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翻译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时记得他说过：在文化人类学界，似乎有个定律，那个说了“因”的人往往就該说“果”。虽然丁龙个案算不上典型的人类学课题，但它却是个因文化碰撞而激起的社会历史事件;如果把它看作一个文化学个案，那么，提出问题的我应该对它的结局给予一个总结性的回答。
华工丁龙捐款在美利坚名校建成汉学系的故事今天已经是一个提起来很让读者振奋的传奇事件。一百二十年前，一个下层华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一个汉学系—时间、地点、民族悲情等等因素很容易使这个话题被人们关注、传播，甚至放大其中的历史细节，将历史演成神话。可是，很少有人细想，为什么这样一个励志且使人想来振奋的往事能够被雪藏近一百年。笔者上世纪末才挖掘出来。
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故事少有史料留存，为什么在素以重视保存原始文件的美国这个个案的文件搜求起来这么困难？美国人不记述倒也罢了，让人费解的是，自上世纪初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华人在中国政坛、文坛领袖众多，其中很多人就修习过汉学或跟中国相关的课程，他们不可能没接触过跟丁龙相关的史实或史料，为什么这些学人几乎对此没有留心或记录？—说一点没有记载不是事实，但遗憾的是，这里的“有”甚至不如“无”。因为在偶或谈及丁龙时，往往是瞎编故事，反倒把丁龙的事迹变成了低俗的逸事或宣传工具（见《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89、105 页;Chiang，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 ， YaleUniversity Press， 1947;3， p.164 ;《钱穆全集》“中国史学发微·略论中国历史人物之一例”，九州出版社二0一一年版）。这些，我们后边会掰谎详叙。
别忘了，当年丁龙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在美国名校建成一个汉学系。这里须有个因缘际遇，建立这样一个系科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应该说，丁龙是一粒种子，但仍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这个令它生长的土壤就是时代的呼唤。
丁龙，作为当年美国一个底层的佣仆，他为什么有这么“高大上”的建立汉学系的追求和愿望，他是如何设立、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我过去的文章对此做过解读。随着更多的原始资料的发掘，今天得以有机会将视角拓展得更宏阔，从当年的国际政治背景和那时美国人之中国观等角度来审视其“文化上下文”场阈。二十年前，囿于资料所限，我的发掘文章对这方面探讨不够。所以其后竟至出现一些臆测和虚构情节影响视听。作为这一史实发掘者和大多第一手资料的发布者，在此应该以历史学的严肃态度来加以澄清。
一百二十年后回溯，丁龙发心捐款成立汉学系的年代的政治历史背景更加清晰了：此事发生在历史激荡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一九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结局是中国惨败并为世界列强凌辱。一九一0年，西方国家组成联盟抱团结伙向中国发难、逼迫清廷赔款及发布丧权辱国的道歉等等。其结果就是逼签了令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在海外的华人侨胞也能感受到这场灾难的烈度。在欧洲、日本甚至南洋，华夏帝国的地位如风中芦苇;而那时美国对华工更是肆意残害盘剥，臭名昭著的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十九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华工的蹂躏、排华事件等给了丁龙以巨大的刺激。丁龙身在其中，也深受排华骚扰和侮辱，加上庚子之乱在美国引起仇视中华文明的狂潮，内因加外因，使得丁龙希望美国人能更多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与传统。他捐款建汉学系盼望美国人了解并尊重中华文明的想法是逐渐形成的。
在二十年前我发表文章之前，大多丁龙传说都忽略了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或以“他的主人”一词轻轻带过，或者用“美国雇主”“东家”来轻描淡写。我用第一手档案资料首次发现了大量卡本蒂埃同两任校长间关于筹建汉学系的通信才真正还原了这段历史。其实在哥大原始文件中除了一封捐款信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丁龙的记录，破解丁龙之谜全赖卡本蒂埃的档案。当然，建立汉学系也是卡本蒂埃促成的（那时校史档案馆“丁龙”名目下除一张“丁龙讲座教授”名录卡和一张英文简报“Editorial：Dean Lung—A Humble Chinese”外，没有任何记录。我直到发现卡本蒂埃给两任校长通信后才解开全部建汉学系之谜）。丁龙是一粒种子，卡本蒂埃是土壤。没有土壤种子永远不能发芽;但即使再肥沃的土壤，没有种子它永远也只能是荒土。在这个事件中，丁龙的幸运是遇到了卡本蒂埃，他不仅心地高贵，而且有财力、有能力，卡氏后来成为哥大的校董。
