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太:谈谈我的社会语言学治学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2-04-21 19: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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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太  

  

   我做了一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做得并不是很好。今天我想敞开心扉具体谈谈我的学术生涯和一些想法与体会,像这样比较详细具体地讲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报纸、杂志上或某些专书对我也有所介绍,但是我还没有接受过这样一种座谈式的访谈。

  

   一、我的学术成长历程

  

   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绍我的个人身世,因为这个跟我后来走上社会语言学道路有关系。我生长在闽南地区一个贫穷偏僻的山村。大家知道闽南是侨乡,我也有华侨背景,但是华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都很富有。闽南地区的侨民大都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泰国、缅甸等,我的家人主要是居住在菲律宾。自我懂事以后,祖父与伯父先后去世,老实忠厚的父亲不善于生意的经营,原来日子不错的家世开始衰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苦,在农村所有的农活都做过,砍柴、割草、放牛、挑担什么都干过。讲这个的原因,是想说我母亲虽然只念过一点私塾,但是在这种非常苦的日子里,一直想办法让我读书。而这种苦难的经历也培养了我一种乐观、顽强、奋斗的人生态度。母亲时常教育我:“人活在世上要不怕苦”,“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样一种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

   那时候读书学费很低的,但就我家的困难来说,那很少的学费都很难支付,我母亲就是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念书,一直读到高中。1951 年,我高中二年级还没有毕业,但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急需培养人才,大学招生时可以提前报考——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我高二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大学。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吃、住等一切生活费都由国家包了,又不用交学费,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每个月还有 7 元的助学金。因此可以说,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走过的这些路来看,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人对自己来说要乐观自信、顽强奋斗,对社会、对国家要有一种感激、报恩的心情。从我的经历来说,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培养我们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应该关心社会、回报社会。因此我比较热心社会工作,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在班级、学校担任一些社会工作,与同学、老师及校外的一些人接触较多,又常常走进社会,现在想来这也许与后来走上社会语言学研究之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平时与社会接触较多,感觉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密切关系的,有些研究与我平时所见所想有所接近, 这就引发了我对社会语言学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语言学与文学专业没有分开,课程的设置也是文学较多,平时读书、写文章,大家也都会选择文学,没有人选择语言学。当时厦门大学的洪笃仁先生(《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之一)、黄典诚先生对语言学研究造诣较深、知识面广,对我们也很有影响。洪先生出题的论文要求较高,同学们面对论文题目比较畏难,而且平时重文学,所以都不愿选择语言学的论题做论文。当时我是学生干部(校学生会副主席),又是班里仅有的两名中共党员之一,要起带头作用,别人不愿意做的,我们来做,所以我和郑文贞都选了语言学题目。他的论文题目好像是修辞方面的,我的题目是《从汉字形、音、义的矛盾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有其他两三篇语言学题目,如毕业后分配到中山大学、后来又调到暨南大学的陈垂民教授做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的题目。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以后所走的道路与大学期间做的这些论文题目很有关系。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语言学研究是不懂的,读书也不多,于是为了完成论文,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阅览室,特别是星期天,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那时候有关文字改革的著作比较多,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很多,条件相对较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约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我看了不少有关的书和资料,思考了有关问题,最后按洪笃仁先生原定的题目写成论文,被评为优等。论文原稿至今还保存完好。

   事实上我的学术背景还是汉语口语和汉语方言。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部做干事,同时担任中文系主任林莺教授的助教,辅导民间文学课。尽管这与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有距离,但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方言研究是有帮助的,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无形基础,因为民间文学所接触的民间文化很多、很丰富,与方言有密切关系。在厦门大学工作一年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罗常培先生任所长,吕叔湘先生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吕先生安排我和龚千炎当王力先生的助手,跟王先生学习研究古汉语词汇。王先生那时兼任语言所的研究员,他具体指导我们研究《论语》词汇,并安排我们在北大中文系进修。几个月后,教育部与语言所合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三期开学,吕先生在征得王力先生同意后,调我们回所参加语音研究班学习。我之所以说我的学术背景是汉语口语和汉语方言,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我接受了语言学的严格训练,而且从此逐步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很好的老师,丁声树先生教我们音韵学,李荣先生教方言调查,徐世荣先生教北京语音,周殿福先生教国际音标,这几位先生都非常尽心,整天都住在研究班教我们。还有两个师资很强的辅导组:比如方言音韵组,有侯精一、张盛裕、金有景、高玉振、白婉如、钱曾怡等;北京语音辅导组有孙修章等。除此之外,经常来讲课的还有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张志公先生、吴宗济先生等。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差不多每天都从早到晚接受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学习结束后,我被派到方言研究组,跟随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学习调查研究方言,从那时起真正开始了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主要是参加昌黎方言调查。李荣先生认为,我是福建人,要想把方言研究好,首先要把自己的母方言研究好。他要求我调查研究闽南话和福建方言。那时全国正开展方言普查、整理,要对已调查的方言材料进行复查,并编写方言概况。我参加了整理福建方言的工作,于是就有机会深入闽中、闽北,在一些县里调查、复查方言,并参与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方言调查研究,既要研究、分析方言,也要接触了解社会,所以方言调查研究成为我以后研究社会语言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口语研究也产生了兴趣,因而写了几篇口语方面的文章,如《谈谈口语问题》,以及关于语言美问题的文章,还有 1983 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的《略论汉语口语的规范》,较早提出了汉语口语的规范及普通话水平分等级的观点,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我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利的方面。因为研究方言首先要进行方言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又要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以及相关的地域文化。方言调查中自然要接触社会,并研究方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口语也是一样的,口语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形式,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口语变异现象非常丰富,这些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即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是相吻合的。这些对我研究社会语言学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我是怎样对社会语言学产生兴趣的

