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花:试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1898-192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9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54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前史形态   无产阶级文艺  

李金花  

内容提要:无论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还是厘清“革命文学论争”“文艺自由论辩”等诸多理论问题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关联,都有必要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根据理论资源的转换,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之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时期。目前,学界还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展开充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观念未能及时更新,另一方面是因为文献的再发掘存在部分阻碍。在对文献的新发掘、新梳理中发现,这一阶段,中国作家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去阐释文学的发生以及文学的阶级属性,还参考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试图发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前史形态  无产阶级文艺  民众化  宣传  文艺自由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如果在学科发展中看,学界对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是在新时期之后展开的,如今已经走过了40余年,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8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中的贡献。1990年以后,学界开始关注经典作家,如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2000年后,学界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多探讨在“左翼十年”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中国作家如何理解和实践苏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研究都几乎回避了如下问题,即左翼文艺运动之前,中国是否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果有的话,是何时发生,又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因此,本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这一问题的提出受到多位学者启发。从思路上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评理论》中张永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的思考,①直接提示笔者要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及其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王德威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念对新文学“起源”的重新思考,②间接引导笔者从“长时段”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从实践中看,一些学者直接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问题,尽管结论有商榷之处,但探讨本身很有意义,比如孙铭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起点》中第一次提出“起点”问题,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③又朱辉军在《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之一》中指出中国最初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间是1919年9月;④再有聂振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中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诞生于1923年至1924年间,而不是1919年的“五四”,这是因为并非有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美学。⑤


无论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出发,还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来说,都有必要重新考察它的“前史形态”,即“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在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之间,当中国刚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且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应用到文学中时,其一,作家以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哪些文学问题;其二,作家向已经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参照和借鉴了哪些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经验,同时关注了哪些日本同期的无产阶级文艺经验。具体涉及如下问题:“五四”运动前作家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在文艺上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与政治上的转向是同时的吗?为何有受传统文化濡染,又接触了西方文艺思想的作家,在徘徊之后,选择以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文学问题?此时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共存在作家的头脑中?中国作家在苏俄、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获得了哪些理论资源,有怎样的阐释和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这一阶段形成了哪些新的文学理论问题?等等。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包括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不可能只通过这一篇文章来解决以上提出的所有问题,更多的问题只能留在以后慢慢解决。本文旨在讨论为何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史形态”,因此,只解决如下问题,即“前史形态”的时间界定;“前史形态”的研究现状以及新的出发点;“前史形态”中涉及的基本理论命题。以下的讨论基本上遵照这一顺序。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的时间范围,或者现在研究中通常用的“早期”,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呢?不同研究者以不同的坐标为参照、从不同的问题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第一,以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分期,认为1920年前后到1927年是前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中,李衍柱认为,1919年到1927年是早期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出版很少,侧重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初步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沈雁冰介绍了俄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成果。⑥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邵伯周认为,早期阶段是1921年到1927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论著虽已开始译介进来,但影响还不大。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兴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苏联早期那些带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理论”。⑦


第二,以政治事件的发生为依据,对前史时期的分期,还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从“五四”到“五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等文章中,黄昌勇认为,“五四”新文学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以“五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五卅”前主要是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建设为主导,突出贡献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定了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文学观;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建构显露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理论争端的全部预言。⑧然而在199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生论纲》中黄昌勇还将1928年前一时期界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发生期,⑨显示出其观点的自相矛盾,但依然着重提出“五卅”在作家思想转换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刘勇认为,“五四”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1925年以后,早期革命文学作家投身社会革命,放弃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⑩


其二,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到国内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张宝贵认为,“20世纪初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是一段非常艰难和关键的时期,它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调”。(11)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百年回眸》中,丁国旗认为,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美学)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介绍进来。(12)继而他在文章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被大规模译介到国内。由此推测,他的早期阶段到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


第三,以会议的召开为分期依据,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到左联成立前是前史时期。在《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季水河认为,1920初到1930年代初,作家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初级形态。(13)


还有学者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中进行考察,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析》中,庄桂成认为,1920年代初到1936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发生期。(14)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中,黄念然认为,从“五四”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形态”的萌芽。(15)


