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墨涛:我国发达地区的村社教育实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22-08-11 09: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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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墨涛  

   〔摘要〕村社教育是中国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教育事业。以基层村社与社会组织合作发起为肇始,围绕提高村社居民情操、素质、人生体味为核心,广东省佛山市HL社区大学项目历经六年的运行发展,呈现出社会参与村社教育事业的趋势。同时,也呈现出值得研究的问题,即社会组织与村社合作运营村社教育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一种非健康的发展状况。为走出这种低水平均衡陷阱,村社教育应当尝试“五个提升”,即建构内部科学的制度性提升,尝试必要的市场化机制的合理性提升,寻找专业领域教育可能的专业性提升,寻找多种模式试错与多元合作可能的多元性提升,强化社会组织政治责任并获得政治资源的政治性提升。

   〔关键词〕村社教育,HL社区,社会组织

   〔作者简介〕潘墨涛(1986- ),男,山西太原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精益政府。

  

   习近平强调,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1〕。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包括“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中国教育现代化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 。〔2〕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要求“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并“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村社教育①作为国家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教育事业,作为全民终身学习、提升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领域,作为传统“社学”“义学”②的重要传承,在中国教育发展结构中却长期处于边缘地带,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明显短板。因此,围绕村社教育事业,重新关注与加大资源投入,在国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改革的背景下,调研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此间的作用以及可持续性困境问题是本文的焦点。

  

   一、村社教育的定义及相关政策

  

   “社区教育”(Community Education)的概念由约翰·杜威在20世纪初提出,此后在密歇根州,各种学校开始进行为社区服务的实验,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定义的“社区教育”,是指在社区中利用、开发各种教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教育对象,开展旨在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全面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晏阳初致力于平民教育70余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3〕322;从“民智”“民生”“民德”三方面施以教育,“平民教育是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人”〔4〕52。在投身村社教育事业的主体中,除了政府公共部门、市场营利性组织之外,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也是必须动员的力量。莱斯特·萨拉蒙将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视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沃尔夫·托马斯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定义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公共服务的使命,必须在政府备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约束;必须是一个非营利或慈善的机构,且经营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务的获得。其經营所得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待,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享有法律上的特别地位,其捐助或赞助者的捐款列入免税的范围。因此,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社会使命、职责即利用最广泛的社会资源、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自主推进公益性的项目实施。因而,在村社教育中社会组织职责的核心就是把村社教育社会成本降至最低,提供尽可能接地气、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探究作为社会组织负责运营的村社教育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即探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履行使命,整合供其自身持续发展的资源,以及形成资源获得与服务供给的良性循环。从农村农民教育到城市社区教育,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参与过程中面临怎样的窘境?各方利益在尚未达成均衡点的情况下,村社教育如何转向?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如何整合各方社会资源,满足各方需求以吸引社会各方主体参与,进而使得其能够长期服务于村社教育?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

  

   与传统“社学”“义学”的“统合型”教育不同,在当前政策分类逻辑下,村社教育并未作为单独门类进行政策设计。在中央政府政策方面,对村社教育的政策安排始终是在“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框架之内的。200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要求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方面对农村进行教育资源倾斜,在教育救助、乡村教师人事制度等制度方面和远程教育等技术方面进行改革。除此之外,围绕加强农村教育工作要求,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意见和通知,如《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等。除“乡村振兴战略”专门文件之外,近年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政策文本中,农村教育被置于“乡村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工作框架内,但表述中依然以“义务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等类型为逻辑,并未突出农村(村社)教育的特殊性。从中央政府部门来看,教育部对于村社教育的政策设计以“农村教育”为核心词,2002年至2012年间,围绕中央政府加强农村教育的要求,独立或联合其他部门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财〔2001〕35号)、《关于做好为农村高中培养教育硕士师资工作的通知》(教师函〔2004〕1号)、《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教人〔2006〕2号)。近年来,围绕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教育部在各种相关政策设计中均提到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发展的意见方案,但在现有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框架下并不突出。2021年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举办2021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20号),明确指出“职工教育培训、农民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作为终身学习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这种政策转向为村社教育提供了具体的政策依据,也许将会成为村社教育事业转机的开始。

