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珍珍:形式与思想的审美变革者: 论爱默生心中的理想诗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22-08-11 10: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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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珍  

   摘要:在技术理性统治下,19世纪的美国呈现出形式僵化、信仰缺失的社会状况。爱默生渴望发挥诗人的审美功用予以拯救:在形式上,爱默生指出诗人可以凭借神圣思想有机统一物质形式,让形式服务于思想的变化。这样一来,理性主义的形式逻辑、科技成果都将归结于诗人的思想内容中,受思想引领。在思想上,爱默生强调诗人的想象力和崇高情感都是受心灵本性的指引,并将其与宗教、伦理紧密相连,从而促使诗歌灵感、上帝启示、伦理法则都归拢于诗人的心灵,让神圣精神重新回到世俗生活中。然而,在实践上,爱默生的“理想诗人”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没能切实扭转技术理性下的信仰危机,但其在精神上却给当时的美国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关键词:诗人;形式;思想;爱默生;技术理性

  

   爱默生成长于19世纪的美国,而19世纪又恰是美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自然科学、商业经济都取得了全面繁荣,轮船、贸易等现代文明产物迅速融进世俗生活。人们的目光不再驻足于农业社会下的乡村,不再局限于神性的召唤,反而越来越迷失于物质欲望中。前现代社会的神圣自然被科学推理、物性规则所拆解,自然不再是人们的精神慰藉处,也失去了伦理、审美意义上的存在感,人们逐渐丢弃了对自然的敬畏心。这引发了爱默生的反思,他写道:“这种用金钱、信誉、轮船铁路对自然的入侵,威胁着人类的平衡,将建立一个比巴比伦和罗马更加专制的新的独裁世界”〔1〕。价值信仰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工具理性控制着美国社会,爱默生意识到重构信仰迫在眉睫。为了重拾神圣精神,爱默生向诗意审美寻求力量,鼓励“我们去考虑诗人或者美的发现者的本性和功能,引导我们去接近他运用的手段和材料”〔2〕,从诗性思维中找到调和路径。诗人随之成为了爱默生改变技术理性诸多问题、克服信仰危机的救赎者。

  

   一、形式与自由:对理性主义的反拨爱默生将诗人定义为“命名者”“言说者”,这一定义显然不是由语词所派生出的。就词源而言,“诗人”一词源于希腊单词poiētēs,意为“制造”,也与梵语单词cinoti相关,意为“整合,堆积”,指的是编辑整合已有素材的人。这与爱默生眼中“命名”“言说”的诗人形象区别明显。首先,命名意味着命名前要对命名对象有所预测,这需要运用诗人洞察、想象的能力,而不是组合、制作的本领。其次,命名潜藏着辨别区分事物本质的要求,言说重心也随之指向对事物本性的洞见。这就要求诗人不再一味追求格律节奏、华丽辞藻,而应不受限于形式,成为洞察事物内核的预言家。这符合爱默生对诗人的期许:成为摆脱形式束缚的学者和美国精神的代表。

  

   他的这一期许是基于对理性形式的反思。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原本整一相连的人类社会被分割为一个个僵硬固化的部分,框入了分门别类的理性形式中。工具理性主导的机器化生产致使原本完整的人类成为生产线上的组成零件。“每一个人都好比从躯体上锯下的一段,它们昂然行走,形同怪物……从来不是完整的人。”〔2〕在理性形式面前,对利益、科技的追求代替了对人类思想的关注,这是爱默生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崇高的心灵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形式背后的含义,人类不是内容的载体,“不是运火者和举火把者,而是火的孩子,是用火造成的”〔2〕。而最能代表崇高心灵的人是诗人,他说:“诗人具有代表性,他在局部的人中间代表着完整的人,他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全民的财富”〔2〕。在其看来,诗人具备统一与解放的双重力量,既能整合还原支离破碎的人类社会,也能冲破形式的藩篱,解放人类思想、恢复精神自由。

  

