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 毕悦: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理论基础、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0:49:05

进入专题: 资本   资本监管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董志勇   毕悦  

  

   摘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举措,对未来资本运作领域、规模、具体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约。从理论基础来看,这一举措正确认识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新的融合;从实践价值来看,这一举措对引领自主创新、壮大实体经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效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倡导企业家精神等路径,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词:资本监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资本是一个兼具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双重属性的学理范畴。就前者而言,资本“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和分析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就后者而言,资本又是极具流动性与创新性的生产要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践议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演进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深入把握资本运行逻辑、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成为大势所趋。202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此基础上,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红绿灯”这一表述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新发展阶段我国对资本特性及问题的全新认识和剖析,从现实指导层面看,有助于破除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运行障碍和风险,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从理论创新层面看,有助于加深对资本特性及行为规律的认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要正确把握和贯彻该政策的实施路径,必须深刻认识其背后的学理基础、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

   一、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理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矛盾体。就积极性而言,资本相对于以往的生产关系而言“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就消极性而言,资本也是现代性弊病的根源所在,其天然的逐利、扩张属性不仅诱发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种种剥削、掠夺行径,也直接引致了现代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劳资纠纷、行业垄断乃至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的二重性贯穿其从产生至今的全部历史过程,以及社会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资本二重性的表现形式与主要方面却各有不同,究其原因在于,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因而必须历史地、具体地认识其特性与行为规律。

   (一)历史地、发展地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西方国家对资本的特性和规律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和现代性问题的凸显而不断深化的。在前古典时期,资本常被等同于流通领域的货币、金银,它既是展现王室实力、彰显贵族地位的成就和标志,也是西欧主要国家夺取战争胜利、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武器。进入工业化时期,资本代替土地成为具有始发性的生产要素,并显著扩大了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推动资产阶级“移除了横亘在其自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完成了对农村的‘商业化’改造”(兰洋,2021)。在此历史阶段,许多国家仍“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也即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施展,其历史进步性仍是主要方面。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本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集中爆发,呈现出过度、无序的扩张态势,不仅造成了社会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也为自身泡沫的破灭埋下了伏笔。这正是马克思进行资本逻辑批判的主要现实素材。时至今日,对资本消极作用的反思和管控仍是国际学界长期探索的议题,甚至引发了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存续性和合法性的论争(赵明昊,2012)。

   我国对资本特性及规律的认识,则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存量整体偏低,这既在供给端限制了开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投资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增量的形成;也在需求端降低了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进而通过资本回报率影响投资总额。在此背景下,我国一方面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放宽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外资,缓和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约束,充分发挥了资本有效组织社会生产、盘活其他生产要素、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为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过,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在部分领域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也带来了问题,这对政府的资本监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效应,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及在当前阶段的主要表现,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

   (二)社会地、具体地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了其行为逻辑不仅来自其一般的、固有的属性,还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与行为主体的影响,因此,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中予以把握。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在美国和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时就曾指出:“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而在俄国,基础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是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社会,它虽然正在土崩瓦解,但仍然是资本主义革命(这毕竟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赖以行动和进行的基础、材料。”

   然而就资本与不同经济制度结合的具体问题而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却留下了理论的空白,在其设想中,资本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经济范畴,要克服资本所固有的根本矛盾,就必须“以资本消灭资本”,从而实现“不再以直接劳动作为财富的基础”。这显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一度造成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迷茫与徘徊。列宁认为,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不过,苏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实践也相对有限,并很快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取代。

   我国对资本特性及行为规律的认识深化,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虽然仿效苏联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资本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资本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挖掘,并逐渐成为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工具。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资本”这一范畴,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又一历史性突破和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耦合,并对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了“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新要求。上述探索逐步深化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发挥资本积极性的正确认识,也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参照。“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新时代条件下,要坚持用社会的、具体的观点看待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作用,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新的融合。

   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科学内涵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核心内涵是对资本实行“放”“管”结合,既充分调动资本的积极作用,又有效管控其消极作用。这不仅顺应了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资本的运行态势和迫切需求,也契合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本定位和认识,兼具政策的时效性和延续性。具体而言,这一举措对未来资本的运作领域、规模、具体行为等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指向。

   (一)领域上:令行禁止,引导资本流向

   对资本投入领域进行引导和约束,是在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及时预判和扭转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失灵。由于生产技术特征的差异性,资本在各领域的投资分布天然具有不均衡性(冉光和、郑久平,2012);但一旦投资分布不均超过了合理限度,将同时降低热门领域的资本产出效率和冷门领域的潜在发展能力,破坏经济体系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妥善设计资本流向的“红绿灯”规则。

   一方面,要在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领域设置“绿灯”,引导资本可作为、应作为、善作为,不断拓展经济体增长潜力的“上限”。其一,加快创新技术领域投资。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要把握好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就必须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培育发展,将资本集中于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持续推进创新攻坚。其二,加快高端制造业领域投资。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我国在全球经济波动甚至衰退环境下得以迅速回旋、逆势而上的核心所在。未来应侧重引导资本流向高端产业链,促进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与其紧密融合。其三,加快绿色低碳领域投资。2021年,“双碳”目标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化。为更好实现这一承诺,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应积极鼓励绿色低碳项目的长期投资,积极探索环保创新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要明确有条件进入或禁止进入的规则,适时设置“红灯”,持续夯实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底线”。例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在政府的统筹布局下,优先保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均等化、普惠化,在此基础上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再如,在军工、基建等关键领域,要在保证国民经济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开放投资。

   (二)规模上:遏制垄断,防范野蛮生长

   行业头部化与市场份额的高度集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各行业集中度总体上不断上升,龙头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持续增强;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特别是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的繁荣,一批巨头企业的崛起和资本规模的高度集聚同样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2021年,我国先后公布《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成立反垄断局,显示了深入推进反垄断治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决心和力度。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在上述反垄断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的又一深化举措,旨在对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现象予以精准识别和有效防控。扩张性是资本的基本属性。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资本的急剧扩张和垄断虽然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分工体系的建立,但也积蓄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更重要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还可能导致“大而不倒”现象,诱发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和长期运行。

在此背景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举措应同时包括事后处置和事前预防两种内涵。在加强事后处置方面,该举措旨在对不同体量的资本执行一视同仁的监管和反垄断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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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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