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江:需求收缩、扩大居民消费与加强民生保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5 次 更新时间:2022-08-11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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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江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势所必然。但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看,投资、出口都面临着下行和失衡的重大风险。多数工业品的总量过剩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会更加长期化。建立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有利于完善国内经济大循环和经济格局调整,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共同富裕进程,有利于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此,应当以民生保障为重心推动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张。政策着力点是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中间阶层,建设高质量民生保障体系,全面迎接消费社会的到来,未雨绸缪地建立面向未来的消费政策体系。


〔关键词〕需求收缩,扩大消费,需求侧管理,民生保障,社会建设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研究”(22ZDA090),主持人褚松燕。


〔作者简介〕张林江(1970-),男,山西河津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等。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1〕 。此前(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2〕。这表明,需求侧管理已经突出地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工作之一。

与供给侧管理一样,需求侧管理也是经济工作的基本内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平衡问题,也长期关注消费的公共政策价值。“2012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心从防范经济过热转向防范经济过冷,对刺激政策的依赖不断加强,市场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心愈演愈烈。”〔3〕仅从中国政府网上能够搜索到的2013年以来党中央和(或)国务院发布的消费方面重要政策文件,就有23件之多(见表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单列“全面促进消费”一节,提出“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为何中国宏观经济会出现连续10余年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消费问题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却差强人意?这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观照和审视消费问题,科学回答我国内需不彰的主要原因、如何把超大规模人口转化成超大规模消费优势等问题,从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实现与需求侧管理的相互协同和相互促进,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贡献坚实的研究支撑。毫无疑问,这既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也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压力


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这些判断,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表明内需不足已经不再是个短期性现象,而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性条件。


(一)我国多数工业品总量过剩,而且会更加长期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国家的转型。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比重占27.7%,第二产业比重占47.7%①;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比重超过70.5%,第二产业比重占17.3%。到202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大幅下降到23.6%。


从工业生产实力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从工业产量上看,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200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6.0%,位居世界第四。经过10年努力,工业增加值于2010年超过美国,全球占比提高到19.8%。2020年,工业增加值31.3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对世界制造业贡献的比重接近30%〔4〕。500多个工业品中,有220个产量是世界第一。另外,我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全球贸易量世界第一,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基于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许多行业几乎是中国人的机器一旦启动,就可以摧毁该行业的投资价值,独家拥有绝对优势的市场占有量。在许多细分市场领域,都是中国的企业在互相竞争。随着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中低端产品的市场角逐,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再次启动建立完善的国内供应链条,进一步增加了商品供应的品类和数量,全球多数工业制成品都呈现供过于求的状况。目前,许多出口产品竞争日益激烈,众多的出口企业赚了产值但难赚到利润的情况就是明证。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内消费和市场容量所限,我国充分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走上了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贸易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贸曾经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非常有力的一驾。比如,2006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4.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受到巨大冲击,2009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创记录的-42.8%。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2011—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在55%~69%之间,成为需求侧第一动力。同时期,国内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也是潮起潮涌,相较之下,外贸这段时期交易量巨大但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不大。2019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供应链表现出强劲的韧性,外贸增速惊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度又有相当大的提升。总的说来,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20多年,是我国国际贸易飞速发展时期。货物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167.7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22024.4亿元,2021年达到217348亿元。但从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趋势研判,对外贸易将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必将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供需格局。


(二)需求侧的“三驾马车”都遇到了爬坡过坎的难题


近年来,部分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在主要经济体之间不断扩大升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我国率先控制疫情,恢复了经济正增长,社会生产力迅速复苏,为困难中的世界各国及时提供了防疫物资和价廉物美的各种商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强人涌现的国际政坛,让世界各国都惊讶甚至“警觉”到对我国工业产成品的深度依赖。相当一部分国家或明或暗地开始重构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另外,国内近年土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全球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进行竞争的过程中,部分产业正在向印度、东南亚和拉美国家转移,同时还有部分中高端产业向欧美等国家回流。特别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不能看到尽头,但随着疫苗全球接种量的增加和因病而免疫的人群增多,加之病毒传播加速同时毒性在下降,各国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步伐都在加快。可以预见,当全球的机器都能够正常运转,受疫情冲击的全球供应链逐渐恢复,我国大量同质化的中低端商品出口很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下滑趋势。