   诗人的功用首先便展现在对科学自然形式的有机整合上。爱默生所处的时代是美国科技蓬勃发展时期,以天文学、光电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见证了人类理性逻辑的无限潜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宇宙的认知。对此,他肯定道:“一个穷人现在也享有为他建造的城市、船只、运河和桥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李珍珍形式与思想的审美变革者:论爱默生心中的理想诗人梁”,“他驾驶火车急速穿越田野,从一座城镇到另一座城镇,就像一只苍鹰或燕子掠过天空……”〔2〕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科技的蓬勃兴盛给人类思想、自然社会所带来的负面价值。就人类思想而言,人类精神活动被具体经验归纳、推理、论证过程所取代,精神受限于经验物性中,受限于形式逻辑的控制下,失去了本应具备的自由。“人们发现的机器阉割了使用机器的人。他在织布中获得的东西在一般力量中又失去了。”〔3〕技术理性成为滋养形式主义的土壤。就自然宇宙观念来看,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膨胀,人们将自然视为无生命的客体,纵容形式逻辑拆解着本应浑圆一体的自然。自然从神性、超验的代言者逐步沦为人类可以掠夺、改造的对象。这些都推动着爱默生思考如何从本质上纠正技术理性的形式影响,在思考中他洞见到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引领意义。

  

   他发现科学研究本质上只是帮助人类认识自己、认识宇宙的方式,其最终目的是探索人自身的价值。科学研究应服务于人自身思想的完善,其研究只有关注到人自身才有切实意义。而技术理性的负面价值恰恰在于没有关注到人自身,简单将事物形式变化、表象更新当作事物发展的全部意义,没有挖掘其本质内涵。基于此,爱默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科学接受思想的指导,让内容决定形式,让科技力量在诗意的想象力、超验力中实现价值输入,并且将方案的执行者赋予诗人。

  

   在其眼中,诗人天生具备这一能力:透过形式表象发现精神真理,并以真理法则引领科学研究、整合宇宙万物。他指出诗人有隐秘的智力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凭此,诗人不仅能理解事物的形态构造,更能洞察到形式背后所潜藏的本质属性。在认知事物、洞察心灵上,诗人“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人……跨越经验的整个范围”〔2〕,这是科学家无法企及的。科学家的研究停留于事物的经验層面,“只凭感官来对待”,从未逃开形式表象,“因而变得缺乏诗意”,“是感性的,因此也是肤浅的”〔2〕。科学家需要诗人为肤浅的研究提供方向。也正因此,爱默生认为诗人的言说“才是真正的科学……他不是停留在这些事实面前,而是把它们当作标志来使用”〔2〕。对此,后来的实用主义大家杜威有过相似的表述,他说正是由于科学研究对象是关于形式、关系这类理性推演的抽象物,才使得人们很容易将追求私利作为目的,“使得道德的、美感的和宗教的对象受到损害”〔4〕。为改变这一弊端,杜威也同样没有彻底否定技术理性,而是以审美经验作为连接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桥梁,在深层的审美经验中获取摆脱形式枷锁的可能。3F4D561E-6830-4FCC-94F8-7D62C8F0591F

  

   相较于杜威,爱默生的思路则理想得多。他倾向于依附看不着、说不透的直觉洞察神秘精神,将形式归拢于神圣精神的照拂。这样处理主要还是源于爱默生对诗人的偏爱,对个人独立精神的倚重。他坚信诗人可以凭借直觉与心灵的力量,“把人工和违背自然的东西重新归于自然”〔2〕。在其看来,“无论具体情况是多是少,精神事实仍然不可更改”〔2〕。事物的增减变化、更新发展都不过是形式的改变,这些表象终将会归于心灵永恒的“一”。也就是说,在诗意自然面前,技术理性不再是改造自然的方式,它既无法改变自然的神圣价值,也无力分割自然的能动形态。因为诗人活动所运用的形式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

  

