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东:正己安人:中国古代修身之学及其现代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2 次 更新时间:2022-09-26 16: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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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东  

  

   [摘  要]不论何种文明,都有自识与反思的传统,寻求精神的超越,以期找到最为根本的人生真谛。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可称为修身之学。此乃自由之学,是一条自我觉醒、渴望寻求终极真理之路。尽管各文明的修身之法,不尽相同,但亦有相通之处,即修身之学是一条为己、由己、求己的觉悟之道。对于此学,古中国贡献非凡,儒释道皆有丰富的修身之学,认为修身是一个自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是真理的自我展开、绽放的过程。道只能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实现自身。在长期的修炼之中,通过诚敬守拙、克己慎独、安贫乐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持戒循礼和笃行弘道,改过自新,苟日新,日日新,不断完善自身,逐渐实现固本、正心、明志、致知、正行和利人的目标,最后塑造出完美的人格。这一自由之学,含摄丰富的人生哲学、精神哲学、宗教哲学和实践哲学,可为当今各民族之思想源泉,以对治时代的症疾,从而构建新的中国文化形态。

   [关键词]修身之学;为己;由己;反求诸己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修身之学,旨在通过各种法门提高个体的心性修养,不断完善自身,塑造出完美的人格,兼具美德与智慧,获得不为物所役的自由和圆满。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皆以修身为主,以实现内圣外王、长生成仙或者觉悟成佛为终极目的。在古中国,道德与政治、家庭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交织互嵌,融为一体,因而形成家国一体,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伦理政治。个体的品格与智慧,不仅关系着自身的前程,还关乎着国家的命运。因此,修身就具有奠基性的地位,“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修身之学,不仅具有始基性意义,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种独具特色的修身之学,不依赖外界,不需要他律,而是建立在主体自身之上。不论修学的基础、方法、过程,还是目的,都指向“自己”。是一条向内修炼自身的途径,即是一种为己、由己和反求诸己的修学之路。这是一门为己之学,关注自身,提升精神境界,塑造理想人格——以达于至善,然后再安人济世。即便在当今,它依然有效,散发着活力,不仅有益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素养,还能对治诸种社会病症。

   当下中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中国问题”,阐述“中国经验”,汇成“中国道路”,独具一格,铸就“中国风格”。在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精神文化的建构,即要不断铸造新的中国文化形态,“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务之一,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2。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历史现实的情形下,仍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引入他山之石,同时,也要深入系统地挖掘传统文化之精髓;我国古代的修身之学,就是其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宝藏,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当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更有益于中国精神文化的建构。

   一、为己:修身之学的目的

   在中国文化里,人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三才者,天地人”,人与天地齐观。《周易》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人与天地的关系,作为万物之精灵,人和自然休戚与共、和谐相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很早就形成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3。天地人皆由对立的两种元素,合而构成卦象。由此可见,人与天地共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甚至可以“附会”而言,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中国文化之中,很早就确立了起来。能够意识到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知幽明之故。既能洞察时变,又能以文化天下4。而同时,人又未曾与自然撕裂,抽身而出,成为一种宰制自然的“主人”,依然与自然协和共处。而西方科学理性文化,则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与自然分离,并成为上位者,“当人使自己脱离自然,以便把自然变成他统治的对象,以及新的艺术原则和符号原则的对象——就在这些行为发生的同一时刻,人必然在世界以外、在世界的彼岸确定下自己的中心。”5人脱离自然,在世界之外,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将自然变为自己的统治对象,自认为不再是世界的一个“肢体”,或者组成“部分”,而自诩“已经勇猛地超越了这个世界!”6我国古代这种天人平衡关系,正是中道或中庸思想的体现,其精妙之处,值得我们反复琢磨和借鉴。

   人在自然中地位的确立,与天地并列,系万物之精灵,但不是自然的主宰,更不是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具有独特性,即是宇宙中具有超越性的物种,“人,只有人——倘使他是人本身[Person]的话——能够自己——作为生物——超越自己,从一个中心、可以说空间时间世界的彼岸出发,把一切,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本身,变成他的认识的对象。”7人不但能够认识世界,还能够认识自身,这也是古典希腊哲学的宗旨所在。

   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得人在宇宙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不仅能够认识自身,还能够认识世界,设置诸多规定,创建各种文明。尤其是那些兼具德性和智慧之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8这样的人,就是“大人”,即是儒家的圣贤,或是道家的真人或神仙,或是佛家的佛、菩萨。这样的得道者,能够顺道而行,弘扬大道,为己安人,自利利他。

   如此完美的人,凡夫俗子能够企及吗?虽然孔夫子叹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他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师者,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且育人三千,贤者七十余人。他的感慨,成为千古难题,实属为师者的肺腑之言——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学生,塑造出完美的人,更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成才,而现实却不尽人意。不过佛教更为空灵,抛却一切规定,清净无妄念,认为人皆有佛性,净土宗更是倡导带业往生,当生成就。道家道教也倡导教育的积极意义,通过修学,能够改变命运,可以逆命而行,学有所成,修得真仙。

