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后五四时代的家庭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潮

——以《中国青年》《生活周刊》《申报》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2-05-19 0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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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在民初中国知识人的价值世界中的正当性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一方面是家庭、家族的存在被指控让中国人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过度眷恋和依赖于家族共同体提供的生活和庇护;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家庭形象在清末民初欧风美雨席卷中国知识界之后,更是发生剧烈的变化,家庭甚至连个体的私德都无法确保,而只是一个全面而系统地压制个性和自由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家庭成为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改造世界就必须从改造家庭和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就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逻辑通道。

   后五四时代的中国青年并未如其所愿获得一种彻底的解放与完全的自由,个体的生命与传统的家庭、家族仍旧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使从家族中出走的青年人,面对如无物之阵的社会也会感到一种无处着手的愤懑与无力感,作为一群最早接触新文化、新思潮与新观念的个体,无法迅速地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来安身立命。对未来的强烈憧憬与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形成了一种复杂而极具张力的感觉结构,这种基于个体生命感受(未必完全符合个体的经验事实和社会真实)的公共表述与感觉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后五四青年人对于家庭、社会与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一言以蔽之,家庭成为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改造世界就必须从改造家庭和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就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逻辑通道。余英时先生在引述了傅斯年、陈独秀和熊十力强烈批评家庭制度的言说后指出:“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位新儒家——这是中国二十世纪三个互相排斥的思想流派——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这也许要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由此也可见‘五四’反传统的声势多么猛烈,中国知识界的价值观念真正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本文旨在从后五四时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份报刊尤其是这些报刊上的读者信箱出发,试图呈现后五四时代青年群体如何通过与编辑的通信来呈现个体性的家庭、婚恋等苦痛,而编辑又是如何将这些苦痛纳入一个阶级抗争与家庭革命的大叙述之中,进而影响了众多中小知识青年对于共产革命和左翼文化产生认同感的历史过程。

   一、“冲进社会”还是“回到家庭”:青年群体的两难困境

   中国传统大家族在过渡时代风雨飘摇,问题丛生,而社会更是千疮百孔。面临失序,身处家族与社会之间的青年群体对此感受最为深刻,可以说他们处于一个左右为难、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个群体的恋爱、婚姻、求学和择业等都受制于家庭的状况,他们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但又往往无法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尤有进者,家庭和家族对于这些人外出求学往往是提供了实质上的资助的,但在大家族和小家庭的优劣比较论述的影响下,以及个体在都市生活里的挫折与愤懑等情绪的刺激之下,他们往往对于所出身的家族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结构和认知模式。1926年《中国青年》曾刊发一个读者濮铁符致编辑萧楚女与恽代英的书信,其中写道:“然而我的家庭,我的亲友都这样希望我,不愿意给我停学。在这里我的难题就到了。劣绅土豪是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打倒的。资助我升学的那班人都是C县的现任绅士,内中就有为人们认为是劣绅,土豪的,那末,我接收他们的资助,岂不是有与土豪,劣绅勾结的嫌疑了吗?岂不是于道德上有防碍了吗?”这种感觉结构和认知模式经常会引导他们过度地夸大传统家族对其人生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夸张的论说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青年人的认知。

   女性问题在有关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中尤其引人注目,而对于女性问题的论述就成为报刊和知识人是否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判定尺度。《读书生活》曾经围绕女性在这个变革时代的角色与选择做过简短的编读往来,对其加以讨论。编者在答复读者的来信时指出:

   在本刊第二卷十二期和第三卷一期里,我们有两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一篇是批评陈衡哲女士教女子“不要脱离家庭,而使儿童失去他们的母亲”的意见,我们的答复是要努力冲进社会,不要成为家庭的奴隶。另一篇是一位脱离了家庭而没有办法生活的女士的特殊问题,我们给她的解答是:如果家庭可以暂时凭依,为了吃饭,就暂时到家庭里住一住也不要紧,只要自己能够努力,不要被家庭周围的一切同流合污,只要自己能够利用家庭的地位作为自己向前的出发点。