  

   根据涉及村社教育政策体系方面的简单分析,可知中国村社基层教育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整体上看,村社教育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专项资源供给也相应稀缺。顶层设计的欠缺,导致基层村社教育直接资源配置的不足,进而缺乏引入相关人才资源的激励。其次,政策方面并未将村社教育单列一类进行设计,虽然符合政策类型学逻辑,但由于国家整体忽视情操教育的意义,因此对村社教育的理解显得“庸俗化”。最后,政策未能充分调动除基层政府以外各主体参与村社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对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动员不足,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村社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一环,是以“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还是以“三次分配”的逻辑加以推进的,具体思路尚不明确。目前,在降低“一次分配”(市场)领域教育事业的比重之后,基层政府责任和资源难以进一步调动,使之配置于村社教育。在此情况下,“三次分配”逻辑下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愈发突出了。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广东在社会参与村社教育方面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作为自发探索的教育服务供给,社会参与村社教育在发达地区兴起的环境与背景如何?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项目从发起到逐渐走向平淡,最终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哪些非可持续性因素使然?对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如何调整项目方向以适应村社教育的低水平现状?最后,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未来在哪里?

  

   二、广东省佛山市HL社区大学项目案例深描

  

   HL社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常住人口8349人,流动人口16075人,60岁以上2500多人。HL社区大学2015年11月13日挂牌成立,由HL社区营造协会主办并出资,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顺德中道改革研究所(下文简称ZD)承办,旨在提供教育、文化资源以服务于社区公众,校址选在HL雪圃学校③。HL社区大学的宗旨是向村社基层社会提供不同于义务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情操教育服务,课程设置虽然包括具体技能的传授(如书法、尤克里里教学),但依然内含着审美的培育。HL社区大学项目具有分析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相关问题的典型性,即案例项目由社会组织主办,相关方涉及社区居民、基层居委会、政府部门、其他教育组织等诸多主体,项目运行模式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

   对于HL社区大学的长期田野调查始于2017年12月,直至2021年11月结束,前后分三个阶段(见图1),共进行了10次调查,扎根村社时间约50余天。第一阶段,进入田野,开始观察,发掘和验证可研究、有价值的问题。第二阶段,展开专项调查研究。三位调研人员分两批进入田野,其中一位于2018年7月28日至8月15日在HL社区独立进行初步访谈并建构文本,另外两位于2018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扎根HL社区进行研究调查。具体研究路径为:调查者b主要对HL社区大学项目核心成员A先生和B女士进行了访谈,并通过二位介绍对HL社区其他多个涉及村社教育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调查者a与c同时进行调研,按照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和三角验证法则,分别对A先生和B女士进行了访谈,并由二位核心人员的介绍进一步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图1中箭头指向即访谈顺序路线)进行调研,搜集相关信息,形成质性文本。同时,分别对HL社区大学进行了社区自由走访,对不同人群就社区大学项目进行访谈。以上三位调查者共访谈29人,形成访谈文本30份(其中A先生由于结果验证需要,做了回访)。在充分访谈基础上,研究人员发现在最后5到6人的訪谈中基本没有获得新的信息,因此关闭了访谈的“大门”。第三阶段,持续性回访调查,对课题组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不断验证,如:2019年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研究团队通过线上访谈和资料搜集,获得相关访谈资料13份,进一步观察HL社区大学的转型与运行状态;2021年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研究团队于2021年7月和10月就HL社区大学项目运行情况和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回访,基本掌握了六年来项目运行的整体情况,为验证理论假设积累了充足证据。

  

   其一,对ZD社会组织相关人员的访谈。五位受访者均认可社区大学项目的价值,力证ZD在运营做事方面的踏实认真,社区在场所、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政府部门对村社教育实践的重视认可。总体上讲,ZD领导者和管理者对HL社区大学项目可持续性因素、不可持续性因素的认知一致。90后职员重点指出了对组织管理的不适,看到了课程持续性不足造成的受众外流。ZD负责人也关注到了ZD组织本身制度的缺陷,这是自我认知能力的体现。

  

其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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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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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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