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这里的天时地利人和还需一个契机的叩门：基于当年美国期冀崛起的企愿和对远东事务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其朝野皆雄心勃勃地要睁眼看世界。学术上，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有着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创设了文化历史学派，开世界上多元文化研究之先河。博厄斯除了是人类学家，也是比较语言学家。巧合的是，在哥大建立汉学系以后，正是这被称作“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被哥大委派去欧洲寻找汉学教授。
除了上面的原因，哥大愿意此刻建汉学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契合点。巧合的是，在丁龙捐款前几年，哥大印欧语言学家威廉姆斯·杰克逊、闪米特语言学者理查·高泽尔等也曾先后积极建议校长创设汉学系以回应时代需要并占领美利坚学术制高点。他们在学术上更早地发出了建立汉学系的呼声。
还有一些“人和”方面的机缘：当年哥大校长赛斯·洛本人和其家族也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长家祖上做中国生意起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纽约最大的中国贸易商并参与创建和管理广州著名的旗昌洋行。校长本人也有内在的中国情结。上面是当时国际、国内和哥大内部背景。
除了哥大行政方，学校董事会也适时地发出了要建立汉学系的呼声。当时哥大土木工程教授和校董威廉·巴克莱·帕森斯曾去中国参建广汉铁路，因此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深感兴趣;他取了个中文名柏生士。帕森斯在华跟中国上层官僚、军阀以及各色人等接触频繁，他跟当时清廷驻美大使伍廷芳和美国驻华大使康格都相熟。这无疑是建立汉学系的积极动力和人脉。他回美后将其在华购买的大量书籍捐给了哥大，这成了建立汉学图书馆的第一笔捐赠。
由此，因缘际会，天时地利加上人和，恰在此时，丁龙的振臂一呼，完成了这一划时代创举。百年后回溯这个案例，我们发现，这种机缘辏合应属可遇不可求的。丁龙伟大，也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和在他以后，很多仁人志士做过类似的努力，但唯丁龙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而且硕果累累。
丁龙史实的发掘过程，我当年的文章已经介绍了详情。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很多资料都尘封百年，为了一个具体史实往往要耗时很久去核对。除了查工具书、档案，咨询政府机构，还查对海关资料和人口统计材料等等。到最后发现并解读了两箱卡本蒂埃同两任校长间关于建立汉学系的详尽通信和原始材料而终于揭开了谜底。
其实只有这些仍然很不够，侥幸，那时我还有一些奇遇和机缘获取一些文献、书信以外的活的材料。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通过约翰·麦斯凯尔教授的帮助采访了当时健在的夏志清的恩师王际真。那时候王先生已是百岁老人，见面时王际真讲述了他听闻的丁龙材料并介绍我参考早年系主任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关于汉学建系史的文章和记录，这些宝贵线索成了我完成这个课题最早的解谜之钥。
其后，我又有幸得遇当年健在的原东亚系主任、丁龙讲座教授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获得了另外一些资料。同样，我从忘年交唐德刚先生那里也获取了一些有用信息。唐先生早年曾在东亚图书馆工作，算得上是汉学系资料的老管家，他对哥大早年汉学资料搜集方面的史实相当熟稔，对其内容如数家珍。
新世纪以来，丁龙故事在华人世界广为流传。中国中央电视台等机构曾多次来哥大拍摄，校方指派我参与审稿并协助。丁龙史实反馈到了哥大，曾担任过东亚系主任的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Theodore de Bary）教授随后也写文回顾了汉学系创建历史。狄百瑞先生曾是我的老师，我也有机会采访他，得获丁龙讲座的很多细节内容。因为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丁龙信息也在哥大有了系统备案，并被写成了正史。历经近三十年，哥大终于给丁龙建立了比较详实的历史档案。笔者关于丁龙及校史的著作被收藏入他当年捐建的东亚图书馆，算是给丁龙史实建档和复档画上了一个句号。