   在两篇文章中,我们的意见本来是一贯的,就是说,一个女子在今日生活的目标,始终应该以“冲进社会”为主,不论是直接冲进去也好,直接冲进去如果不可能,借着家庭做暂时的桥梁也未尝不可,只要她能够坚持着尽她变革社会的一份子的任务。

   从上引论述来看,左翼期刊基本上是鼓励和支持女性从家庭空间里脱嵌出来,与社会实现对接,而社会本身又是问题缠结的,刚与家庭决裂的“娜拉”出走以后还得承担“变革社会”也就是改造社会的重任。因此,改造自我、改造家庭与改造社会就成为各种接触新思潮群体的青年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读书生活》编辑曾指出了女性在这个时代的两难困局:

   我们应该知道女子回到家庭或是冲进社会,这正是一个矛盾;这一个矛盾,它正是社会上一种现实的反映。因为在目前,一切的家庭都正在那里破坏;比方家庭事务的逐渐社会化,以及家庭生活的不能维持,这一些事实,正是把成千上万的女子赶出家庭去。同时,社会的不景气,失业人数的增加,女子们在社会上很难得到相当的职业;并且这一些事实,又使得现社会的掌握者感到极大的困难,于是又只想把女子完全叫回家庭去。在这一个现实上的矛盾还不曾好好地解决以前,女子们这种“一只脚踏上两条路”的苦痛,是没有法子根本免除的。

   对于民国时期的新女性来说,婚姻家庭问题是限制她们求学、独立和进入公共领域最大的阻碍之一。当时《申报》一个读者罗淑清就婚姻问题写信给“读者顾问”栏目的编辑如此倾诉内心的痛苦:“我也冒过几次险和他(指其男友)在公园谈心,彼此更形投契,可恨我虽想否认这纯粹专制的婚约,脱离这不具生产能力、不合性情的未婚夫,但我这样的陈腐家庭,纵然把我私衷向父母说明白,也决不能遂我所愿,我的将来绝望已极,我听说夫家不久将要看期娶我,不啻我死期将近。先生常说自杀是切不可,我一朝出嫁到僻乡荒镇榨取平民血汗的土豪家中,决绝我意情投契的爱友,我觉是生不如死,惟先生雾海南针,请示答复。”一面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朋友,一面是性情不合的未婚夫,夹在其中而未能摆脱自然是一种巨大的苦恼。编辑回信表示同情,鼓励她摆脱家庭的桎梏,冲入社会寻求一个独立的人生:

   然而以如此有志力学,毅然欲有所树立的女子,竟为旧式家庭所束缚,为不自由的婚姻所痛苦,又不禁为之废书三叹,并至以无积极援助女士之力为恨!……不然的话,你们若果真是两情相爱,那就脱离家庭到工厂作工,独立生活,互相帮助,虽然在物质方面苦一点,但在精神上当可以得到一点补偿。婚姻问题,是现代社会问题之一,若果社会问题不根本解决,这种问题是不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在此,具体的个人性的婚姻问题被成功置换为整体性的社会系统问题,这自然强化了解决具体个人问题的难度,却也可能刺激了读者的心智生命,让他们感觉个体的压抑和痛苦与他人的类似情感是息息相通的,私人情感由此被社会化和类型化,成为一种导向社会抗争的精神动力。

   192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等观念的进一步普及,导致五四时期兴起的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浅薄的人道主义,而阶级区分和阶级论述成为公共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话语方式。五四时期强调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也迅速被边缘化。取代五四启蒙话语的阶级论述最核心的要旨就是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等截然对立的两极,而家庭问题等被嵌入这个框架后就转变成了阶级问题的表征,一个家庭共同体的内部矛盾就成为阶级矛盾的表征。当时《中国青年》发表一篇讨论革命青年家庭观的文章时就指出了这一面相:

