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钦的《定情诗》是一首赋化倾向十分明显的诗歌，如果忽略其赋化倾向，还会影响对诗歌的解读。兹录全诗如下：
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巾。时无桑中契，迫此路侧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何以答欢悦？纨素三条裙。何以结愁悲？白绢双中衣。与我期何所？乃期东山隅。日旰兮不来，谷风吹我襦。远望无所见，涕泣起踟蹰。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阳。日中兮不来，凯风吹我裳。逍遥莫谁睹，望君愁我肠。与我期何所？乃期西山侧。日夕兮不来，踯躅长叹息。远望凉风至，俯仰正衣服。与我期何所？乃期山北岑。日暮兮不来，凄风吹我衿。望君不能坐，悲苦愁我心。爱身以何为，惜我华色时。中情既款款，然后克密期。褰衣蹑茂草，谓君不我欺。厕此丑陋质，徙倚无所之。自伤失所欲，泪下如连丝。
关于这首《定情诗》，夏传才在《三曹七子之外建安作家诗文合集校注》一书中认为，此处“定情”指男女两情相悦，愿为夫妻结百年欢好。并阐释说“诗中女子与男子邂逅，一见钟情，堕入爱河，但最终被男子遗弃而痛遭相思之苦，对此，作者给予了极深的同情”（张兰花、程晓菡校注《三曹七子之外建安作家诗文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对此诗的解读也大致如此。
但是，结合建安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建安文人创作的共性，可以确定今人对这首诗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应当将这首诗歌置入建安时期止欲赋创作的大背景下来观照，才有可能接近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
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到司马相如《美人赋》以及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静情赋》，形成了一个赋作的类别，这类赋作多描写女性的美丽动人，或设置女子主动勾引男子的情节，或设置男子对女子百般渴求爱慕的情节，尽情抒发情欲，最终多以男子守礼止欲为结局，笔者将此类赋统称为止欲赋，它们通常被冠以静情、定情、正情、闲情、止欲、检逸、闲邪、弭愁、静思、清虑等名。
止欲赋的创作在建安时期达到一个高峰，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王粲、曹植均有作品留存，繁钦本人的《弭愁赋》乃为残篇，从题目和残存内容判断，亦当属于止欲系列。赋作存余部分乃描写一位美丽迷人的女子，最后在“时瞭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处戛然而止，后面部分当已佚失。结句的感伤情绪从何而来？佚失的部分内容是什么？合理推测，作者接下来书写的内容应当是，自己虽然渴慕女子的美丽，但因为守礼自持的要求或其他阻碍使得自己不能与女子相爱，从而达到止欲的目的。感伤既然是情欲带来的，当情欲得以收束，忧愁自然也得以消弭，所以赋作题目为“弭愁”。
如果不做这样的理解，以为男子必然如愿得到了女子，实现了情欲的渴望，这与当时的写作实际是相违背的。建安文人虽纵情享乐，不拘礼法，可以在作品中大胆抒发对情欲的向往，但他们并不在作品中描写纵欲的行为以及展现情欲的满足。这是止欲题材的写作传统所决定的，他们在抒写情欲的同时，一定会强调情欲受阻的痛苦。事实上从东汉张衡、蔡邕开始，止欲赋中的女性不再有宋玉、司马相如笔下女性主动勾引男子的行为，赋家主要抒发的是男子爱而不能、情欲受阻的痛苦惆怅。
繁钦《定情诗》模仿止欲赋的写作，但他将抒情主人公设置为女子，从女子的角度抒发情欲，所以诗中女子的行为，是极为大胆并逾越礼法的。为了表达女子对男子的爱意，诗人从女子的一件件贴身饰物描写到贴身的衣物，这种细致的铺写，表达的是非常明显的性爱意味。在止欲赋中，这种手法十分常见。保存完好的陶渊明《闲情赋》，其“十愿十悲”就是通过幻想化为女子的一件件贴身物品，来实现对女子身体各个部位的想象与爱抚，这与《定情诗》的表现手法从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一手法滥觞于张衡《定情赋》与蔡邕《检逸赋》，建安赋家亦有继承。这种手法通过文字的想象实现对女子身体的亲昵，达到书写情欲的目的。繁钦笔下的女子，将戒指、耳坠、香囊、手镯、佩玉、发钗等饰物都用以相赠，表达对男子的爱意，进而更以裙子和内衣相赠——很明顯，这不仅是爱情的表达，更是情欲的表达，是对男欢女爱的幻想和文学化书写。如果将其理解为女子与男子真的实现了肉体的结合，那么繁钦在诗歌里如此张扬地描写一段不符合道德礼仪的性爱，并对纵情欲望的女性表示同情，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创作的风气来看，显然是不合理的。
