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晓彦 徐琨捷:“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近代中国的继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2-09-25 22: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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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晓彦   徐琨捷  

   内容提要:“权利不得滥用”虽是近现代民法学的一项重要原则,但中西法律传统中不乏与该原则相类似的观念或制度。经由《大清民律草案》在规范层面的吸纳以及中日学者在法理上的推介和诠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逐渐传入近代中国。民初大理院的司法实践,则是近代中国深入继受该原则的重要环节。在“私法社会化”思潮的推动下,民初大理院援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进行民事裁判,同时对权利滥用的判断标准和法律后果等进行探索和提炼,并根据不同情况对权利行使受限制的当事人给予适当保护。民初大理院通过援用该原则,在权利行使的层面对民众进行引导,借以阐发近代民法价值观,但期间亦面临着保守与进步的博弈。“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民初大理院民事裁判中的适用,对其后的民事立法与民事审判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流风余绪延绵至今日海峡两岸。

   关 键 词:大理院  权利不得滥用  私法社会化  损害他人为目的  民法价值观

  

   近现代民法体系以权利为核心,“权利的功能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范围,使其得自主决定、组织或形成其社会生活,尤其是实践私法自治原则”。①然而,要落实权利的功能,使人人都能获得相应的自由空间,就不得不在必要之时对个人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限制。更有论者谓:“若该原则无法发挥应有的制度功能,权利行使便无法与他人或社会的福祉相协调。”②可见“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民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权利行使调节机制。我国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第132条即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该条文位于“民事权利”一章的收尾处,凸显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

  

   目前学界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变迁、学理内涵及其运用实态等方面。③这些研究成果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西方演进过程中所涵摄的理论及实践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该原则作为西方民法学的一项重要原则如何继受到中国,既有研究却几无涉及。作为近代中国法律继受的关键环节,民初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适用尤其值得考察,然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着实不够。④综览学界有关民初大理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组织、运作以及判例、解释例制度进行研究;⑤二是以民初大理院民事判例、解释例为素材,研究某一具体的民事制度、概念或理论在近代中国的生成、发展与变迁,⑥但均未关涉“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事实上,民初大理院面对彼时无民法典如何进行民事审判的难题,⑦创造性地发挥了“司法兼营立法”的功能,不仅以判例、解释例形式克服了当时的困难,而且推动了民法近代化的转型进程,由此也继受了一些欧陆法系民法学的重要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即拟以民初大理院的相关判例为基础素材,对其进行耙梳整理,厘清大理院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适用实态,进而展现这一重要民法原则在近代中国的继受历程及其影响与意义。

  

   二、中西法律传统中“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存在样态

  

   “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有着长时间的发展演化历程,中西方的法律传统中不乏与之相类似的制度或理念。近代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将“权利不得滥用”抽象和提升为民法原则,并被各国民事立法、司法所借鉴。传统中国亦有类似的理念,这为清末民初继受“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打下了基础。

  

   (一)“权利不得滥用”的西学渊源

  

   “权利不得滥用”的理念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已见端倪,从《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等早期法典中可一窥其源。⑧古罗马虽有“行使自己之权利,无论对于何人,皆非不法”之法谚,⑨但罗马法并非毫不限制权利的行使,其对相邻关系即规定:“不得在距离先前已有的建筑物100英尺以内的地方进行建筑,如果这样做会妨碍从那里对海的观赏。”⑩《十二表法》规定:“[所有者]不得触动或取去[属于他的],而被[他人]用作建筑房屋或培植葡萄园用的木料[或木柱]。”(11)据考证,古罗马的程式诉讼中,法务官会在书状中记载一些事项,其中便包括“权利人之请求须非出于事先或事后之恶意者方予裁判”。(12)欧洲中世纪时期,日耳曼法因团体主义之发达,对权利的限制更为重视:“较之罗马法之绝对不可侵犯所有权之观念,已倾有社会化团体化的倾向。此为日耳曼所有权观念之特色。”(13)至近代欧洲,《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最绝对地享用和处分物的权利,但法律或条例禁止的使用除外。”(14)这表明,法律或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可对“所有权绝对”原则施以限制。19世纪以来,“所有权绝对”思想受到广泛冲击,“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得以于1855年法国科尔玛(Colmar)法院“嫉妒建筑”案判决中确立:“有专为遮蔽邻舍阳光而建筑之烟筒,应认为系以加害邻人为目的,其建筑所有人,须将其拆除之。”(15)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在成文法中对权利滥用进行限制,其第226条规定:“如权利的行使专以加损害于他人为目的,则不得行使权利。”(16)“权利滥用”一词在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第2条中首次明确出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为之;显属滥用权利者,不受法律保护。”(17)之后,奥地利、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制定与修改,都相继规定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18)

  

   在判例法传统中,并无“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但这并不能否定英美法系中也有类似的民法理念。有学者主张,“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英美法上有其替代制度,如“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和功能,在英美法上是由衡平法中创设的‘允诺禁反言规则’(Promissory Estoppel Rule)来替代的”,(19)或是“英美法中的某些侵权行为,如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等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权利滥用概念”。(20)

