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被视为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旧有的封建制度被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日本自此走上了富国强国之路。长久以来，日本人也将明治维新开启的明治时代视为光辉四射的盛世。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将明治时代评价为“世界史上的奇迹”，是全体国民为追寻青天中的一朵白云而努力攀登的时代。“ 无论出生自何种社会阶层， 只要拥有必要的记忆力和毅力，就能当上博士、官吏、军人、教师……夸张点说，就能有如神助般地承担起国家重任。”（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越是这种蒸蒸日上的时代，人们越关注建构时代主旋律的英雄人物，而受时代洪流左右的小人物们则往往较少受到关注。

二0一八年适逢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本各地展开了大量纪念活动，日本历史学界也召开了多场以明治维新为主题的研讨会，重新思考明治维新的功过得失成为日本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除传统的政治经济研究之外，以特定社会阶层为主要对象的微观研究大量涌现，关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命运成为明治维新研究的新突破口，这一趋势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横山百合子的著作《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若要考察明治维新给小人物生活状况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先明确明治维新对旧有社会秩序造成了何種影响。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社会秩序被概括为“身份等级集团”制度。所谓“身份等级集团”是指担任同一社会职能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例如村中百姓组成农民集团、町中商人组成商人集团。各集团均承担公权力赋予的某种公共职能，农民集团有权从事农业生产、管理公共用地、共同兴修水利，但同时必须承担年贡。同理，从事皮革制造的集团有权垄断皮革资源与相关生产设施，同时又负责上贡皮革和执行各种刑罚。换言之，从事不同行业的集团在维持生存与生活的前提下，必须承担某种公共职能，这一职能又逐渐形成特殊权利，统治者承认各集团的特殊权利与自治能力，依靠这些集团进行间接统治，这就是所谓“身份等级集团”制度。从现代法律的角度而言，“身份等级集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各社会集团在享有特定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权利越多义务也就越重。有日本学者将这一社会秩序的特征概括为“没有绝对赢家与输家”，武士阶层虽然地位高贵、身居要职，却因肩负过多的公共职责而囊中羞涩，而身份卑微的商人却因独占商业特权而腰缠万贯，对等的权利与义务维持着社会的平衡。

明治维新所打破的正是这种社会平衡，进而以自由与进步的理念构筑了全新的“竞技型”社会秩序，有能力者可以成为有如神助的绝对赢家，而没能追上时代潮流者则会成为无立锥之地的绝对输家。原本不被允许经商的武士靠炒卖地产暴富，世代从事屠宰业的屠夫却被国有企业逐出市场。从国家形态与政治体制而言，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变革无疑具有进步性。然而，正是在这种进步的时代，弱势群体的悲鸣才容易被胜利的号角所掩盖。因此欲全面地认知新时代，就需要关注前一个时代的弱势群体，考察他们在新时代的境遇是否改善。

在明治时代之前，妓女与贱民是日本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弱势群体，是名副其实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妓女作为商品公开进行交易，而处理死牛死马的人则被视为贱民， 不得与一般人杂居。明治维新后不久， 政府先后发布《贱民废止令》与《娼妓解放令》，要求各府、县平等对待曾经的贱民，允许其自由选择职业与居住地，同时无条件解放所有妓女，不受理与卖身契相关的任何财产诉讼，只允许基于本人自由意愿的性服务行为，试图借此建立全民平等的社会秩序。从政治学角度而言，《贱民废止令》与《娼妓解放令》是对旧有封建等级秩序的根本否定，体现了近代民主制国家的自由与平等原则，这无疑体现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性与进步性。但是，当聚焦“被解放者”实际生存境遇的变化时，我们却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未如学术推论一般。

横山百合子在《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中专设两章，分别对妓女与贱民在明治维新前后的生活境况进行了对比。在明治维新以前，二者都形成了各自的身份等级集团，在承担义务的基础上，享有自己的特殊权利。妓女们聚集于吉原与深川两地，与妓院经营者共同构成一个身份等级集团。政府将吉原与深川定为合法提供性服务的“花街”，在花街外进行的一切性服务皆为非法。合法的经营者与娼妓分别被称为“游女屋”和“游女”，负责统管江户的性服务行业，而非法经营者和娼妓则被称为“卖女屋”和“卖女”。“游女屋”和“游女”有义务揭发“卖女屋”与“卖女”的违法行为，以维持性服务业的秩序。换言之，花街的妓院垄断了整个江户的性服务行业。

从整体而言，由妓女与妓院经营者组成的身份等级集团保持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但如果深入到身份等级集团内部则会发现，妓女与妓院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却并不对等。妓女是妓院经营者谋取利润的生产资料，虽说高级妓院的妓女生活条件较为优越，但大部分利润仍然收入经营者腰包，而运营成本微薄的中小妓院则会强迫妓女连续服务六七位客人，或对妓女施加酷刑，或不给食粮。有时只给妓女少许劣质食粮，致妓女患病，亦不请医者探诊，很多不堪虐待的妓女选择自杀或放火复仇。即便如此，政府也很少插手花街内部的管理。之所以不插手，是因为明治维新之前的身份等级制度允许各身份集团进行自我管理。虽然妓女受到了残忍的剥削，但是在其他身份集团的人看来，妓女的待遇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妓女的工作与手艺人的学徒并无本质差别，均受本身份集团内部特有的规则管辖。因此，经济陷入窘境的农民、町人家庭均会主动将女儿、妻子卖到妓院，也正因如此，合法的妓女并不以自己的行为为耻，其他身份集团的人也不会蔑视妓女。