我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抓住时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效投资,这已经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屡试不爽的“大招”。在连续数年超大规模的基建高潮后,随着国内交通、水利、电力、通讯、能源、城市基础设施等大型工程纷纷完工投产,再加上“房住不炒”政策踩紧了房地产业的刹车,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增幅下降十分明显。基建项目库开始“囊中羞涩”,部分领域、部分地区出现“无基可建”的情况。而且,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六保”“六稳”任务重,在严控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越来越严格的问责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财力吃紧,地方干部上马工程项目的主观积极性开始下降。


为确保国内经济实现有效的内循环,在内需中,消费被寄予厚望。2011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保持在50%以上,最高达到65.7%,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动保持在3.5%以上。2020年,受疫情影响,这两个指标均第一次出现负数。居民消费向来被认为是潜力最大的内需来源。从数据看,2001—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2020年下降外,总体是在不断增长的。然而从2008年起,增长率呈现持续较快下降的态势(见图1)。还要看到,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许多是刚性支出,是用于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其中,住房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长期偏高。从2009年起,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已经占到消费支出的1/5到1/4(见表2)。根据中共中央党校2021年所作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问卷调查,受婚恋观念以及追逐更好的公共福利和发展机会影响,已经有1/5的农户在城镇或城市购买住房。农户住房支出的中位数为2万元,平均数为12万元,去除5%极端值的平均数为4.6万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8931元)。这一调查还表明,在被访者中,约28%的农户有负债,负债原因最多的是住房,占比达到40%。住房引起的大额支出,必然挤压其他消费。

(三)少子化和老龄化等现象对内需产生抑制效应


2021年末,全国人口比2020年末仅仅增加48万人,人口出生率只有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近年我国连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少子化仍将维持一个较长时期。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14.2%,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根据预测,2025年前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也将达到新高点〔5〕17。另外,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高位。近两年,国家对房地产业、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医疗美容行业、直播带货行业、影视娱乐行业、平台经济、资本无序扩张等加大了规范和监管力度,其产生的“误伤”和溢出效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数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两年多时间的疫情,直接导致3000多万农民工返乡。这些因素,都必然传导到消费领域,进一步加剧需求不足的状况,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三、应对需求收缩急需扩大居民消费


在外贸前景不明、基建增长趋缓的大形势下,扩大消费特别是稳步扩大居民消费,是实现经济有效循环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是逐步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客观要求。


(一)扩大居民消费是促进内循环的重要方向,有利于完善国内经济大循环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函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强调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强调“生产直接是消费”,因为生产是劳动者劳动力的支出与消耗,还是生产资料和原料的转化性耗费;同时,“消费直接是生产”,因为劳动者在消费中生产自己的身体以及劳动力。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生产居于支配地位,消费对生产又具有反作用,产品只有在消费中实现其使用价值,才能与自然物品区分开来。特别是,消费还为生产创造出新的需求,创造出引发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从而构成“生产的动力”。


我国的总体消费率从2010年以来呈现逐步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与发达大国相比,总体消费水平不高,居民消费提升空间很大。根据研究,如果以代表性国家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率为参照,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升13~29个百分点〔6〕。近年来,“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利息成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受预期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下调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都增加了储蓄”〔7〕。可见,居民消费在总量有限、储蓄意愿提升的双重制约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经济循环的通畅平顺。为此,通过积极的政策发力,不断挖掘居民消费的市场潜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既是超前谋划以应对国际需求可能出现的下滑压力的需要,也是调整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布局、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的需要。