二00四年哥大庆祝建校二百五十周年，我应邀介绍丁龙，因此又循迹发掘了一些丁龙资料。我查找过纽约民政局资料并查询加州移民文献，又在纽约州公路局网站上发现丁龙路，且顺藤摸瓜找到了丁龙的雇主卡本蒂埃晚年的故居，并由此得以跟高文镇历史学家取得了联系。同时，我还辗转采访了小镇当年曾经见过丁龙和卡本蒂埃的百岁老人，了解了丁龙可能回中国的消息。我的另一发现是通过档案资料得知卡本蒂埃曾经捐款给广东岭南医学院，这是他关心中国并将道义支持延伸到美国以外的一个实在的物证资料。
随着近二十年电子和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大量历史文献得以面世。这对丁龙个案的发掘是一大幸事。因为随着历史文献和物证材料的呈现，丁龙已经不止是个私人文件和个人回忆中塑造的角色而成了一个新闻、历史资料实证和公开史料记载的形象。这里面的资料大多数都具权威性，有的取自当年的新闻报道，有的是校史档案，有的是学校公开发表的文献和年终报表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刻画了立体的丁龙形象。
除了我当年挖掘发表的丁龙、卡本蒂埃和哥大两任校长赛斯·洛及尼古拉斯·巴特勒间的通信资料外，仅就个人目力所及的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丁龙文献的发现大约有以下一些进展。
迄今发现最早报道丁龙事迹的是《纽约论坛报》。它在一九0一年十月十三日用了大半版篇幅介绍了丁龙其人以及他捐建汉学系的义举，报道内容较为详尽。
一九0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哥大《观察者报》详细报道了清廷给丁龙所捐汉学系捐书的情况。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捐赠珍贵百科全书性质的《古今图书集成》来支持丁龙讲座教授席位，并介绍了这套巨著的价值及其对美国学者、学生和促进美国汉学研究的意义等。同年三月十一日，该报又报道了汉学系邀请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来哥大做讲座的情形，他的两场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图书馆”。哥大校长巴特勒亲自出席并介绍翟理思。在演讲中，翟理思盛赞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了解中国对西方的重要性，并介绍其时英国虽有五个汉学讲习，但却没有一个具备哥大丁龙教习所享有的条件。其实，这次翟理思的讲座是为了汉学系成立和邀请汉学教授而热身宣传的。可以看出，翟理思对此很配合而且很尽心。其后，一九一四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书，刊登了丁龙讲座教授及其赞助基金捐款二十二万五千美元的官方记录。
出版于一九一八年的《学校与社会》杂志详细报道了卡本蒂埃遗赠哥大和其女校各一百万美元的消息。其中专门提到了他追加遗赠三十万美元给丁龙汉学系。除了这些捐赠，他同时还遗赠基金给加州大学和医院等。这里还特意提到他遗赠给中国岭南格致书院两万五千美元。这篇文章报道，卡本蒂埃于此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一九二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宪章、法案、官方文件和纪录》第一卷第380 页专门给“丁龙汉学教习”设项。记载一九0一年十月七日校长和董事会设立这个讲席和系科的原委及捐款详情，并阐述了这个讲席的文化意义。这项官方记录显示经过追加，到那时，这项基金数目是二十二万六千二百美元。
丁龙的再次出现是在有名的文学期刊《纽约客》一九三一年三月號上。这一期有文章介绍丁龙事迹始末。它基本上忠于史实，只是把卡本蒂埃捐款数目说成了第一次十万美元、第二次五万美元。此文提到了当时的中文教授是王际真，那时有十八位学生，除了两位是中国人，其他皆为没有任何东方背景的白人学生。
请注意，到此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位中国人或在哥大留学的中国学者正式提及过丁龙的名字。
下面开始出现了中国人的有关记录。其中较早的是蒋梦麟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英文自传《西来潮》。可惜的是，在这本自传中，他对很多美国无聊琐事津津乐道，唯独对他学习四年并得到博士的哥大学习生活一笔带过。可见这里面有很多他不愿说或不能说之处。巧的是，他偏偏提到了丁龙。可惜他说的却全是错谬，造成了最早关于丁龙的误导。他在书里把丁龙说成是个洗衣工，把丁龙的捐款说成了富有戏剧性的“一袋金子”—因为那时对城市华人固定的形象是洗衣工或是淘金客，所以蒋梦麟生造了这个漫画场面。蒋梦麟在哥大留学四年，其时汉学系成立不久，存放丁龙原始档案处和汉学系离他的宿舍均不超过百步距离。只要稍微留点神他想获知事情真相并不难。