无论是以政治事件的发生,还是以会议的召开作为分期依据,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政治事件的发生、会议的召开,有时会直接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惯性。基于笔者目前对文献的把握,本文主要根据理论资源的转换,兼顾其他两种分法,将建国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前史发生期,即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用在文学上;苏俄、日本等国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经验被介绍到中国。第二时期是早期建设期,即1925年5月到1932年12月:苏、日、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并被应用到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建设中。不过,资源混杂、难辨真伪、论争不断。(16)第三时期是反思纠偏期,即1933年1月到193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被引进到中国,(17)并被用来矫正以往文艺思想的偏差。文艺界有意识地反思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主义。第四时期是本土实践期,即1938年10月到1949年10月:(18)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民族化也得到关注。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为本文“前史形态”的时间范围。


具体来看,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的“前史形态”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8年2月到1919年11月之间。与前面提到的聂振斌的观点不同,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也列入到“前史形态”的研究视域。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中,李衍柱指出,1898年到191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第一阶段,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微乎其微,偶露一点端倪。(19)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之间的关系,作者没有明确说明,还有待探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朱立元提出,1898年到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初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甚至还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但正是这些先驱的追求与探索,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营造了社会舆论的氛围,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朱立元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目前,可以查阅到最早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文章,是1898年2月发行的《万国公报》上刊载的《大同学》。虽然有学者将起点定在1898年,认为《泰西民法志》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是目前可以找到的仅有1912年上海印书馆的版本,1898年的“初版”无处可考。这20年,尽管少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少有“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上的应用,却埋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燃烧的“火种”,奠定了中国接受、理解、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这一阶段,作家在“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辨析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特性的共识,在1919年之后被用到文学的新阐释中。


第二阶段,在1919年12月到1925年4月之间,中国尚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家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念。不过,从1919年12月李大钊写《什么是新文学》起,作家将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用于文学上,同时关注“俄国文学”“新俄文坛”,寻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设经验。之所以要划分到1925年4月,是因为在此之前,作家都没有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建设,只是零星地介绍、阐释苏联、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经验,而鲁迅在4月发表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序》中第一次明确地、自觉地提出“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20)并且在此之后,开始有了对苏俄、日本等国针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较为系统的译介和阐释。


以上具体界定了“前史形态”的时间范围,以下将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目前“前史形态”的研究,并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早期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讨论文艺的本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初步探讨、宣传“革命文学”,相关研究有王观泉《“天火”在中国燃烧》(1984)、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86)、吕德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1990)、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1990)、钱竞《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999)、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2002)、刘勇《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2006)、刘永明《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2007)、童庆炳《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季水河《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2014)等。


第二,中国作家借鉴传统俄国文学及新生苏联无产阶级的文艺来辅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早期建设,相关研究有黄昌勇《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1992)、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2005)、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2005)、张立军《中国早期(1915-1930)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研究》(2019)等。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受俄国、日本影响。理论来源的间接性,使作家在面对理论文本时产生误读,相关研究有黄念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2012)、《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2017)、段吉方《“五四”文学文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图景》(2019)等。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没有充分展开,除了对“早期”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混乱(本文已经在第一部分进行论述),还忽视了1920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1920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整体关联;忽视了作家文艺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同时并存的过渡状态;忽视了“其他”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资源的影响;忽视了非经典作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探索中的贡献。


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要有所突破,就要打破既有的认知框架,第一,重新思考那些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文学研究的作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并不是由个别人完成的,所以研究中也不能只关注李大钊、陈独秀等。其一,重新讨论那些看似已经研究较为清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以往的研究中,多关注李大钊、陈独秀、萧楚女、恽代英、瞿秋白、蒋光慈、沈雁冰等在这一阶段的批评理论,未来还要对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作家的相关文学活动给予关注,比如胡愈之、袁振英、李汉俊、沈玄庐、沈泽民等。到1925年4月,全国共有1667名党员。(21)尽管一些党员在实践中背离了革命,但要对他们曾经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给予肯定,比如沈玄庐。其二,要充分关注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比如,汪馥泉、周建人、黄幼雄、戴季陶等的相关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活动,尽管他们的活动可能是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但现在看来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研究中要辩证地看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史、思想史、传播史上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和实践、质疑与反思,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影响力。