(二)扩大居民消费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在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方面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也包括精神方面环境的改善和各项权利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只有把经济发展领域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最终消费的经济贡献度放在共同富裕的大框架下,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消费在当代中国的意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实事求是地采取了梯度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也要看到,受市场自发规律影响,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在消费方面,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食品结构也要差于城镇居民。另外,在家庭耐用品拥有量、实际生活质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进展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真实生活水平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8〕。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消费作为共同富裕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和公共政策领域,认真加以研究。


(三)扩大居民消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措施,有利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持续优化


高质量发展说到底是人干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函数中的资源、资本等要素的重要性在下降,而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人”的要素重要性在上升。现代国家竞争,根本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在居民消费中,衣食住行等生存性消费是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健康、教育等发展性消费能够实现劳动者身体状况改善、劳动和生存技能积累、能力素质再生产和提升,环境消费和精神文化产品消费则帮助社会成员实现感官享受和心理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全体国民在消费水平上的阶梯式上升,能够整体提高劳动者素质、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在人类发展史上,消费曾经是高度个人化、由家庭内部来提供的私领域事项。19世纪中期,为了缓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俾斯麦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建立起有助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中期,《贝弗里奇报告》出台,英国在此基础上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建构起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来调节社会财富、为全体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整套国家福利责任体系,成为西欧、北欧国家福利模式的滥觞。从世界范围看,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是实现包括消费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我国发展的不平衡直接体现为收入和消费的不平衡,这在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就业和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直观的反映。加快服务大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程,以有效的再分配对市场初次分配出现的收入财富过大差距进行调节,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更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将直接作用于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促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


四、以民生保障为重心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张


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方面,包含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其中,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精准脱贫等都是国家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重要的社会消费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概念以来,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但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建设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日益显现,积累了不少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社会建设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任务,以民生保障为重心推动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张,在推动经济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进程。


(一)以扩大中间阶层为核心夯实消费基础,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实力


拥有一个具有强大消费实力的、规模庞大的消费群体,是拉动消费的数量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9〕。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等份分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大致测算出:全国居民中间偏上户(20%)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2万元,再加上高收入的20%,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户均人口2.62人计算,有40%的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超过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中等收入人口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下线,可知大约有5.6亿的中等收入人群。按照同样办法,城乡分开测算,大约有6.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二者结合估算,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应当在6亿人左右。但与14亿人口总数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发达国家均已经形成中产阶层占人口大多数的橄榄型阶层结构相比,我国这个群体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近年来我国的公共政策也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比例。然而这一政策存在两个偏差,一是没有将其纳入社会建设总体目标并加以分解考核,二是仍然只单纯强调经济收入维度。我们建议,应当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10〕。已经进城的近3亿农民工,最有可能群体性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要积极探索保障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不断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助力他们打通向上流动通道,下大力气帮助他们翻过城市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三座大山”。同时,适时在政策用语中将中等收入群体改为中间阶层,淡化收入和财富占有导向,强调这个群体的消费中间力量和社会稳定功能。


(二)建设高质量民生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全社会公共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和近年的自然灾害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管理、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的不足。下一个阶段,不但要补齐补强这些短板、缺项和弱点,更要以高品质生活为导向,建设高质量民生保障体系。总体看,我国公共服务的范围已经明确,也基本实现了对全体人民的全覆盖,但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城乡、地区、群体不均衡还亟待加以改善。首先,继续强化民生领域投入,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认真实施《“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政府要全面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增加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营造生活服务良性竞争发展的市场环境。其次,加快构建面向高品质生活的社会政策体系。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要完善与就业扩容挂钩的产业政策和中小企业帮扶政策,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做好重点人群、重点时段的就业支持。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教育问题,是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继续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深化教育改革,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卫生健康状况影响社会成员生产生活。要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建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从而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组合,降低社会成员的生活成本和焦虑感,培养对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营造能挣钱、敢花钱、会花钱的消费环境。最后,持续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工作奉献和团结精神,促进全社会在“做大蛋糕”过程中更好分享发展红利。另外,民生投入要适度聚焦,逐步优化投入结构,统筹好投入方向。既不能大水漫灌,也不能撒胡椒面,更要防止跑冒滴漏。