其后，五十年代胡适口述历史中也有片言只语提到了丁龙史实。其实，胡适应是最有资格和最应该说清楚这段历史的，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副导师夏德教授就是第一任丁龙讲座和汉学系的创系教授。胡适的“副修”是汉学，而他的博士论文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属于汉学内容，汉学系应该是他的母系之一。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刻意支吾了这一段。提到导师夏德，只是说了一些逸闻趣事。回忆中虽然提到了丁龙和卡本蒂埃建汉学系，但没有细节。而且，胡适的最大失误是他一字不提丁龙发起捐款，却声称是“卡氏乃独立捐资给哥大设立一席专治汉学的‘丁龙讲座’”。由于胡适的地位且他又是汉学系博士生当事人的身份，他的说法被认为权威，误导了不少人（《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资料是哥大原系主任富路特一九五七年撰写的建系简史文章。当年是它充实了我的研究。由于富路特写文时史料尚在，而且他是亲历现身说法者，故它比较真实且线索和条理都清晰，是忠信的参考文件。
此期给了我更多细节的另一资料来源是哥大东亚系的原教师蒋彝的英文著作《哑行者在旧金山》。蒋彝就在本系任教，书中他谈到丁龙故事比较详细，刻画了有血有肉的丁龙，而且手绘了丁龙、卡本蒂埃和富路特的画像（Chiang， Yee. The Silent Traveler in San Francisco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4， pp. 225-231）。
再后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刊载丁龙事迹的旧金山华人英文报纸，这是我二十年前到哥大校史馆寻找丁龙文献时丁龙名下的唯一一份文字材料，前文已经提及。
其后，唐德刚发表于《哥大图书馆专刊》一九六七年二月号的文章《善行：从慈禧到哥伦比亚大学》详尽介绍了建系伊始清政府向哥大捐书的情节和内容， 是一篇详实的史料记录（Tong ， Te-Kong.“From the Empress Dowager to Columbia： A Benefaction”，Columbia LibraryColumns， Volumes XVI， February 1967， Number 2）。
最后要提到的是利用丁龙故事做宣传且误导华人世界视听的董显光和钱穆等的传播内容。董显光曾为政客，一九五八年在香港讲演发表文章谈丁龙并虚构和衍生很多故事。钱穆则更离谱，在其《中国史学发微》中杜撰丁龙籍贯和卡本蒂埃身份，并称汉学系是在丁龙“死后”才建立等等。文章除了道听途说就是臆造，不仅史实混乱，而且给以后研究丁龙和寻找丁龙家乡等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误导（海龙：《大事小错：钱穆说丁龙》，载《文汇报》二0一七年九月九日）。
为什么丁龙事迹会被埋藏百年？这是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日久爬梳和研究，我基本上寻到了答案。
上节原始资料陈列显示丁龙捐款事迹当年并不乏文献正史记载。所谓埋藏云云，其实主要是它在华人世界不为人所知。哥大自二十世纪初丁龙捐建汉学系伊始就有着大量中国学生来此留学，其中不乏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化學者。他们中有很多后来成了名人、政客和各界精英，为何他们对这件当年应该让华人扬眉吐气的事件这样漠然，并不给予应有的宣传和介绍呢？这个问题不只我在问，当年钱穆在找不到证据而只能凭道听途说编造故事时也曾抱怨过：“余居北平教读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教授多数以上全自美国留学归来，亦有自哥伦比亚毕业来者，但迄未闻人告余丁龙事。”虽然无人告知真相并不是钱穆杜撰丁龙事迹的借口，但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年的留美学者对丁龙个案的确淡漠甚至无视。
他们不言说并不意味着不知晓此事。譬如前面我们列举蒋梦麟就曾借用这故事调侃中国人并臆想编造故事来遗患读者。而胡适本人受益且直接受教于丁龙汉学系，但言及此事亦故意语焉不详一语带过。我查考了丁龙捐建汉学系前后在哥大留学一批闻人中就有顾维钧、郭秉文、马寅初、胡适、蒋梦麟、孙科、宋子文、陶行知、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吴文藻等。他们都有可能跟丁龙事迹和汉学系有交集，而且这些人中不乏专治中国学问并且后来成为中国名校校长和著名教育家的。但是，他们著作中都缺少关于丁龙的这一笔介绍。
为什么呢？我发现，当年中国名人哥大回忆录或记录多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他们的写作当然要迎合西方人口味。在谈及中国人时常以高高在上的精英口气将底层华人面貌传奇化甚至漫画化是其惯技。这些旧时留学精英往往自外于普通人、劳动者和“苦力”，也比较无视下层人的贡献和苦难。查阅他们当年的资料和手记，这些人多不愿搭理底层人的呼吁。当年留学生极少融入“唐人街”的生活，故而蒋梦麟想当然地把丁龙写成“洗衣工”并杜撰了“一袋金子”的荒唐故事。反倒是西方人档案和记录比较真实列举了丁龙史实，上面列举资料和档案可证。此外，丁龙讲座教授富路特担任哥大的系主任多年，正是他撰写了哥大汉学系的建系史，较为详尽地记录并还原了丁龙捐建汉学系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