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苍龙:量化统计、实证哲学与学科主体性

——英国社会学风格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22-06-06 0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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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苍龙  

   内容提要:英国社会学在本土化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反量化取向和通识学科定位,这影响了其学科风格。本文追溯了两个知识传统对这一学科风格的影响:一是英国本土知识传统——统计学传统,它以“不介入”的方式成为英国社会学的主要他者;另一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观念,它成为二战前英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为其涂抹上偏重社会理论研究的底色。二战后,英国社会学站在了“理论还是方法”的十字路口,并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校扩张中把自己定位为通识学科,形成系统且偏执的反量化文化,并延续至今。基于此,本文回到费孝通关于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讨论,讨论了英国社会学风格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学的启示。

   关 键 词:英国社会学  本土化  量化统计  孔德  实证主义  费孝通 

  

  

   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由来已久。近年争论的直接起因是谢宇(2018)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的判断。该论点一经提出便遭到本土社会学家们的批判(贺雪峰,2020;翟学伟,2018;周晓虹,2020)。其中,量化统计及其对中国社会学风格之影响是争论的核心。一方面,谢宇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量化统计的实证社会学,强调量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通用规范性,由此鼓励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致力于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知识积累。然而,他低估了(但并未忽略)社会学中同样重要的非量化研究,如质性研究、理论研究,这削弱了他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论断,招致很多批评。另一方面,批评者们大多是从事非量化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不仅对量化统计技术之滥用感到担忧,更直指量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认为它容易遮蔽数据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历史脉络和人文情怀。批评者们明确反对以美国量化实证社会学为范型来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学,转而强调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实践经验和田野调查。

  

   围绕量化研究,此次本土化之辩还出现了另外两个相关的次要议题。其一,参与论辩的双方大都以美国社会学作为反思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参照对象,因而忽视了其他国家社会学类型。这既与引起论辩的谢宇教授长期在美国从事量化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人背景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深受美国量化实证研究影响的背景有关。但这一做法致使美国之外的社会学类型无法被引入讨论,也就无法成为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构的多元他者。尽管批评者们(贺雪峰,2020;周晓虹,2020)承认欧洲有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社会学传统,该传统更加注重人文主义、解释主义和定性方法,但可惜他们并未展开论述。更何况,即使在欧洲内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学风格亦不同。

  

   其二,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概念,论辩双方虽然承认二者的相通性,但似乎对二者的区别重视不够。一方面,谢宇(2018:7)把社会学视为广义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但论证的逻辑前提是——中国社会学“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另一方面,对谢宇的批评者们也分享着同样的逻辑预设。例如,周晓虹(2020)在论证“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时就使用了大量关于社会科学(而非社会学)的材料作为依据;贺雪峰(2020)在与谢宇的商榷文中直接阐述的却是“如何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然而,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是否必然遵循同一种研究范式或知识传统呢?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是否存在张力?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为了回应上述几点,本文从英国入手阐述其社会学学科化的历史,特别是其中与量化统计的关系。这样做不仅可以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有助于理解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英国是社会学的故乡之一,英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西方社会学世界的核心之一。不过,与美国量化实证社会学相比,英国社会学呈现出鲜明的忽视乃至反对量化统计方法的特色。英国社会学何以形成反量化取向?反对量化统计方法的属性是如何影响英国社会学之学科风格的?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有什么启发?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首先,笔者将阐述英国社会科学中的两种知识传统——统计学传统和孔德(Auguste Comte)实证哲学传统,它们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初生的英国社会学奠定了反量化的基础。其次,本文将介绍20世纪10年代至今英国社会学之反量化风格塑造的过程。最后,文章将结合费孝通2003年关于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论述,讨论英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启示。

  

   二、两种知识传统:英国社会学“反量化”的历史溯源

  

   在考察英国社会学的历史时会发现,社会学与社会科学遵循着并不相同的知识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差异。一方面,自“社会学”(sociology)一词在1839年被孔德提出,之后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英国社会学家所接受并在英国落地生根,这个词在相当长时期内都被用于指称囊括一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通则类的实证主义科学,“社会学是各门学科的科学女王”,“各门学科按照统一的原理被置于社会学这个包罗万象的系统中”(李培林,2000:90)。另一方面,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社会科学主要由本土统计学传统支配,它和遵循孔德实证主义的英国社会学,犹如两条平行线,互不相交(Goldthorpe,2019)。不过,这不意味着本土统计学传统对英国社会学的发展没有影响。孔德社会学观念和本土统计学传统,二者共同形塑了英国社会学的智识品性,只是作用方式大相径庭:如果说孔德的实证社会哲学直接“介入”英国社会学并为其涂抹上偏重理论研究的底色的话,那么本土统计学传统则以“不介入”的方式成为英国社会学的“平行他者”,促成其轻视量化统计方法的取向。