(三)全面迎接消费社会的到来,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促进消费市场的活跃


一方面,要从供给侧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还是后工业化时期,学界存在争议。但从现实情况看,除少数产品和领域外,工业领域吸纳就业能力和产业增长边际收益下降都是大概率事件。从2012年起,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就形成了“三二一”的结构;2014年起,我国形成了“三二一”的就业结构。我们当然要吸取部分国家因“去工业化”而导致产业空心化的教训,但也要主动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职业结构合理升级。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远远不足,部分服务业领域对民资、外资开放不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财税体系、产业政策等也存在“重二产轻三产”的问题。为此,应当加快改革步伐,在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走实走稳走快走远,不断提高消费供给能力,改进和创新社会消费场景。另一方面,顺应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化〔11〕205,主动拥抱消费社会的到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积累,国家对居民消费的态度由限制转为鼓励,全球化浪潮中的消费主义思想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已经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消费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之一〔12〕1。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长期倡导节俭、节省消费的价值观。但消费社会到来后,消费者权利上升,购买行为更具有主动性(特别是在多数商品和服务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和主导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大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此,全社会对于合理消费要予以更多的善意理解,消费的文化观念需要迭代升级,消费环境和消费场景要更加“以消费者为中心”。


(四)未雨绸缪建立面向未来的消费政策体系,不断提高消费政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是长期战略。为此,需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政策体系。首先,要从财税、金融、价格等宏观政策入手,制定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福利的公共政策,增强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活力,有效释放和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持力度,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控制对居民影响大的商品的价格畸高畸低。对于生存性消费要合理免征各项税费,对于有利于劳动者能力提升的发展性消费要允许税前抵扣,对于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要合理引导,对于奢侈性消费、不健康消费(如烟酒等)、浪费性消费(如商品过度包装等)要征收高额消费税。要综合利用行政许可、行政指导、行政处罚等措施,明确消费供给方的市场义务和社会责任,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创新金融产品供给,向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金融支持。其次,加快形成良好的消费秩序。补齐城乡流通短板,健全区域商业体系、一刻钟便民服务圈,提升城乡商业活力,组织开展系列促销活动,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消费者的市场辨别能力和议价能力。将消费信用纳入个人诚信体系,防范冲动性消费,打击各种“老赖”行为,维护良好的消费风气。再次,根据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变化适时延长公共假期,引导社会通过消费参与生产过程。服务业的消费模式多数要求消费者付出时间对价。要综合测算制造业升级换代“挤出”就業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变量,逐渐减少劳动者劳动时长,增加公共假期,促进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服务消费健康发展。结合中小学生减负和综合素质提升要求,鼓励和引导学生到田野中学习本领,在旅游中增长见识,在参观考察科技馆、博物馆以及参与文化体育活动中丰富人生体验,提高创新创造能力。最后,加强消费券、消费补贴、特定时期和特定对象免费等消费政策的跟踪研究,为对冲内需不足风险储备更多的政策工具。


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消费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盘、基本面,而且本文也突出强调了扩大消费的现实意义,但也要看到,在拉动经济的诸项动能中,消费是个相对慢的变量,与基建投资、净出口增加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存在差异。为此,在当前经济发展承压的大背景下,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就需要在重视和积极培育消费力量的同时,还应当综合发力,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并继续做好外贸工作以防止其出现断崖式下滑。


注释:


①本文所引数据,如无特殊说明,2020年(含)前数据均引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或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2021年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一文,网址为: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1/t20220117_1826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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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 斌.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EB/OL〕.https://opinion.caixin.com/2019-01-23/101373301.html.


〔4〕中国2020年工业增加值达31.3万亿元 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EB/OL〕.https://www.sohu.com/a/461716916_46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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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習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9〕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解读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EB/OL〕. http://cn.chinagate.cn/webcast/2019-02/21/content_74489191.htm.


〔10〕龚维斌,张林江.“四型”社会建设: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疫情“大考”之后的社会建设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 2020(05):12-16.


〔11〕王 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戴慧思,卢汉龙.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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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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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理论探索 2022年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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