   诗人的功用还体现为以有机形式(Organic Form)替代机械的理性形式(Rational Form),以连续、变化、生成的方式迎合精神自由、独立的需要。回到诗性中,爱默生的有机形式便是用心灵的自由置换形式的完整,让诗人直觉到的自然精神决定其外化形式,而不是由诗人去刻意设计事物的表达模型。如其所言,“诗人运用形式,依据的是生命,而不是形式本身”〔2〕。生命、精神才是形式的根基,诗人要做的就是在杂乱的自然事物中发现神圣精神,再依据精神给予事物以崭新形式,形成诗歌。“事物转化为诗歌正像它们转变为更高级的有机形式一样”,“在每个造物的形式内都有一种推其升入更高形式的力量”〔5〕。这意味着形式成为了新旧更替、不断动态发展的生命载体,依赖于诗人的自由精神,而“有机”则是其形式论的关键词。

  

   对于有机形式的看重,除了爱默生还有杜威。与之不同的是,杜威不认可其通过直觉洞察,将自然多样的表象形式升华为精神形式的美学构想〔6〕。杜威认为事物可感表象本身就已经指示着自然深层的连续性。“形式是作品所带来的互动关系在时间上的主动的连续性,其目的是为了经验的实现。”〔7〕因此,杜威的有机形式依靠的是有机体通过感官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参与到同自然的互动中,在做(doing)与受(underdoing)的统一中实现形式的变化与生成。相较于杜威在物性层面解决信仰问题,爱默生则努力在诗性王国中构想着诗人的功用,并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引导着这种构想。

  

   作为诗人的爱默生,在其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着有机形式论。他反对诗歌一味追求形式优美有序、格律协调整一,而忽视了诗歌的主题与情感。“因为造就一首诗歌的不是韵律,而是催生韵律的主题——一种热烈奔放、生气勃勃的思想。”〔8〕为了思想完整,他毫不顾忌诗歌格律的不流畅。在《日子》中,他便放弃了传统的韵文形式,以长短不一的诗行诉说着日常生活的神性。在《梅林》中,爱默生则直接表明了对诗人传达思想,摆脱形式束缚的期许,“伟大的诗艺/必定有伟大的气质/诗人不会用节奏和格律/将他的思想束缚”〔9〕。受其影响,惠特曼在创作《草叶集》时,大胆摆脱了传统的抑扬格五音步形式,转而采用自由体服务于诗歌思想。当惠特曼将诗集寄给爱默生时,爱默生称赞道:“对《草叶集》的价值我绝不能视而不见,我觉得它是美国出版的最伟大的、充满智慧的经典之作”〔10〕。但实际上,《草叶集》出版后却遭到了批评家们的持续攻讦,称其违背了诗学传统。而这一攻讦恰恰印证了爱默生对诗人的时代定位:诗人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先驱,“由于追求真理、献身艺术,诗人在同时代人中间落落寡合”〔2〕。

  

   二、思想与德性:从世俗通往神圣爱默生主张形式应配合思想主题,这是其塑造理想诗人的第一步。在确立了诗人思想权威后,他进而思考更为重要的“思想”问题:诗人如何洞见神圣精神,诗人的思想应该具有哪些特质,诗人的神圣思想如何引领众人思想等,对思想实质的探索才是理想诗人的根本任务。因为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引导不仅是对理性形式的反拨,更在于价值本身的重塑。而诗人的思想价值就在于改变世俗生活信仰缺失的现状,将宗教信仰、伦理法则融进尘世事功中。

  

带着这一目的,爱默生希望诗性思想与宗教伦理能融为一体,共同教化于人类心灵。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条新路径,早于爱默生的不少哲人已把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看作一回事,如普罗提诺就曾表达过,审美经验是“经过清修静观而达到的一种宗教神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灵魂……达到与神契合为一”〔11〕。爱默生认可他用灵魂洞察神祇的路径,并沿着这一路径继续说道,人神契合是因为上帝就存于诗人的灵魂中。诗歌情感与宗教信仰的融合,确立了诗歌本质神圣,定位了诗即真理、道德的洞见,真、善、美统一于诗人的心灵。爱默生多次表达,“什么会阻止我们感受上帝的运行,会阻止我们相信先知以赛亚和诗人弥尔顿在圣灵活动中的一致性”〔12〕,“你自己是从圣灵那里新诞生的诗人”〔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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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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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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