明治维新虽然在制度上解放了妓女阶层，但缺乏谋生技能的妓女往往只有两条出路，或“自愿为娼”，或寻得意中人靠结婚从良， 除此之外再难有别的出路。横山百合子选取妓女阿悴作为考察对象。阿悴被迫在三州屋为娼，但多次逃跑，躲到一直关照她的常客石原菊次郎家中。阿悴不断向石原菊次郎哭诉自己的境遇，最终将其打动，石原菊次郎愿意替阿悴偿还借款，并向东京府提出请求，通过结婚拯救阿悴。可见，在明治维新初期，大部分人依然延续此前的思维逻辑，将花街视为合理的存在，妓女并不是歧视的对象，而是底层身份集团中的一分子，因而身份地位与其类似的菊次郎才会竭尽全力地试图帮助阿悴，阿悴也能光明正大地请求东京府批准其结婚。阿悴的行动源于近世社会对性服务行业的默认态度，也是日本底层民众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肯定。

对妓女而言，明治维新带来的变革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众对妓女的态度在政府的导向下开始发生变化。一八七六年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要求警视厅及各地方官负责取缔并严惩卖淫行为。自此开始，政府的公文书中频繁出现“卖淫”“阴卖女”“淫卖女”等词语，无论公娼私娼，妓女不再被认为是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受害者，而是“自愿为娼”的卖淫活动主体，这一认知变化体现了重视个人自由意志的西方自由人权思想对重视集体行为的日本传统认知的影响与冲击。政府对妓女的新定义逐渐被民众接受，社会舆论对妓女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明治维新之前也有部分人蔑视妓女， 使用“ 卖女” 等歧视用语，但明治维新之后，民众对妓女的同情与阶级认同感普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伤风败俗的社会异物的蔑视与嘲讽。社会舆论的变化导致性服务经历成为女性无法洗去的污点，妓女本人也开始蔑视自己，最终成為无法发声为自己辩解的卑微存在。明治维新没有为妓女在新社会中预备新的谋生之路，反而将妓女从原本的底层身份等级集团中剥离，并置于社会大众的对立面，妓女们不得不背负前所未有的污名，再难有人能像阿悴那样堂堂正正地向意中人求婚。

如果说妓女是因明治维新而背负污名的“ 被侮辱者”， 那么贱民则是被夺去特权的“被损害者”。明治维新以前，贱民拥有行乞及获得死牛死马的特殊权利，因此垄断了日本的皮革制造业，虽谈不上攫取暴利，却让贱民集团甘愿承担多项公共事务，除上缴被称为“ 绊纲钱” 的税银外，还负责更换鼓皮、上贡灯芯、执行刑罚、处理死尸、接送囚犯等。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发布了《贱民废止令》， 过去的贱民在身份等级与职业选择上获得与一般人同等的待遇，但不再享有皮革业垄断权，禁止聚居一处。与妓女类似，除屠宰牲畜、制作皮革外，贱民阶层没有其他生存手段。因此，虽然被赋予了职业选择自由，但贱民阶层在明治维新后仍主要从事屠宰与皮革制造工作。贱民的领袖弹直树在明治维新不久后便率领贱民进军制靴行业，主动从欧美引进先进技术，甚至成功与政府签订大宗军靴制造合同。然而，与财阀勾结的明治政府不可能让无权无势的旧贱民集团继续垄断皮革行业，合同签约不满一年， 政府就突然终止了合同，将包括军靴在内的皮靴经营权委托给三井财阀，过去的贱民集团被彻底逐出世代赖以生存的皮革制造业。

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开始效仿欧美人食用牛肉，一时间牛肉需求大增，这给予了曾经的贱民们一线生机。一八七五年，牛肉批发商福井数右卫门等人在文部省的指导下，成立了牛肉屠宰特许公司，自此政府开始积极干预牛肉产业。虽然屠宰场由牛肉批发商管理，但实际操刀的屠夫自然是经验丰富的贱民集团出身者。牛肉批发商并非一对一地雇佣屠夫，而是与整个屠夫集团签订合约，报酬也直接支付给整个集团。屠夫集团拥有极强的自治权，可以决定屠宰场的工作细则。虽说批发商支付的报酬极为低廉，但曾经的贱民们毕竟找到了活用一技之长的谋生之路。可是好景不长，与财阀勾结的政府很快将触手伸向了牛肉产业。一八七七年，警视厅宣布屠宰场必须交由警视厅直接管辖，一八七九年又宣布要将屠宰场卖给民营企业。这一时期，明治政府正在转变维新以来的殖产兴业政策，逐步将国家投资兴建的国有企业廉价卖给民间企业，推进全产业的民营化，而廉价购得国有企业的往往是与政要勾结的财阀以及藩阀官僚的亲信。屠夫们虽试图维护屠夫集团的自主性，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政府与财阀构建的资本主义企业秩序，或被企业一对一地雇佣为廉价劳动力，或被彻底逐出屠宰业，沦为简单体力劳动者。

明治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可以凭一技之长改变家族命运，底层落魄武士能够凭借过人的财会能力跻身政府高官之列（磯田道史：《武士の家計簿》）。明治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原本在身份等级制度保障的特权与责任中获得安生的底层民众突然被抛到激烈而不平等的社会竞争中，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明治维新打破了责任与特权对等的身份等级逻辑，带来了社会各阶层间前所未有的高流动性。活跃的社会流动性是促进国家发展与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但必须辅以切实的扶贫政策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然而明治政府不但没有扶贫，反而与财阀合谋攫取底层民众的利益，甚至带动舆论歧视底层民众从事的特殊职业。因此，明治时代的社会流动是以剥夺底层民众的利益与尊严为代价的。时代的进步往往会伴有牺牲者，对以妓女和贱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而言，明治维新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的解放，有的只是新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