第二,在具体的历史中,看到底哪些因素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史形态的建构,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形成了怎样的问题。站在今天来看,不应该只关注哪些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关注在当时哪些因素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美学上的运用,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更加深入讨论苏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经验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影响的同时,还要关注英国“社会主义”,比如威廉·莫里斯、罗斯金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那些在今天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资源,比如无产阶级文化派、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等思想。它们也曾经确实被应用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第三,关注作家在政治与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可能存在的时间偏差。不能认为作家在政治观念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其文学观念也会立即转向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思想在转变过程中会有犹疑。比如,陈独秀于1905年9月首次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提到马克思主义,但到1919年4月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时,才在政治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其间发表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时局杂感》《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纲常名教》,显出他思想的徘徊与犹疑。他在1919年前后,即从1915年10月到1921年4月间的文学批评活动,基本上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今日之教育方针》《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答张永言(文学——人口)》《答程丹崖(新文学)》《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学说与装饰品》《答吕澂(美术革命)》《答胡适之(文学革命)》《致胡适信》《文学革命论》《答曾毅》《学术独立》中,他倡导欧洲流行的写实(自然)主义,着重文学的技术;《社会主义批评》《〈红楼梦〉新叙》中他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和绝对自由。直到1922年8月,陈独秀才在文学上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科学与人生观序》《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中他以唯物史观阐释文学的发生,倡导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在打破既有的研究思路后,就要再挖掘、再分析历史文献了。学界尽量还原历史发生,把握一手文献。资料的有限,影响人们的具体分析和理性判断。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198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983),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85),高军《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1986)等整理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李金花《胡秋原与左联的文艺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等整理了早期译介到国内的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建设文献。实际上,这些汇编类文献只能对当时的思想状况做出一个大致的呈现。在此之外,还有大量散落在历史中的文献没有汇集起来。要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要重新关注当时的期刊、报纸等,比如《万国公报》(1895)、《新民丛报》(1902)、《浙江潮》(1903)、《东方杂志》(1904)、《民报》(1905)、《天义报》(1907)、《新青年》(1915)、《晨报》(1916)、《新世界》(1916)、《每周评论》(1918)、《星期评论》(1919)、《少年中国》(1919)、《解放与改造》(1919)、《曙光》(1919)、《民国日报》(1916)、《共产党》(1920)、《劳动周报》(1921)、《先驱》(1922)《今日》(1922)等。(22)


在扩大了文献来源之后,以下将较为详细地讨论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问题。作家掌握了苏俄、日本等国的哪些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经验,关注了哪些理论命题。这里的讨论将省略思想发生、转换的历史过程,只将问题呈现出来,且不特意区分译介文献和阐释文献。


在1898年2月到1919年11月之间,作家是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部分并不打算做详细的探讨,尽管文艺研究领域还没有充分重视,但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已经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可以充分借鉴。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这一阶段被介绍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序言》《工资、价格和利润》《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阶级斗争》等;蔡尔康、罗大维、赵必振、马君武、梁启超、朱执信、廖仲恺、孙中山等不同背景的作家先后参与译介、阐释、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的文献还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辨析;另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等。在经典文献的研读中和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辨析过程中,作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认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被作为新的文学观念的提出依据;对此,历来已经有很充分的研究。只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到作家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文学上、转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过程没有精细地再现。


那么在1919年12月到1925年4月之间,作家接触和讨论了苏俄、日本等国的哪些经验,关注了哪些问题?那么,下面将大体上以时间发生的先后和持续的长短为顺序,谈谈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新的苏俄政府是文化的拥护者和创造者;布尔什维克不像资产阶级诋毁的那样阻碍世界文明的进步、摧残艺术和博物馆。相关文章有高尔基著、郑振铎译《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1920)、王统照译《新俄罗斯艺术之谈屑》(1920)、震瀛译《文艺与布尔塞维克》(1920)、《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1921)等。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的“文化遗产”问题,在1930年代得到深入讨论,比如如何对待“欧化文艺”“旧文艺”等。