   真正革命的青年,对于家庭,当然有他很好的见地和对付的方法;他们固然不愿“独享天伦之乐”,也不像浪漫青年的主张,不顾家庭的经济生活情形,而完全脱离或仇恨家庭;他们不提倡所谓宗法社会之成训,“为人子止于孝”“父母在不远游”,可是他们也绝不作父母夫妻儿女谋衣食的牛马,升官发财的奴隶;他们不愿不顾实际的唱“独身”的高调,却也不愿作“找爱人”的勾当,迷恋“闺房之乐”。他们看得很清楚:在资本帝国主义现社会中,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不平等条约关税协定的锁链,机器工业发达的国家,将物美价廉的商品侵入了内地,战败了我们农业国手工粗糙的货物销路,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加之军阀们受了帝国主义的指示,接续不断的抢地盘的战争,残忍的蹂躏弱小百姓和无产的工农!这样,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已大批的渐入于崩坏的状态,无产者的家庭,更无存在的可能了!惟有极少数的资本家,可以“家人父子”的团聚着,享不尽的天伦之乐事!因此,革命青年就教训了自己:偷安于家庭,或被其屈服作了奔走衣食的牛马。他不惟是欠缺坚强意志的懦夫,而且是一个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社会蠹虫!他们根据自己认清了的“为甚么要革命”的见解,只有脚踏实地的努力于伟大的革命工作,求人类之真正自由平等,家庭问题,仅仅是他们千万个问题之一,只有在社会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解决家庭问题。

   换言之,家庭问题成为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产物,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未能幸免于难,陷溺在西力东渐的苦痛之中。只有极少数的资本家将个人的家庭幸福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剥夺之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走向革命,革命既能简明扼要地解释清楚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伴生关系,又能给出一个未来世界之“真正自由平等”的承诺。由此可见,这种有关家庭问题的阶级论述既诉诸理性的说服,也诉诸情感的动员,形成一种所谓共通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在各种有关家庭与个人解放的论说的不断刺激之下就会不断发酵,继而达到一种濒临爆裂的临界点。

   家庭问题与社会改造的论述形成一种彼此勾连的因果链条,家庭问题成为社会危机的缩影,而社会改造也就成了解决家庭问题的关键途径。传统中国退隐在家庭和家族生活城堡的个人,就在这种强势而单向度的主流论述中被牵引到政治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思想和观念就不再是社会历史演变的机械投影,而成为引领社会历史结构发生变动的“火车头”。若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考察,五四之后1920年代的青年,正好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在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个世代青年,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取向和社会生活方式,与传统科举制下的读书人几乎完全迥异。这一代人到了五四及后五四时代,正好是政治参与意识强烈而身体和心智又相对成熟的时期,而那些拥有传统科举功名的精英在这二十年的历史演变中社会影响力逐渐式微,可以说,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一个社会精英发生代际更替和权势转移的历史时刻。共产主义等思潮借助民族主义的论述成功地吸纳了这个群体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左翼文化运动由此而蔚为大观。《中国青年》特别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学生在今日所受的痛苦是求学不安,与职业恐慌,二者都是中国混乱的全部现象的一面。教育经费的缺乏,全由于财政破产,人民的血汗全为军阀掠夺以充军费,为列强所侵吞以偿外债与赔款。军阀盘踞政府不让政治清明与列强霸占中国市场不许工商业发达是使学生不能于学成后寻得职业的唯一原因。学生的家庭既受军阀与列强的搜刮,压迫摧残,学生有求学不安与将来失业的恐慌,这些困苦不是一部分一部分所能单独解决的,不是靠提倡教育独立或职业教育所能解决的,只有靠改造社会将社会改造的障碍清除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列强的学生多半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子弟,列强的工业发达,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国家握有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所以他们能安心求学与学有所用。他们在社会上不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无改造社会的志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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