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兰:禁忌为法律贡献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13:01:02

进入专题: 自我克制     良知与责任     团体性共识     秩序模型    

黄金兰  

   内容提要: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社会控制体系,禁忌为后来的其他社会控制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启示。就法律而言,禁忌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法律作出了贡献:从主体行为来看,禁忌让人们养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行为习惯,这是法律秩序得以形成的行为基础;从社会心理来看,禁忌培育了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这是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心理支撑;从秩序的外在条件来看,禁忌构建了某种团体性共识,它既是秩序赖以产生的依据,也是秩序得以维系的外在保障。简言之,禁忌为法律准备了基本的秩序模型。

   关 键 词:自我克制  良知与责任  团体性共识  秩序模型 

  

   德国学者冯特曾指出,禁忌“是人类最远古的法律形式”①;卡西尔也强调,“似乎没有一个社会(不管是多么原始),不曾发展出一套禁忌体系”②。确实,在更为精细和复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诸如宗教和法律)出现之前,禁忌曾充当着人类基本的社会控制形式。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社会控制机制,禁忌一定给后来的其他社会控制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和启示。卡西尔指出,禁忌为道德和宗教提供了很多先天的原则③。实际上,禁忌不仅为人类的道德和宗教作出了贡献,很大程度上,它还给法律提供了很多现实的经验和技术支持。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禁忌这一社会控制形式作简要交代。所谓禁忌,是基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而由社会强加的一套责任和义务体系。这些责任和义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完全是消极的,它们不包含任何积极的理想。某些事情必须回避,某些行为必须避免——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各种禁令,而不是道德或宗教的要求”④。由此可以看出,禁忌所包含的,全都是消极的禁令,这与道德、宗教和法律有所不同——在道德和宗教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消极的禁令,更多的却是以格言或箴言形式所体现的积极要求;而在法律中,除消极的禁止性规范外,还包括积极的义务性规范,以及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空间的授权性规范。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禁忌的意义才更加凸显出来。卡西尔指出:“禁忌体系尽管有其一切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人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⑤的确,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行为约束体系,禁忌不仅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即便到了后来,在道德、宗教、法律等更加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出现后,它仍然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⑥。从这一意义上讲,将禁忌称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一点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社会控制体系,禁忌还给后来的其他控制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启示,本文将主要就它给法律的演化所带来的启示和贡献展开讨论。

  

   在此,我们还需要对本文意义上的“法律”作出简要界定。众所周知,在中外法律思想史上,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同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回答:在价值法学看来,法律是自由、公正等价值原则的现实体现;在实证主义法学看来,法律就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在功利主义法学那里,法律是功利原则的制度落实;在历史法学的眼中,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对社会学法学来说,法律就是使社会有序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等等。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关于法律的不同界定,并非截然对立;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本上源于各学术流派所处的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与其说不同学术流派给法律下了不同定义,不如说他们揭示了法律所具有(或应当具有)的不同意涵。那么,本文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呢?本文所谓之法律,主要限于法社会学立场和意义,即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来看待。原因主要在于,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将禁忌和法律放在同一个逻辑序列,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启示和贡献⑦。

  

   那么,作为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社会控制形式,禁忌为法律贡献了什么?

  

   一、自我克制习惯:秩序的行为基础

  

   弗洛伊德指出,“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建基于对本能的强制和否认之上”⑧,这是因为,“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⑨。确实,一部人类文明史,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人的本能予以规范和控制的历史——在人类的先天秉性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些反秩序和反文化的倾向⑩。正因如此,伽达默尓才强调,“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11)。这就是说,一个成熟意义上的人,一定是超越和克服了自身某些本能倾向的人。而这种超越和克服,并不是人们自觉完成的,它需要借助一些外在的机制才可能实现。在所有这些机制中,最早出现的便是禁忌。

  

   人类,无论属于什么种族,生活于什么地域,他们之间都存在很多相似的本能和情感(也即伽达默尓所说的“本能性”)。勒庞指出,尽管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很大,但在本能和情感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些方面,最杰出的人士并不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12)。滕尼斯也强调,在人的意志里,天生地会对某些事物或活动充满兴趣,而这些源自先天的兴趣也就是人的本能(13)。在这些本能中,一部分是先天于社会秩序有利的,例如爱、怜悯之心、合作倾向等;另外一部分,则是反秩序的,至少是可能引发秩序问题的,诸如自利心、嫉妒心、性本能等(14)。因而,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化,就不仅需要对那些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本能(为行文的方便,不妨称其为“合秩序本能”)予以利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对那些不利于秩序的本能(不妨称其为“反秩序本能”)进行规范和遏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可以说,在抑制人的本能这一问题上,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禁忌是被人类所最早采用的控制本能的方式。举例说来,研究者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禁忌体系中,都存在着控制人类性本能的一些禁制。性的需要和满足,原本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然而,倘若这种需要冲破了一些必要的限定,便构成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在不同文化中,人们都设计出一套禁忌体系,来预防类似乱伦和通奸等不恰当的性行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表明,乱伦倾向是隐藏在人类性本能中的危险特点(15),因而,很多社会都有关于乱伦的禁制。观察者指出,总体上说,越是野蛮的民族,对乱伦的禁忌越严格,尤其在那些裸体的食人野民中,对乱伦的制裁达到了最为严厉和残酷的程度(16)。除乱伦倾向外,人类的性本能中,还存在另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追求新奇——这种倾向使人们不满足于同固定的性伴侣发生性行为,而是追求性爱对象的多元化和多变性。在人类婚姻制度尚未建立之前,人的这一本能不易引发大的秩序问题。然而,为了保护下一代的利益(17),婚姻制度终究还是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夫妻双方对彼此的身体便具有了独占权。婚姻的这一规定性,与人类性本能中追求新奇的倾向严重对立,为了满足这一本能,总有人想要突破婚姻所设定的藩篱,如此,通奸行为便时有发生。通奸的存在,会给婚姻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后者主要体现为由性嫉妒所引发的各类恶性事件),为此,人类发明了花样百出的通奸禁忌,来对人的这一本能进行抑制。