只有将《定情诗》纳入止欲赋的范围中一起考察，才能够进行合情合理的解读。诗歌开篇写“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巾”，描写的是女子在东门之外对男子一见钟情，恨不能立即结为欢好，而并非写女子已经与男子堕入情网并产生肌肤之亲。“思君即幽房”之“思”字，在这里宜理解为期盼和渴望的意思，也就是想象的意思，如果真的存在两情相悦，就应当是“与君即幽房”。“时无桑中契，迫此路侧人”两句，表达的是女子内心的遗憾，是说因为与男子素不相识，缺少媒妁，所以没有机会与男子接近。否则当是“虽无桑中契，迫此路侧人”。接下去“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两句，当是女子对两情相悦的想象，并由此引发后面借相赠饰物与衣物表达情欲的一连串想象。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连十二个“何以”领起的排比句，均是摹写女子单方面的示爱行为，抒发女子一个人内心的情意。这不是在描写两个人浓情蜜意的表现，更不是在描写床笫之欢，而是在描写女子一个人的热烈幻想。这种写法和止欲赋从男子单方面入手描写其对情欲的幻想，乃异曲同工之笔。而这种充满强烈情欲的描写，作者是不能任其发展的，必须以某种手段进行遏止，是为“止欲”。所以接下来写男子“日旰兮不来”“日中兮不来”“日夕兮不来”“日暮兮不来”，即为止欲的手段了，这正是止欲赋的写作套路。
所以，在繁钦笔下，诗歌前半部分是对摇荡情思的书写，后半部分是对情欲受阻的书写。至于情欲受阻的原因，按照今人的理解，很容易认为是男子负心薄情，但诗歌中并没有明确表示男子负心的诗句。且在同处于礼法时代的古人看来，女子行为不合乎道德礼仪才是情欲受阻的原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即认为：“《定情诗》，汉繁钦所作也。言妇人不能以礼，从人而自相悦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结绸缪之志，若臂环致拳拳，指环致殷勤，耳珠致区区，香囊致扣扣，跳脱致契阔，佩玉结恩情，自以为志而期于山隅、山阳、山西、山北。终而不答，乃自伤悔焉。”（《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郭茂倩认为女子行为放纵，不以礼从人，主动将饰物衣物赠送给男子，以期达成与男子结为欢好的目的，且“自以为得志”，也就是说，郭茂倩认为女子只不过一厢情愿而已，并未与男子达成欢好，所以她与男子的多次约定都得不到回应，最后只能后悔自伤。郭茂倩对诗歌的解读比较有说服力，他既没有强调男子是个负心薄情之人，也没有强调男子是因为守礼自持而拒绝女子，他所强调的，是女子对男子产生爱意，并不顾道德礼仪约束进行了热烈的表达，但并没有得到回应。退一万步讲，假设诗歌的主要情节确乎是写女子被抛弃，繁钦构设这样的情节，也绝不是为了批评男子负心，更不是为了捍卫礼教的男女大防，这些在诗歌里都找不到文本依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情欲本身设置一个阻碍，以完成止欲题材的书写。
建安止欲赋以男性为抒情主人公，其情欲受阻的原因通常不予以明确交代，赋家意在抒发男子对美丽女子的爱欲并最终表现出对情欲的约束。即使有些赋作最终似乎达成了欢好之愿，但那也只是通过幻想在梦中实现（如陈琳《止欲赋》）。繁钦《定情诗》乃是以女子为抒情主人公，从女子的角度出发以止欲为目的书写情欲，所以女子的行为才能如此大胆放纵。不过，与其说这是对女性的真实描写，不如说是男性诗人在情欲幻想中对女性行为的假想。
诗歌结尾全是女子的自怜与恳求：“爱身以何为，惜我华色时。中情既款款，然后克密期。褰衣蹑茂草，谓君不我欺。厕此丑陋质，徙倚无所之。自伤失所欲，泪下如连丝。”这些言辞中没有对男子的埋怨和指责，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自哀自怜。正是在这样的结局里，炽热的情欲被冷却，受到了约束。
诗歌名曰“定情”，正是约束情欲的意思。若诗歌表现的是女子始与男子定情而终被遗弃，又怎能以“定情”二字命名呢？如《三曹七子之外建安作家诗文合集校注》在本诗注释中所言，“定情”还有一种含义，即“镇定”，也就是使感情镇定而不过分冲动。其实这个解释，才是繁钦《定情诗》的本意，汉代张衡止欲赋即名为《定情赋》。如前所述，繁钦本人亦参与了止欲赋的创作，所以，在这样的创作共性和语境之下，繁钦《定情诗》之“定情”，必当为止欲之意。繁钦将止欲题材引入诗中，又将抒情主人公设定为女性，可谓是追求新变的表现。
《定情诗》是建安时期诗歌赋化的特殊作品，形成于建安文人止欲赋创作的氛围之中。这首诗不仅铺陈排比手法纯是赋法，且其立意、结构均是止欲赋套路，是极为少见的止欲诗。
（作者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