊的,指依当地具体的文化情境、社会关系和生活实践而展开行动。

  

   一般而言,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是相互匹配、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民情、民风、民俗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特征15,民情和习惯法构成了真正的“制度精神”。16因此,制度逻辑必须符合生活逻辑,至少不能过于违背生活逻辑。前者虽然有时不承认后者的合法性,但其实践过程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后者构成的文化环境。“嵌入性”“社会中的国家”“权力的文化网络”17等理论也大体指向这方面内容。

  

   与此同时,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也会存在较大的张力,这可能由于过于理性化的制度逻辑对生活逻辑的背离,也可能由于过于强大的生活逻辑对制度逻辑的僭越。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对制度逻辑的消解派生于某种庇护主义,例如新兴商业阶层与政府官员之间容易结成一种基于市场庇护主义的关系网络,18从而将公共制度转换为私人的牟利工具。而对于前一种情况,紧张关系集中体现为:制度的一般性与刚性,在某些情境中,难以适应现实的复杂性与灵活性。在此情况下,如果行动者仍一味恪守制度逻辑,便可能出现与现实的不适并遭遇社会排斥,进而影响制度运行的效果。黄仁宇就评价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品性和德行受到尊重,但无法为全体官员所接受。19陈景良曾指出:“正如古人所言,法规一定,则事理无穷,欲以一定之规而穷天下之事,欲其善治,不亦难乎?当案情特殊复杂,无法可依;或者仅以法条去判断,就会于情于理于社会上的认知不合时,法官就须‘酌以人情,参以法意’。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拘泥于法条的陋吏或酷吏,落得千夫所指的骂名。”20

  

   可以说,这就是非正式运作的结构基础,即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背离与回归。非正式运作因此可理解为制度执行者依据生活逻辑对制度逻辑的“改造”。其一方面违背了后者,另一方面又在前者的逻辑内展开,并使二者重新整合归并。这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入到一种实践社会学,在各种复杂情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关注生活逻辑中的行动者,并对其进行结构分析。当然此并非意味着制度逻辑就不重要,而是在详细分析生活逻辑之后再分析其与制度逻辑的张力。

  

   (二)多维结构中的社会行动者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这体现了人作为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的结点,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而非简单相加或重复。与非人格化、理性化的科层制要求相比,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实质上处于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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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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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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