  

   诚如学者指出的,“权利滥用概念,并非一开始就伴随权利概念的形成而出现,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法观念而存在,之后才在判例中被解释和运用,并逐渐生成成文法上的具体规则”。(21)不同于英美法系仅存在类似“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理念,在“私法社会化”思潮的推动下,大陆法系实现了对“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归纳与抽象,并将其载入成文法典,使其上升为一项民法原则。

  

   (二)“权利不得滥用”的本土基因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亦存在着“权利不得滥用”的本土基因。

  

   在思想层面上,古代中国有类似的理念。“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与“诚信”原则密不可分。(22)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诚信的道德观念。《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3)此处对诚信的推崇由“天道”推及“人道”,可见在古人的世界观中,诚信不仅是宇宙运行的定律,也是人类社会应遵循的规律。《大学》中有“意诚而后心正”,(24)“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25)等教谕。有学者说:“‘诚’,首先是一种内心的道德律。”(26)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中国人内心根植的行为准则。诚信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面向,有学者将《论语》中所涉及的诚信观念分为四类,其中三类是“说话要诚实守信”“交友应诚实笃信守约”“以诚实的态度践履合宜的约言”。(27)《论语》中的诚信观念多为强调人与人相处过程中的道义与责任,以此来协调群己权界。这种对他人利益的关怀,被儒家称为“忠恕”之道,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意涵,就是行使权利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还应兼顾他人的权益。可以说,“忠恕”之道与“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有其契合之处,“忠恕”之道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道德层面的表述,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可视作“忠恕”之道在当代法律制度上的一种诠释。这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准则,具有法律调整与道德调整的双重功能。”(30)

  

   中国古代立法中也渗透着“权利不得滥用”的理念。黄源盛先生认为,《唐律》等中华法系律典中的“不应得为条”,对律令等未进行规范但又违反“理”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与“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虽意义不完全相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31)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有“诸以水溉田,皆从下始,仍先稻后陆。若渠堰应修者,先役用水之家。其碾硙之类壅水于公私有害者,除之”(32)的规定,对用水次序、碾硙的使用进行合理限制,意在防止水相邻关系中的权利滥用,以免对他人造成损害。元代《大元通制条格》规定,“如遇浇田时月,停住碾磨,浇溉田禾。若是水田浇毕,方许碾磨依旧引水用度,务要各得其用”,(33)也是要求碾磨使用者应有序灌溉,不得滥用权利,避免影响灌溉秩序。可见,中国古代立法中虽未明确规定“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但仍存在着相近似的立法意图,即对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许其滥用。

  

   “权利不得滥用”理念在中国固有习惯中亦有所体现。以陕西澄城县习惯为例:“如高处地之所有人,欲施工作开挖沟渠蓄水、泄水,必须计及低处地俾无损害;若于低[抵]处地有损害时,则低处地之所有人得阻止之。”(34)此习惯一方面肯定了高地所有人的排水权;一方面对其权利行使进行限制,以减少其对低地造成的损害。再看一则江西新建县的习惯:“凡在高地之田,其水有余,则在低地者,即可放其余水以灌溉田亩,高田主不能阻止不放,故谚曰‘上有余水下有命田’。”(35)此习惯要求高地所有人应将其余水分给低地所有人,不可滥用土地所有权阻止余水下流。类似理念在直隶清苑县的习惯亦有体现:“地主变卖园地,两邻如不欲留买,新留主仍照旧用水灌溉,以园地未有无水道者,使用水道,园邻无阻止之权。”(36)这则习惯旨在确保邻人的合理用水不被他人因土地所有权而阻碍。虽然所选取的仅是个别地方的习惯,但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社会,这类邻地用水纠纷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也有“权利不得滥用”的立场和要求。以两则古代判牍为例。明代知县张肯堂曾决断过一个“僧维经案”:为防止大水冲毁古刹,僧维经建了一道堤坝,把水引向庙南的一处坑中,然水势过大淹至邻居王邦祯之地,虽然“地依然平陆”,即邦祯之地“未尝损其粒米”,但是“犹为不必然之虑”,县令认为此行为实为“以邦祯之地为尾闾,不顾当者之难为受乎”,最终判令僧维经“新堤从毁,水道改正”。(37)僧维经的行为虽然未对其邻之财产造成实际损害,但终究对邻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可能性。该案中知县的断案思维渗透着“权利不得滥用”的观念,认为僧维经滥用排水权利,因而对其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在清代河南知府李钧所著的判牍集《判语录存》中记载了一起道路通行案件。洛阳县的马文成与李文举是邻居,马文成行车必须经过李文举门前之空地,否则别无他路。然而李文举在其门前空地建房,截断旧路,阻碍了马文成的车辆通行,又“文成行车多年,且无别路可绕”,因此知府要求文举让出一定的空间,“以为车道”。(38)本案表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并非毫无限制,若以土地所有权为由妨害邻人的道路通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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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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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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