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花:试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1898-192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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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花  

   内容提要:无论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还是厘清“革命文学论争”“文艺自由论辩”等诸多理论问题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关联,都有必要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研究。根据理论资源的转换,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之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时期。目前,学界还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展开充分研究,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观念未能及时更新,另一方面是因为文献的再发掘存在部分阻碍。在对文献的新发掘、新梳理中发现,这一阶段,中国作家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去阐释文学的发生以及文学的阶级属性,还参考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试图发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前史形态  无产阶级文艺  民众化  宣传  文艺自由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如果在学科发展中看,学界对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是在新时期之后展开的,如今已经走过了40余年,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8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中的贡献。1990年以后,学界开始关注经典作家,如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2000年后,学界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多探讨在“左翼十年”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中国作家如何理解和实践苏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研究都几乎回避了如下问题,即左翼文艺运动之前,中国是否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果有的话,是何时发生,又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因此,本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这一问题的提出受到多位学者启发。从思路上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评理论》中张永清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的思考,①直接提示笔者要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及其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王德威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念对新文学“起源”的重新思考,②间接引导笔者从“长时段”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从实践中看,一些学者直接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问题,尽管结论有商榷之处,但探讨本身很有意义,比如孙铭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起点》中第一次提出“起点”问题,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点”;③又朱辉军在《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之一》中指出中国最初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间是1919年9月;④再有聂振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中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诞生于1923年至1924年间,而不是1919年的“五四”,这是因为并非有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美学。⑤

  

   无论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出发,还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来说,都有必要重新考察它的“前史形态”,即“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在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之间,当中国刚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且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应用到文学中时,其一,作家以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哪些文学问题;其二,作家向已经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参照和借鉴了哪些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经验,同时关注了哪些日本同期的无产阶级文艺经验。具体涉及如下问题:“五四”运动前作家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在文艺上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与政治上的转向是同时的吗?为何有受传统文化濡染,又接触了西方文艺思想的作家,在徘徊之后,选择以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文学问题?此时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共存在作家的头脑中?中国作家在苏俄、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获得了哪些理论资源,有怎样的阐释和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这一阶段形成了哪些新的文学理论问题?等等。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包括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不可能只通过这一篇文章来解决以上提出的所有问题,更多的问题只能留在以后慢慢解决。本文旨在讨论为何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史形态”,因此,只解决如下问题,即“前史形态”的时间界定;“前史形态”的研究现状以及新的出发点;“前史形态”中涉及的基本理论命题。以下的讨论基本上遵照这一顺序。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史形态”的时间范围,或者现在研究中通常用的“早期”,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呢?不同研究者以不同的坐标为参照、从不同的问题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第一,以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分期,认为1920年前后到1927年是前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中,李衍柱认为,1919年到1927年是早期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和出版很少,侧重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初步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沈雁冰介绍了俄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成果。⑥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邵伯周认为,早期阶段是1921年到1927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论著虽已开始译介进来,但影响还不大。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兴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苏联早期那些带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理论”。⑦

  

   第二,以政治事件的发生为依据,对前史时期的分期,还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从“五四”到“五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等文章中,黄昌勇认为,“五四”新文学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以“五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五卅”前主要是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建设为主导,突出贡献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定了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文学观;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建构显露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理论争端的全部预言。⑧然而在199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生论纲》中黄昌勇还将1928年前一时期界定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发生期,⑨显示出其观点的自相矛盾,但依然着重提出“五卅”在作家思想转换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刘勇认为,“五四”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1925年以后,早期革命文学作家投身社会革命,放弃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⑩

  

   其二,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到国内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张宝贵认为,“20世纪初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是一段非常艰难和关键的时期,它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调”。(11)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百年回眸》中,丁国旗认为,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美学)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介绍进来。(12)继而他在文章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被大规模译介到国内。由此推测,他的早期阶段到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

  

   第三,以会议的召开为分期依据,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到左联成立前是前史时期。在《论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季水河认为,1920初到1930年代初,作家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初级形态。(13)

  

   还有学者在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中进行考察,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析》中,庄桂成认为,1920年代初到1936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发生期。(14)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中,黄念然认为,从“五四”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形态”的萌芽。(15)

  

   无论是以政治事件的发生,还是以会议的召开作为分期依据,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政治事件的发生、会议的召开,有时会直接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惯性。基于笔者目前对文献的把握,本文主要根据理论资源的转换,兼顾其他两种分法,将建国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前史发生期,即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用在文学上;苏俄、日本等国无产阶级的文艺建设经验被介绍到中国。第二时期是早期建设期,即1925年5月到1932年12月:苏、日、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并被应用到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建设中。不过,资源混杂、难辨真伪、论争不断。(16)第三时期是反思纠偏期,即1933年1月到193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被引进到中国,(17)并被用来矫正以往文艺思想的偏差。文艺界有意识地反思庸俗社会学、机械唯物主义。第四时期是本土实践期,即1938年10月到1949年10月:(18)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民族化也得到关注。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为本文“前史形态”的时间范围。

  

   具体来看,1898年2月到1925年4月的“前史形态”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8年2月到1919年11月之间。与前面提到的聂振斌的观点不同,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也列入到“前史形态”的研究视域。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中,李衍柱指出,1898年到191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第一阶段,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微乎其微,偶露一点端倪。(19)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生之间的关系,作者没有明确说明,还有待探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朱立元提出,1898年到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初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甚至还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但正是这些先驱的追求与探索,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营造了社会舆论的氛围,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朱立元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目前,可以查阅到最早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文章,是1898年2月发行的《万国公报》上刊载的《大同学》。虽然有学者将起点定在1898年,认为《泰西民法志》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是目前可以找到的仅有1912年上海印书馆的版本,1898年的“初版”无处可考。这20年,尽管少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少有“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上的应用,却埋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燃烧的“火种”,奠定了中国接受、理解、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这一阶段,作家在“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辨析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特性的共识,在1919年之后被用到文学的新阐释中。

  

第二阶段,在1919年12月到1925年4月之间,中国尚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家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念。不过,从1919年12月李大钊写《什么是新文学》起,作家将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用于文学上,同时关注“俄国文学”“新俄文坛”,寻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设经验。之所以要划分到1925年4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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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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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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