(二)创造为劳动民众的艺术,实现艺术的大众化;艺术应该为全体民众所有,而不是只有少数阶级能够享受。比如,(日)宫岛新三著、李达译《日本文坛之现状》(1921)、(日)平林初之辅著,海晶译《民众艺术底理论与实际》(1921)、陈望道《日本文坛最近状况》(1921)、(日)山川菊荣著、黄幼雄译《劳农俄国的文化设施》(1921)、胡愈之《俄国新文学的一斑》(1922)等。另外,平林初之辅的文章已涉及“文学遗产”“普及与提高”等。不过,国内作家还没有更多独立思考。左联成立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可以追溯于此;作家还具体探索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


(三)诞生了表现“第四阶级”的文学,即“劳动艺术”“劳动文艺”,只不过这一文学还很幼稚。相关文章有胡愈之《劳动文化》(1921)、《德国的劳动诗与劳动剧》(1921)、《俄国新文学的一斑》(1922),郑振铎《俄罗斯文学史略》(1923)等。“第四阶级”文学的创作者被叫作“劳动诗人”“农民诗人”“现代农民诗人”,不过,关于“第四阶级”的文学的作者身份,有个观点要注意:劳动诗人乃是指劳动者出身的诗人,但“劳动诗人都不一定是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要“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23)《苏俄现代文学之命运》(1923)中李秉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革命文学”中,一部分作家认为“第四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创造,一部分作家认为可以由知识分子创造。


(四)建设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不应将题材局限在“劳动”,而应是全部的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要有集体主义精神,组织民众的情绪。比如,(苏)V.Kergenceff著、瞿秋白译《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1921),周建人《苏维埃俄国下的艺术》(1921),(法)Jacques mesnil著、沈泽民《新俄艺术的趋势》(1922),Ida Treat Oneil原著、沈雁冰译《俄国文学与革命》(1923),蒋侠僧《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1924),瞿秋白《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1924)等。这些观点源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其理论也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为中国作家所接受。直到1930年,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今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翻译到国内,无产阶级文化派——波格丹诺夫思想才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谱系中清除。(24)


(五)利用艺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到大众中间,比如袁振英《俄国小说与布尔塞维克主义》(1919)、《新俄国的宣传绘画》(1921);胡愈之《新俄国的剧场》(1922)、《俄国的革命诗歌》(1922);项莱、克鲁朴斯嘉著、奚浈译《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1923)等。《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一文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要以真正通俗的方法进行,比如幻灯片、音乐、戏剧等。(25)不过,《一本详论劳农俄国国内艺术的书》(1921)中沈雁冰则指出,“劳农政府为促进艺术的民众化起见,竭力禁止那些仅为一二人娱赏之用的艺术,这是真的;但并不曾欲将一切艺术都变为‘鼓吹主义化’”(26)。随着“革命文学”中辛克莱《拜金艺术》的引入,作家围绕“一切艺术是宣传”的观点展开了深入的辩论。


(六)文艺自由的萌芽。《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1921)中沈雁冰介绍道,“只有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执政时代能完全担保艺术的自由发展,不受一丝一毫的压制牵制”。(27)《苏俄现代文学之命运》(1923)中李秉之介绍了共产党在掌握俄罗斯政权后,党内发生的文学讨论,即:“文学的发展是任其自由独立,或是在共产党支配之下呢?”托洛茨基等认为文学应是自由中立的,不受外界势力支配;相反,也有人认为,“共产党对于文学的发展绝不应取中立和冷静的态度,应当施行一种强硬的政策”,辅助本党文学的发展,不只防止反革命派的文学,还有所谓“无党派的”文学。“无党派”文学极为有害,他们把恶都藏在冷静的假面具后,令人难以揭露出来。(28)19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与左联的论争围绕“文艺自由”的讨论,恐怕也没有脱离1920年代初的两种对立观念的范围。


此外,需要关注弗里契“艺术社会学”,莫里斯美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国影响;不能忽视诗歌和散文中的“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宣传。