  

   本来我对社会语言学一无所知,虽然读过一些国内有关社会语言学的著作,比如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陈原先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等,但是读得都不深入。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各学术领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那时我在语言所和《中国语文》杂志工作,阅读了国外语言学资料与其他杂志上介绍社会语言学的文章,还有祝畹瑾先生翻译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包括她编辑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我一看到这些文章就非常感兴趣,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语言学的影响。由于当时的外文资料很少,加上我的外语水平受限制,不能读原著,因而凡是看到有关的翻译资料都借来阅读研究,我深深感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及文化的关系的,是研究社会语言变异现象的,是很有活力、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前面已经讲过,我从小关心社会,个人经历中接触社会也较多,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方言与口语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深深感到我国的语言与语言生活丰富复杂,社会语言的变异多种多样,可供研究的课题很多,因此我不自觉地喜欢上了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的涉及面很广,有宏观社会语言学,也有微观社会语言学;有理论社会语言学,也有应用社会语言学。我本人对两个问题比较关注,就是社会语言变异和语言规划。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与我的工作和个人兴趣有关。社会语言千变万化,而我平时又较关心社会语言的使用和社会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语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从事社会语言的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而语言的使用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与差异,这就必须进行很好的研究与规范。因此我很关注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在这方面写了一些东西。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参加关于语言美的活动,并就这方面写的几篇文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完成的。还与于根元合写了《语言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小册子,罗竹风先生在作序的时候评价说:“这实际上是一本普及社会语言学的书。”在调查研究方言的时候,比较早写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是 1982 年与李如龙教授合写的《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那时我同李如龙教授去福建宁德调查方言,也想了解那里的畲语情况,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碗窑闽南方言岛这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那时正值春节,我在去参观军港码头的路上,听到一个小学生说的方言不是当地的宁德话,而是闽南话。我就问这个小学生怎么会说闽南话,是不是从闽南来的,他告诉我他们全村都是说闽南话的。当时我就猜测这可能是由闽南移民形成的方言岛。于是第二天我先去村里做调查。村子很大,村民大都是从闽南的南安和永春一带来的移民,大都以烧制陶瓷为生,几乎都说闽南话。大家知道,闽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方言与方言之间不能沟通,闽南话与属于闽东话的宁德话也不能通话。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语言能力很强,与当地人基本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这除了他们学习当地宁德话的原因外,可能和原来的方言已受当地方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关,后来的调查结果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发现碗窑话的语音、词汇系统,特别是韵母和常用词汇的变化很大。就韵母来说,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少 20 多个,初步分析与语言的社会应用有密切关系,于是用碗窑话与泉州话的韵书和地方戏曲脚本相比较,发现碗窑地方老一辈人所使用的闽南话比 200 多年前的泉州话还要古老,而青年一代的碗窑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语言迁移离母地越远,可能保存母地语言的成分就越完整,如闽方言在语音方面,粤方言在词汇方面保存中原地区和中古时期的语言成分最多,就是因为离母地远了,母地语言已经发生变化,而迁移的语言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较少。当然,在语言的演变上,有些相关的理论可以进一步探讨。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有关碗窑方言岛的研究看似是方言研究,实际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后来我又写了一些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文章。比如《汉语的人名和人名用字》《略论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关系》《方言与民俗》《语言变异与社会及社会心理》《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 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叫卖语言初探》等。《叫卖语言初探》这篇文章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录制叫卖声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后写成的。叫卖语言是一种单向的言语交际,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语言研究范围,过去没有人从语言学角度涉猎这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同胡士云、徐幼军合写一本研究叫卖语言的书稿,初步探讨了叫卖语言的特点与规律。1998 年,我与许嘉璐先生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时要收这本书,但是我自己对它不太满意,觉得书稿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要改得好一些,恰逢那时我身体不好,没有修改完成,所以这部书稿一直没拿出去出版,作为未刊稿保存,等以后再说。叫卖语言是一种领域语言,应当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当时有人批评我,不对当务之急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去研究叫卖语言是不务正业。听了这些批评,我不服气,认为这是对这个研究的价值不了解,对领域语言研究的不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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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 》2022 第7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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