  

   (一)英国的统计学传统:社会学的平行他者

  

   统计学在英国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就掀起了一场统计学运动,推动了数据测量和计算、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主义方法的发展(Goldman,2019)。这场统计学运动强调数据的共同性和规则性,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发明的“均值人”是代表性概念。但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它被另一种知识形态——优生学——取代,后者更加注重个体和群体的变异性。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皮尔逊(Karl Pearson)等优生学家发明了新型统计学概念和技术,如回归、相关和标准差,使英国成为新英格兰统计学(new English statistics)的发源地(Goldthorpe,2019)。英国的19世纪是统计学的世纪,迅猛发展的统计学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

  

   统计学的兴起与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社会和知识背景息息相关。就社会背景而言,当时的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商业经济取得巨大进步,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但也充满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抗议,贫富差距悬殊,城市治理问题层出不穷。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1836年英国工人阶级爆发宪章运动,争取普选权,推动政治改革,改善经济地位(Thackray & Morrell,1981:17)。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社会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研究,试图生产一种无偏见、价值中立、政治无涉的社会科学知识,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就知识背景而言,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知识界开始经历一次范式转型。统计学家们对深受李嘉图(David Ricardo)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演绎推论方法感到不满,认为这类基于人性抽象原则推理出来的知识尚未经过严格的经验证据的考察,因此不够“科学”。因此,他们开始拥抱一种崭新的科学观念,其特点包括(Panayotova,2018:65):开放性和公共性,以经验为基础,测量,发现和形成规律,价值无涉,理论家与观察家的劳动分工,将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统计学的兴起满足了这种新科学观念,并被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社会科学家们看来,统计数据是客观的、科学的;收集和分析统计数据来研究社会能弥补李嘉图式政治经济学的短板,用经验实证的归纳方法取代演绎推论方法能更好地理解现代工业社会变迁。

  

   为推动社会科学成为一门以统计为工具的、客观的、经验的、价值无涉的科学,英国科学发展委员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183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统计学分支部门Section F,成员包括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琼斯(Richard Jones)、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等享誉一时的社会科学家。Section F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陈述科学事实与摆脱政治倾向的矛盾中。一方面,Section F的统计学家们被要求只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限定在收集量化数据上,必须遵循一般的科学原理制作数据表格、发现社会规律,不能对数据发表政治观点(Thackray & Morrell,1981:292)。但另一方面,Section F的创始成员大多为政治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其统计学研究难免隐含特定的政治倾向(Hilts,1978:36)。事实上,Section F在相当程度上低估了把科学观念和统计学分析运用于社会问题研究的难度,这导致其不少社会统计研究被认为不符合科学标准,反而更像艺术(Senior,1860:357)。

  

   除了Section F,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统计学会在19世纪早中期先后成立。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创于1834年的伦敦统计学会(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SSL),它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并更名为皇家统计学会(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为了最大限度地摆脱政治/价值的影响,SSL谨慎地将所有个人意见排除出研究事务和出版作品,要求成员只关心事实,将结论建立在对数据事实的收集、整理和比较上(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38;Panayotova,2018:78—79)。该学会还强调,应从数据事实中提炼出关乎人类生存和利益的一般化原理,从经验数据中演绎出理论,并把它与意见或推测区分开。SSL并不拒绝演绎法,只是强调所有结论必须建立在可供证明的数据分析和数学演算的基础上(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38)。

  

虽然19世纪英国的统计学发展推动了对科学的理解,但并未与注重孔德实证哲学的社会学观念整合。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来自艾布拉姆斯(Abrams,1968),认为19世纪的统计学阻碍了英国社会学之产生与发展。在他看来,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统计学家们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直接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其统计学工作在本质上不过是英国行政管理政策的延伸,缺乏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化剖析。与之相反,社会学家们对旨在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的社会理论和哲学更加着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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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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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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