   为了实现人生命运的转变,中国古代各家都有一系列的修炼方法,儒学至明清,衍生出实学,反对空谈,倡导经世致用,其主要内容有:在人格修养上,主张实有诸己,即“崇实黜虚”;在经学上,主张通经致用和笃实解经之学风,即“实事求是”之精神;在事功上,主张经世致用。概言之,修德、通经、致用是其三个题中要义。

   以此而论,几乎各家各派皆收罟中,故而不以实学为门派,只是一种治学的价值取向而已。“实学实际上是一个标志学术转型的价值性名称,不是一个有确定内容并因之与他种思潮区别开来的学术概念。”9所以,也就没有绝然的对立,以划清实学的界线——倍受明清实学攻击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也有丰富的实学思想。朱熹在《中庸章句题解》里,就表达了对佛老务虚的不满:“尝窃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而常妄意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测度,其心悬然惟侥幸于一见此物,以为极致。”佛老因过于追求方外的空虚玄妙之物,而轻视方内之事,便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工夫用错地方,犹如石锅炒沙,终究无用。因此,朱熹也就出佛道,引释入儒,以儒学为宗,作为终身的志业。

   事实上,陆王心学并未流入空谈,就阳明先生而言,他极为重视经世致用,力倡知行合一,崇义轻利,可以说是实学的践行者。王阳明精通儒释道,认为道不离日常生活,反对抛开具象谈心性,批判释家抛弃君臣、父子、夫妇之责,这种刻意的逃避,也是执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他提倡知行合一,二者实为一体,互为条件,“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0互相生成对方,知行不分,互相拥有彼此。“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11只是其后学,未能守中,则有崇空谈,轻事功,王夫之明确批评——王氏后学“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12。以至于有人,将大明之亡,都归咎于其上,斥之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但却无益于天下太平事业。

   于是,遭受亡国之痛的颜元,便深恶“静坐冥想”和“穷理居敬”, 提出“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实学观;学校应“教文即以教武”,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须教之以射、御、兵、农及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平时可以“修己治人”,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出将入相”的经天纬地之大才。只是实学家将罪责归因于理学和心学,有欠妥当,它们的精神极为相似,不过是阳明后学偏离了主旨,而堕于末流罢了。

   在文明之洋里,不论东西古今,都有修身之学。其内容极为丰富,方法多样,细则繁杂,为了避免无聊之争,我们统称之为修身之学。其目的在于提高个体的德性与智慧,成为圣贤、神仙及佛菩萨。这是一门为己的学问,始终以自身为目的。

   通常认为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观念浓厚,往往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大我优于小我,于是就认为修身是为了家国及天下。而事实上,修身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自身——完善自我,使自己具备优良的道德、超群的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因此,孔夫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身而求学问道,现今的学者则是为获得别人的赞誉而为学,二者目的截然相反。道教修身之学,首倡是改变自身的命运,成就长生不老,而后才是济世为民。佛法的修学更是如此,此生修行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自身的业障,积累资粮,以获得更高的福报与功德,了脱轮回之苦。

   真正的修身之学,是为了“自己”,专注于自性,只在“心”上下工夫,不为外界所动——不为稻粮谋,不为声名谋,不为权势谋,也就是不以一切外在的东西为目的,它以自身的完善为目的。犹如康德对审美的看法,审美是无目的性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是纯粹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儒道释的修身之学无不如此,修行在于自身的完善和觉悟,也只有内圣、成仙或是觉悟了,方能有效济世度人。一如横渠先生豪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否则,很可能会陷入“以盲导盲”的窘境,既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兼济天下。

   二、由己:修身之学的自我规定

   这种为己的修身之学,是行为者的一种自觉行为,已经走出蒙昧之态,渴望寻求值得过的生活。是人的自我觉醒之开端,已经进入自省与反思的历程,意识到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的。对自我的认识、对意义的追问是修身之学的前提——作为主体性的“我”逐渐形成。这个“我”从“自在的存在”转变“自为的存在”,从无规定状态走向“自己规定自身的存在”。即是自我意识诞生,“在自我意识看来,它的本质和绝对对象就是自我”13。追问自身的根源,竭力摆脱浑噩之态,于是就有“王阳明之问”——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读书做圣贤,方为第一等事”!在古中国,就有不少这样的奇人异士,他们审察自己的人生,寻求精神上的超越,不但敢于摆脱世俗的羁绊,甚至还拒绝科举考试,放下功名利禄,修身养性,研习各种绝学,进而救世济民,或是力挽狂澜,或是教化众生,也有大器免成者,终老于山林,寂寥无声!

这些身怀绝学的隐者,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又一特色,即隐逸文化,超脱于政治和俗世,隐身匿迹,寻求内心的清净、素朴、平和与安详,以自得其乐,逍遥于天地之间。许由、伯夷、叔齐、“商山四皓”和“竹林七贤”,便是其代表。隐逸者或是远离庙堂、避世逃逸,持一种消极的政治态度——“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4,或是因政治纷争不息,为保全自身,而抽身避祸,魏晋名士最为突出。然而,亦不乏为赚取名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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