  

   我们不妨来看看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通奸禁忌。东南非的聪加人认为,如果一个女子因通奸而怀孕,那么她分娩时就会面临严重的并发症(18)。刚果的南班巴拉人强调,通奸容易导致婴儿的夭折(19)。莱勒人相信,如果某个巫医与其病人的妻子发生过性关系,或其病人与巫医的妻子有过性行为,那么他就不可能治愈病人,因为据说如果这样,用来治病的药物就会失去效用(20)。在很多地方,人们还认为女子的通奸行为会让她的丈夫陷入某种危险。例如,在美洲夏洛特皇后群岛的海达印第安人那里,当一个男人出征战场时,他的妻子必须保持贞洁,否则,她的丈夫就很容易被敌人杀死(21)。此外,一些民族还认为,不正当的性行为会导致收成的失败和土地的不育(22),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禁忌形式,都在用一个强大的外在威胁来对人的性本能进行抑制,从分娩时的并发症,到孩子的夭折,再到疾病的无法医治,或是丈夫陷入生命危险,乃至农业的减产。应当说,所有这些可能的风险,都足以起到对人们通奸倾向的有效抑制——考虑到这些族群生存环境的恶劣,上述任何一种威胁,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也因此,通过这一系列的禁忌,人类性本能中那些不利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方面,才获得了有效的控制。

  

   由于人是社会秩序的主体,因此,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有序化,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大多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前文已提到,在人的本能中,既存在合秩序的一面,也存在反秩序的一面。因而,社会控制的核心就转化为如何有效地引导和利用那些合秩序的倾向,同时对那些反秩序的倾向进行抑制。为此,人类发明了两种体系:肯定性的箴言和否定性的诫命。前者是一种正面引导体系,旨在对人性中那些诸如爱、怜悯、合作等美好特质进行引导和激发,目的在于培养合秩序的美德;后者则是一种反向遏制体系,旨在对人性中那些类似利己、放纵、嫉妒等不良倾向予以否定和遏制,目的在于消除不良或罪恶习性(即反秩序倾向)。可以说,这两种体系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成熟和文明迈进。一般而言,肯定性箴言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道德格言和宗教箴言,尽管在道德和宗教中也存在少量的否定性禁令。而否定性诫命的表现形式则因时而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它几乎完全以禁忌的形式来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除禁忌之外,其他社会控制方式诸如法律中也包含了大量的禁令。

  

   那么,人类如何从禁忌禁令发展到法律禁令?进一步的问题是,法律中的禁令,其实现如何可能?我们知道,人们对禁忌的服从,依靠的乃是对某些超自然力量的敬畏(23);但在法律语境中,这种超自然力量通常并不存在(现代世俗国家的法律尤其如此),法律禁令所依靠的,乃是来自国家力量的制裁。然而,就有效性而言,来自国家制裁的威胁显然要大大低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这一点,对于早期的人类尤其明显。法国历史学家古朗士曾指出,在远古时代,“为了将人们纳入一种社会的条例之中,为了建立规范并确保遵守,为了让理性战胜激情……肯定需要某种东西,而这应该是一种比物质力量更强大、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观、比哲学理论更准确、比习俗更具稳定性的东西,这种东西还应共同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并对所有人都具有权威性”(24)。显然,主要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国家制裁,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何以在一种更弱的制裁威胁前,人们还是会遵守禁令?可以说,这正是禁忌给法律的第一大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无论何种形式的禁令,最终所针对的都是人的本能,禁忌禁令、法律禁令概莫如此。由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25);因而,“法律只是禁止人们去做本能所喜好的事情……法律所明文禁止的犯罪行为,常常是人们在本质上具有触犯倾向的行为”(26)。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伽达默尓和休谟的如下判断:“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应当是的东西”(27),“行为的功过往往和我们的自然倾向相矛盾”(28)。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能不断抑制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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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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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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