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2-07-31 2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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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在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物质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中,劳资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得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事实上难以实现。文明是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基因,但这一隐性的“文明基因”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显性动力,也正是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共同富裕这一主题上找到了交汇融通的对接口。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文明形态而言的。从根本上讲,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西方文明形态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西方文明的哲学思维和精神内核注定了西式现代化必然通往两极分化的结局。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内核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文明形态内在地包含着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将价值指向转化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动力,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基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汇聚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信仰的文明合力。

   一、人类文明形态的新旧之辨

   (一)文明观与文明类型

   “文明”概念中国古已有之。“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可见,“文明”起初是作为野蛮和蒙昧的对立面,用以表示社会开化和井然有序的状态。但是在现代意义上,“文明”逐渐被赋予了民族自我意识的含义。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早见于19世纪60年代法国米拉波侯爵的《人类之友》一书,其拉丁文辞根“civis”,意指公民。因此,早先西方观念中的“文明”可以被理解为像公民一样行事,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初步理解。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学者纷纷开启了关于“文明”观念的研究。其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即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则强调“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则认为文明是有边界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文明”概念开始从单数形式向复数形式转变,逐渐具备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社会规范性与地域性相统一的多重表达维度。除了用作野蛮的对立面之外,“文明”一词愈发被用来形容由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特殊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所形成的某种历史整体。

   18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西方文明观迅速由欧洲核心地区向世界范围扩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现代文明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以西方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几乎被世界上所有文明自愿地接纳了,现代世界秩序及其话语体系也正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形式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观念,构成了现代世界关于通用文明概念的核心意涵。基于这种文明概念,学界对于当前世界文明类型存在着多种划分方式。譬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将人类文明划分为21个类型,其中埃及社会、苏美尔社会、米诺斯社会、中国社会、玛雅社会及安第斯社会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第一代文明,其余15种文明是这6种原始文明的派生性的亲属文明。亨廷顿则认为,当代世界的主要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事实上,无论是“文明”概念从单数形式到复数形式的转换,还是人类历史上多元文明种类的客观存在,都体现并确证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特征。从目前来看,对世界格局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分别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其中,伊斯兰文明尚未完成自身的世俗化进程,仍然处于秩序的形成和塑造过程中。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人类文明现代形态的塑造是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展开的。

   (二)从精神根基透视文明形态内核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这一典型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观点来源于普世主义的价值判断,隐含的观点无非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优于其他文明各自发展并拼凑而成的世界秩序。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从何而来?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回溯西方文明的精神根基,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高度把握西方文明形态的内核。柯克认为,作为殖民者来源地的欧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无处不在,这些观念渗透进罗马文明,而后进入中世纪文化,紧接着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进入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思想。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形而上学观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方法论上的形式逻辑和认识论上的本体论预设。其中,方法论上的形式逻辑在后续的政治发展中演化为“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博弈;而认识论上的本体论预设则与基督教信仰体系相结合,形成了西方超验神学和推行普世主义价值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紧密融合,西方文明经过了中世纪的神权洗礼,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转变。可以说,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信仰的深度融合构成了西方文明形态的精神内核,这一内核塑造并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工业化发展,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和普世主义精神在全球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推进,由此产生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传统相结合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占据了现代世界秩序的话语权。事实上,西方现代文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两极分化是西方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决定了共同富裕价值指向不可能通过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而实现。

   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相对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源头来看,周公制礼是对中华文明社会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规范性改造,孔子通过将礼乐制度内化于人,完成了“礼”的哲学论证,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儒家传统。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文化并非一元独大的专制文化,尽管其经历过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展阶段,但总体而言还处在思想理念不断整合、政治体制不断变革的发展过程中,取百家之长以发展自身,使中华传统文明最终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共同体。正是儒家传统的“包容性”底色与本体论上的“共在存在论”,赋予了中华文明整体意义上的天下观以及和谐、共生的内在属性。发展到明清时期,尽管儒家传统进一步演化出具有启蒙性质的儒家批判思想,但这些思想并未在中国大地上真正转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因此,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遭受了西方文明入侵的中华文明进入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历史阵痛期,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文明才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形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儒家文化天然的包容性,使得二者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深刻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更为广泛的价值追求层面产生了深刻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塑造出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在于其具有包容性的儒家传统与共产主义信仰相结合的形态内核。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基因

   (一)天下为公的“共同”指向

   平等、和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景,这一美好愿景在文明层面集中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天道均平”的强调。“均平”理念在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体现。譬如,晏子曾提出“取财于富有者,以调剂贫乏者”(《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的治国主张,道家学派老子以“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的“天道”灌注“人道”,墨家学派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的兼爱思想,法家学派管子则主张“与天下人同利”(《管子·版法解》)的治国方略。在儒家学派看来,“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则之一。这里的所谓“均”,并不意味抹杀差别的平均主义,而是“各得其分”的公平状态。正如荀子提出:“故公平者,职之衡也。”(《荀子·王制》)为官者也应该将公平作为行事的尺度。当然,“均平”的价值指向不仅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拒斥“国富而民穷”的状态。一方面,“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周易·系辞下》)。予百姓以财富是聚拢民心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国富与民富是辩证统一的,社会财富不应过分聚集于国家而应分散于民。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均平”理念蕴含了共同富裕、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

   从更深层次来看,“均平”理念根源于中华文明内在的“天下观”。《礼记》中这样描绘“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正是在儒家文化对理想社会的自觉建构中,人类文明的活动场域——“天下”被孕育出来,而“天下为公”则规定着这一场域的主体归属。在“天下观”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承“天下共生共在”的原则看待社会运转和发展,这实际上构成“均平”思想的文明源头。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后,儒家“天下为公”“天道均平”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均田制、平粜法等一系列调均贫富的朝廷政令,再到历代农民起义喊出的“劫富济贫”“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口号,无不彰显着中华文明蕴含的“公天下”理念。虽然因服务于封建统治者,这种从自然经济生长出来的“均平”“大同”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对于共富共享的美好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所表征的价值旨归相互接洽,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融通交汇提供了接口。

   (二)“富裕”的双重维度:富国裕民与精神教化

   “富民”与“教民”相结合是儒家学派的一贯主张,这实际上体现了关于“富裕”的双重维度理解。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富国裕民的现实观照。从人的天然本性来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国家要满足百姓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应坚持两条原则:一是民恒产。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产”指代着自然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正所谓“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二是薄赋敛。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过重的赋税和徭役会加剧百姓负担,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因此,孔子主张:“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需要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富裕”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大规模积聚,而仅表征着一种略高于基本温饱水平之上的自给自足、相对殷实的“小康”状态。《诗经》中曾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在《礼记·礼运》中,儒家以“小康”意指百姓物质殷实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其代表的富裕程度介于“温饱”和“大同”之间。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财富匮乏的自然经济时期,“大同”更多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停留在观念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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