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索未:照料研究的探索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4 次 更新时间:2022-03-03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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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索未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等现象的出现,“照料危机”成为一个显性的社会议题,也涌现了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前沿理论视角的引入和本土经验研究的探索。本文简要回顾近期我国照料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以期为今后的学术探索提供借鉴。


“照料”宽泛地指维持人们日常生存以及代际更替的工作或活动,对应英文Care一词。在不同理论脉络里,学者往往采用不同的“概念”或赋予Care不同的中文翻译。例如,政治经济学常用“社会再生产”的概念,医学人类学多用“照护”,女性主义经济学或劳动研究多用“照顾”或“照料”,而伦理学领域多用“关怀”。


多重理论视角反思照料价值


随着“照料危机”的全球蔓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重回公共视野并持续发展。再生产理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脉络,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张力视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之一,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再生产关系的边界划分及管理。该脉络下的研究长于从宏观角度分析特定社会体系下的再生产政治及其历史流变。例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体制的分析,指出在男性主导的资本、国家、劳工运动的运作下,社会再生产在工业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形态。


交织性/交叉性视角更多聚焦在中观层次,考察照料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其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交织性/交叉性理论缘起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对以白人女性经验为基准的性别分析的批评,强调将性别、种族、阶级等视作权力动态作用的结果,并对多种权力关系的交织作用进行整体捕捉。例如,伊夫林·格伦(Evelyn Glenn)阐述从19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至今,照料劳动如何在市场、家庭及社会群体之间不断重新组织,种族、性别、阶级如何成为组织照料劳动的核心原则。


女性主义经济学着力探讨照料劳动的经济贬值和经济惩罚,反思主流经济学的预设,探索如何使照料劳动获得“可比价值”。照料者的劳动报酬和社会地位较低,劳动价值被严重贬值,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例如,照料所需要的关系性技能(感知他人需求、沟通、亲和力等),往往被视为女性的“天性”或“本能”,未被赋予足够的社会认可和市场价值。而照料者的情感投入和道德责任,构成 “爱的囚徒”困境,合理化其低薪酬。此外,照料的“公共物品”属性,一定程度上难以通过市场原则来计算劳动价值。


医学人类学注重从道德实践角度来讨论照护/关怀,进而反思主流道德和规范。这与女性主义伦理学一脉相承,强调照护/关怀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联结自我与他人的方式而广泛存在。例如,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照护》中阐述照护如何成为一种重整地方断裂的道德秩序、深刻回归人性的实践。安玛莉·摩尔(Annemarie Mol)提出了“照护的逻辑”:以一种广义的病人或残障者的视角去审视和构建自身生活,与环境中的“非常态”共存。该视角重新定义何为“正常”,反思占主导地位的“选择的逻辑”的排斥性及其与照护实践之间的悖论。从照护的逻辑出发,接纳选择带来的失败,在既有结果上持续进行积极修补,得以体验“生活的要义是如何过生活”。


捕捉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新变化


在经验研究方面,家务和照料劳动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及其后果的研究继续深化。不少研究捕捉到家庭性别劳动分工的新变化,探讨突破私人化、女性化照料分工的可能性。例如,佟新、刘爱玉根据对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尽管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出现了约1/3的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作者探讨了家务劳动的情感属性以及两性共同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杨可、陈蒙、钟晓慧等的研究指出了城市中产阶级母职的新转向——“管理化”和“教育化”,育儿成为团队工作,母亲成为“总管”,对子女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决策,将日常照料外包,重心置于教育。这背后依托我国家庭代际合作育儿以及市场化照料的兴起。新近研究还关注到“社群育儿”的实践,比如施芸卿、李洁等对城市妈妈“抱团养娃”的个案研究,考察女性互助育儿共同体的建立,探讨儿童抚育走出家庭、走向社群的意义与途径。


迁移带来的家庭变迁也得到不少关注,尤其是迁移过程中家庭性别分工的变化与再造。例如,蔡玉萍、彭铟旎在《男性气质妥协:中国的农民工迁移、家庭与性别》中,描绘了农民工家庭变迁的复杂过程和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并解释特定的性别化机制和家庭关系的出现。尽管绝大多数男工自认为是主要养家者,迫于经济压力,他们同意妻子放弃照顾子女到城市打工,但在让渡经济权力和参与家务劳动方面出现了巨大分化。与此相呼应,肖索未、汤超萍的研究指出迁移女工母职认同的双重面向——经济供养与生活照料,挑战了抚育优先的母职界定,并通过“远程照料”“阶段性迁移”等方式来弥合双重面向之间的张力。王欧基于对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工业区的田野调查,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的再生产机制。现行劳动体制向留守家庭转嫁再生产劳动,强化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和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促成留守儿童参与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化,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奠定基础。


探讨照料的市场化和制度安排


近期也涌现了不少关于市场化照料的研究,回应了照料活动日益市场外包和机构转移的现实。这有助于突破将照料视为“私领域”的观念,重新审视照料安排及挑战。一些质性研究融合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的传统,剖析照料劳动的特殊性(如涉及大量的情感劳动和身体工作),探讨市场化后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的亲密边界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梅笑、刘育婷、苏熠慧、吴心越、朱剑峰等的研究。此外,也出现了一批大样本的量化调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三个团队分别用被访者驱动方法在多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家政工劳动和生活的整体状况,为打开家政服务的“黑箱”提供重要数据。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我国家政业具有一定共性,例如照料工作的内部分化和组织化趋势等,也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差异。


照料的组织与宏观制度安排密切关联。一些学者对我国的照料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如岳经纶、范昕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儿童照顾政策,指出我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经历了“建构—解构—部分重构”的变迁,而佟新、陈玉佩探讨了我国城镇儿童抚育政策变迁背后的理念和知识竞争。徐明强、万笑男等的个案研究考察了计划经济时期城乡集体化托幼组织的兴起和幼儿照料社会化的实践,为反思当下家庭化为主的儿童抚育模式提供对照。这背后都涉及国家关于照料的价值界定和市场改革后生产—再生产关系调整等核心问题。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梳理了其他国家的照料体制和照料政策,探讨了具体政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差异化的政策效应,为我国建立合理的照料制度提供了借鉴。近期,马春华等学者将思考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式照料”转向国家如何支持“非正式照料”的制度设计上。


未来展望


理论视角的引入和经验研究的发展打破了照料为“私领域”家庭事务的常识认知,指出照料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复杂变动的系统,跨越“公”“私”和“有偿”“无偿”,结合“市场”“国家”与“家庭”。未来研究首先要加强对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照料实践的深层理解,一方面,描绘多样化的照料组织方式,打破“标准化”家庭的认识误区,从多元视角来理解家庭照料运作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解释不同群体照料实践的差异,深化认识家庭照料背后的社会条件,正视“照料不平等”等现实问题。其次,要对市场化照料的复杂性及其后果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在家政职业化进程中,老龄照护的严重“贬值”以及城乡之间“照料流失”的问题。最后,结合政治经济学和交织性/交叉性分析等理论资源,推动关于我国照料体制变迁的整体性研究,为应对照料危机提供扎实的经验依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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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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