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与不法本质——基于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立法论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2-08-09 16: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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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  

   摘要:我国当前实务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与拐卖妇女罪区别对待,尤其是司法中对前者偏于做轻缓的处理。刑事立法上对收买犯罪给予较低的不法评价并配置轻刑,是导致司法宽纵收买犯罪的首要原因;故而,有必要对收买犯罪展开立法论层面的审视。无论是法外因素还是法内因素,均难以为现行立法对收买犯罪做出有别于拐卖犯罪的不法评价提供合理的根据。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以个人的不被当作商品对待的权利为基础来界定。相关犯罪的不法本质在于将个人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在不法构造上属于共同正犯。鉴于当前实务在处理收买犯罪中存在的问题,从司法层面来说,有必要强化对收买犯罪的处罚,用足用好刑法中现有的相关规定,立法层面上则应当明确传达收买犯罪是重罪的价值立场,适当提升收买犯罪的法定刑。

  

  

   买卖人口作为一项沿袭已久的陋习,一直顽固而隐蔽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与拐卖人口犯罪相比,收买人口犯罪由于在实务中处罚较少,在刑法理论上几乎没有受到过认真的关注。随着一些典型案件的披露,收买妇女犯罪引起刑法学界的探讨,不少学者纷纷审视相关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状况,由此也引发了相关的争议。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问题,尤其是在立法上应否实行买卖同罪。

  

   收买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本身合理与否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本文更为关心的是,为什么现行刑法对收买行为的不法评价远低于拐卖行为,以及为什么当前司法中在对拐卖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对收买行为往往倾向于做宽缓化的处理。这涉及对法外因素应当如何合理对待的问题,也涉及对收买行为的不法本质与程度如何理解与把握的问题;而对收买行为不法本质与程度的探究,又势必会涉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简言之,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相关的法外因素与法内因素,是否能够为现行立法对收买犯罪做出有别于拐卖犯罪的不法评价提供合理的根据。这是立足于法教义学的逻辑而展开的立法论审视。

  

   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对当前我国有关拐卖与收买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状况作初步的考察,对其背后刑事政策的逻辑与倾向予以揭示,并对立法论批判之于法教义学研究的意义做出交代。第二部分立足于刑法体系的外部,对可能影响对收买犯罪不法评价的法外因素加以考察,对其是否具有影响罪刑关系配置的适格性进行检视。第三部分立足于刑法体系的内部,围绕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认为当前通行的法益观难以见容于我国的刑法体系,且存在相应的认知偏差,因而主张以不得被当作商品对待的权利为基础构建一体两面的法益观。第四部分认为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构成实质上的共同正犯,据此对收买犯罪的不法本质进行界定,并就相关的争议问题表明本文的立场。第五部分回归当前的刑事实务,就司法层面与立法层面如何解决收买犯罪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对立法与司法的状况考察

  

  

  

   想要对收买犯罪的实务处理展开应然意义上的评估,就必须对当前立法与司法的状况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下文将按先立法后司法的顺序,对当前有关收买犯罪的立法框架与司法处理状况做初步的考察。考察的目的在于,试图发现与归纳当前实务处理中的一些共同特点,并从中揭示其背后刑事政策的逻辑与倾向。

  

   (一)立法层面的制度框架

  

   我国《刑法》对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采取分条文设置的立法方式,且对象只限于妇女、儿童,不包括14周岁以上的男性。《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并设置三档法定刑,对基本犯适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犯设为两档,分别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与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从加重犯规定的八种情形来看,加重因素大体可归为四类:一是基于行为人或被害人身份上的特殊性,如拐卖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行为对象是婴幼儿且基于出卖目的而偷盗所得。二是将同种数罪或异种数罪按加重的一罪来处理,如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实质上属于同种数罪,而奸淫被拐卖妇女的,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以及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情形,属于实施异种数罪而成立的准结合犯。三是出现加重结果的,即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四是提升解救难度的,如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

  