以上涉及的问题并不是非常纯粹的、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苏联、日本等国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直接面对和待解决的文艺问题,触及了无产阶级文艺的诸多基本理论命题。先进知识分子引进这些经验,发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诸多理论问题皆可追溯于此。至于为何“诸多理论问题”在1930年代前后成为核心的理论命题,在美学上有哪些进一步发展,都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些问题在“包装”后在当下依然被关注。学术史中也蕴含着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路。


概言之,以上论证了“前史形态”提出的合法性。在此不再重复以上的观点,而是表达一些对这个刚刚展开的论题的展望。除了要再挖掘文献,在对“前史形态”的研究中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在研究中要打捞那些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逐渐被淹没的作家及其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有特殊的政治使命,更要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扎实研究。其次,在研究中要回到思想产生的语境,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放置在国际无产阶级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等三种理论背景之下,思考其诞生的可能。最后,在研究中要尽量以时间为线索,以更好地把握文艺思想的嬗变,且文艺思想要在思想总体中来看。这意味着对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考察,要突破“经典文学本文”的限制,在政治、军事、哲学、创作、书信等文本中做系统考察。只有从研究理念上突破,文章开篇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才可迎刃而解,也才能使现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研究有进一步推进。


注释:


①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②[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孙铭有:《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起点》,《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④朱辉军:《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之一》,《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⑤聂振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200页。


⑥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⑦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⑧黄昌勇:《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河北学刊》,1994年第3期。


⑨黄昌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生论纲》,《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⑩刘勇、杨志、刘春雨:《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1)张宝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2)丁国旗:《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百年回眸》,《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3)季水河:《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8期。


(14)庄桂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5)黄念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6)[俄]卢那察尔斯基、[俄]列宁、[俄]托洛茨基、[日]升曙梦、[日]平林初之辅、[俄]弗理契、[日]外村史郎、[日]藏原惟人、[日]田口宪、[俄]布哈林、[日]滕森成吉、[俄]波格丹诺夫、[日]青野季吉、[俄]柯根、[日]冈泽秀虎、[俄]普列汉诺夫、[日]片上伸、[俄]沃伦斯基、[德]梅林、[匈]马查、[法]伊可维支、[德]李卜克纳西、[日]大宅壮一、[美]卡尔佛登、[俄]耶考芜莱夫、[俄]法捷耶夫、[日]上田进等人的思想在当时都被译介到国内,且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学论争”“文艺自由论辩”的发生,从理论上看,很大程度上是因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参与论争的双方都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另外要说明,尽管瞿秋白在1932年底翻译完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重点引进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等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被广泛应用,并反思之前认识和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1933年之后的事情了,主要体现在“文艺自由论辩”中。鉴于此,这里将第二阶段划在1932年底。


(17)参看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18)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首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0)鲁迅:《前记》,任国祯译,《苏俄的文艺论战》,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3版,第3页。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在1925年4月《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首次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文艺研究的。1929年,当钱杏邨在《力的文艺·序言》倡导用“Marxism”方法检讨过去的文艺时,《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底任务之大纲》中林伯修已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1930年,冯雪峰《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序言》、鲁迅《艺术论·序言》、冯乃超《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文献》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1932年3月,胡秋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中较早提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表述”已经是约定俗成的用法了,对内涵和理解方式也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重新挖掘文献,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一段时间内这一“表述”是不存在的,且几乎到了1930年,都使用的是“无产阶级文艺”。那么现在针对1925年以前,或是1930年以前的研究,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表述”,是否恰当?在未来的研究中是否要从“表述”本身开始反思?


(21)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5页)指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有58名党员。第二次有195名党员,第三次有420名党员,第四次有994名党员。(第二、三、四次的数据参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6/index.html.)


(22)括号内为创刊年。相同创刊年,再以月份为先后排列。


(23)化鲁(胡愈之):《德国的劳动诗与劳动剧》,《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0期。


(24)李金花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0期)一文中详细讨论过。


(25)[德]项莱、[俄]克鲁朴斯嘉著,奚浈译:《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新青年》,季刊1923年第1期。


(26)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四十六)一本详论劳农俄国国内艺术的书》,《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4期。


(27)沈雁冰:《海外文坛消息:(六)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


(28)李秉之:《苏俄现代文学之命运》,《京报副刊》,1925年第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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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1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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