   与此同时,《刑法》第241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只设置一档法定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相应地,从该条第2款至第4款的规定来看,涉及类似前述同种数罪、异种数罪或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在收买的场合发生或出现不是按照加重犯来对待,而是要依数罪并罚的方式处理。一般说来,采取数罪并罚的方式,从处罚的严厉程度来看,比不上加重犯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5款规定的是收买后又出卖的情形,尽管先后实施收买行为与拐卖行为,按该款规定只能按拐卖犯罪一罪来处罚,收买行为被吸收而予以一体性的评价。由于立法上并未明确先前的收买行为应当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而存在,故而,按该款的规定,收买行为的不法实际上并未获得独立的评价,既未在定罪中予以体现,也没在量刑中产生影响,而是完全交由法官来自由裁量,是否予以考虑两可。

  

   这意味着,虽然不能简单通过比较两罪法定刑的高低,认为拐卖犯罪的法定刑最高是死刑,而收买犯罪的法定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由此便推论得出两罪的法定刑配置极其悬殊的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立法对收买犯罪的不法程度评价较拐卖犯罪要低很多。无论如何,法定刑配置体现的是立法者对相应行为不法程度的评价。就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的对比来看,无论是从基本犯的法定刑设置,还是是否采用加重构成的方式进行处罚,都可得出前述判断。

  

   这一点也可以从第241条第6款的规定中得到佐证。1997年《刑法》原第241条第6款规定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按照被收买妇女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被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修改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体现对收买犯罪从严处理的倾向,将原来作为阻却犯罪的事由改为从宽处罚的事由,但仍然不可避免地透露出立法者希冀对收买犯罪作宽缓化处理的基本立场。

  

   (二)司法层面的实务处理

  

   刑事立法上这种对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区别对待,对收买犯罪宽缓处理的立场,在司法规范性文件与实务的具体做法中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在强调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人贩子”的同时,规定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的“收养”子女,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前述《纪要》对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情形做出特别的规定。该规定实质上进一步限缩了拐卖与收买犯罪的处罚范围,将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影响而出卖或收养子女的行为当作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形。

  

   相较而言,2010年“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前述立场有所调整,明确提出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相应地,《意见》使得确系因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行为,如果收受的对价高,仍有被入罪的可能。《意见》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相较而言,如果《纪要》的相关规定是将在刑法上本来构成拐卖收买犯罪的情形,基于政策性的考虑而例外地做出罪化处理,那么,《意见》则将此类行为是否构罪转化为证明上的问题,认为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行为,对于双方来说只成立民间送养,不能证明有买卖的行为存在。

  

   与此同时,前述《意见》第30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者与其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除刑事处罚。该规定在《刑法》原第241条第6款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收买后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已形成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情形,当作从宽处罚或免除处罚的事由,并明确倡导缓刑的适用。在此基础上,根据《意见》第31条,多名家庭成员或者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只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前述规定是针对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拐卖与收买犯罪的情形,从其精神来看,倾向于对罪责较重者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的共犯则一般不作为犯罪来处理。这显然是基于政策因素的考虑而对共犯的处罚范围人为予以限缩。

  

   司法文件做这样的规定,无疑是考虑到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法外因素。这样的考虑从政策角度来看,也许有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但不可避免地,此类规定由于将相当部分出卖与收买的情形做出罪化的处理,反过来也表明在刑法层面对出卖与收买行为的容忍。有迹象表明,在《意见》发布之后,司法决策层有意强化对收买犯罪的处罚。比如,在对前述《意见》的解读文章中,参与文件制发的最高检相关人员强调,“‘可以不追究’不等于一律或者必须不追究。为了加大打击买方市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收买犯罪的处罚界线”。此后,2015年9月16日最高法《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加大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惩治力度,强化对妇女、儿童的司法保护”。2016年最高法《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出于结婚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或者出于抚养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涉及多名家庭成员、亲友参与的,对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这种强化对收买犯罪的处罚的主张,显然并未成为实务中的主流立场。

  

如果说司法规范性文件客观上强化了立法上对拐卖犯罪与收买犯罪区别对待以及对收买犯罪宽缓处理的立场,那么,实践层面无疑是将此种立场更往前推进一步。前述判断可由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到印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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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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