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与写作风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3 次 更新时间:2022-02-2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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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上总其颁布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的共同使命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创关好未来。其写作风格就是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语言凤格上积极向上、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痛快淋漓干脆利索;写作框架上采取总分、总的框架结构;着眼于解决分歧,实现团结;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阐述问题。《历史决议》是实现党的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思想路线统一的基础,为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直接依据,为防止各种违背组织纪律活动的产生提供了鲜明的历史借鉴,为党的历史问责提供了直接政治依据和方法指导。


关键词: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复兴;十九届六中全会;纪律建设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每到重要历史节点就制定《历史决议》。在一定的历史关节点制定历史决议,总结经验教训,鼓舞全党士气,凝聚全党力量,坚定未来发展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总共颁布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决议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是具有长期基本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其战略眼光深远、其写作结构严谨,其文字表述准确简练。可以说,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的政治文献,也为党的文件写作提供了经典模范。深入研究这三个历史决议,对于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拟从历史使命和写作风格两个方面研究三个历史决议的特色,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这三个历史决议的一些共性特点。


一、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总结经验教训、开创美好未来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从党成立到抗战初期党的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尤其对于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四次大的错误一陈独 秀右倾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错误和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这个决议重点是总结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三次路线错误的经验教训,因为这次错误使得中国革命事业遭受的挫折极其严重,几乎断送了革命事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解决。后来又出现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共中央一直无暇顾及此事。直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尤其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局面逐渐形成,中共中央在陕北相对稳定下来之后,才有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思考我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问题。


1937年3月,刘少奇在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指出:“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的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1]。同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人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2]刘少奇可以说是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早地公开批评十年内战中“左”倾路线错误、并且作了初步经验教训总结的领导人。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后就不断遭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深有感触,尤其对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危害更是刻骨铭心。但是,一方面中央一些具体决策过程、内容他缺乏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大局,他一直没有系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9年前后传人我党后,其中突出论及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对于联共党史发展的影响给予毛泽东总结中共党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很大的启发。1940 年,他在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过程中,收集、学习和研究了中共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集中地阐述了他对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的认识。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使得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犯了路线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有些领导人不同意十年内战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为了团结没有在会议决议中提到路线错误。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编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系统清理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做好思想认识的准备工作。在学习这些文献的基础上, 1941年9-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对十年内战时期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错误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这个期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验教训。1941 年底,毛泽东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历史草案》),对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作了集中系统的批评。1944 年5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任弼时负责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同年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经过党中央多次讨论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于建党24年以来,主要是遵义会议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客观的总结。这个历史决议的宗旨不是要纠结于党的历史发展的细节,不是着重追究个别人的领导责任,而是为了弄清问题、解决路线是非问题,直接为抗战建国服务,使党的事业发展得更加顺利。实践证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该决议通过后不到半年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仅四年,我们党就打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没有这个决议统一全党认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七大后实现空前的团结,也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从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战胜强大的敌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深刻总结了1949- 198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党在特殊时期必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说明的一个重大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之所以在当时汇聚全党智慧制定这一决议,就是当时全党干部群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了很多的疑惑和分歧,这种局面带来了党内思想状况的混乱,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为了消除这种思想混乱,实现党的真正团结,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党中央毅然决然地集中精力开始了在党内高层进行新中国建立后历史问题的大讨论,为新的历史决议的科学制定打好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个决议的核心是要解决几个大的问题:其一 是科学准确认识党领导新中国32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问题、总结正确的经验;其二是深刻总结1957年后2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及其教训;其三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邓小平对于这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提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宜粗不宜细”等写作原则,就是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分歧、实现团结、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个历史决议从十个方面专门总结了建国32年的历史经验。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等等。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前,党中央已经开始在全党范围有步骤有分别地对党史问题进行初步的总结,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就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的新的认识和处理。从“文革”结束到198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全国改正右派54万多人,复查处理“四清"运动中的案件60余件,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80万人,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这些冤假错案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对于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其实都是对于党史问题的再评价。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新中国建立后30年间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总结,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提出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这个讲话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党的领导的成绩:“总体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但对建国后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作了空前的总结,明确承认了反右和大跃进的错误,认为“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人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讲话对于“文革”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指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41这个讲话可以说为两年后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写作定下了基调,对于这段历史中最沉痛的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作了明确坚决的规定。


从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程已有40年,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开辟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已有43年。这43年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顺利的时期,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经有过波折,但没有出现方向性、战略性失误,总体上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实践的成效是巨大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了极其辉煌的一页,为我们党进一步 健康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个宝贵的经验需要我们及时地继承和发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也需要对于整个党的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一个 系统的总结,所以出台一个新的历史决议来总结过去和激励未来就成为大势所趋、党心所望。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着眼于历史问题,这个决议主要着眼于历史成就和经验。写作取向上,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与前面两个历史决议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正面集中阐述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概括出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于党的百年历史伟大成就的肯定,主要体现在强调四个历史阶段都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大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5]3、9、15、61


无论是反思失误和挫折的教训,还是总结成功和胜利的经验,这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是一 致的,就是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全党,一心一意开创美好未来。


第一个决议指出: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10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和必要的。


第二个决议指出: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三个决议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二、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所崇尚的科学、民主精神的哺育下诞生的先进政党,党内生活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任何党员必须在党的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民主的权利,任何党员都不能凌驾于党的纪律之上。在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颁布过无数的规章制度,从广义上来看,这些都是党的纪律建设,都是规范党员言行的基本依据。早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就指出:“地方党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对于中央有不同意见时,应直接向中央提出,不得向下面宣传或传达”,并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团体、全党服从中央”[6]。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7]所以,我们党特别重视党规党纪文件的制定,即使在艰难的战争年代我们也不放松这方面的工作,以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有章可循。在和平时期,我们更加重视党内法规纪律建设,“截至2021年7月1日,全党共有党内法规3615部,其中,党章1部,党的组织法规153部,党的领导法规772部,党的自身建设法规1319部,党的监督保障法规1370 部”[8]。那么,历史决议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它实际上属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根本性文件,具有长期稳定的效应,将使得党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上绝不会轻易改变,从而实现了巩固党内的长期的团结统一。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颁布后,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第三个历史决议表面上看是关于党史问题的思想统一的文件,实际上是党的具有稳定性的政治纪律文件。


1历史决议是实现党的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思想路线统一的基础。每个历史决议都对此前发生的党的重要历史事件、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作了评价,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党内外引起重大关注、需要作出明确回应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一般都会给以明确、客观的评价,对于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方向的问题,都会给以鲜明的定性,从而使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达到高度一致。


2历史决议为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直接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纪律中最重要、最严格的纪律,事关党的政治路线、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能够贯彻始终,决定着是否能够保持党的高度团结统一。例如,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对于陈独秀、罗章龙和张国焘,就作了非常严肃的定性:“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这三个人都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是党的创建的主策划者,罗章龙和张国焘都是早期北京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张国焘还是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在党内都曾经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对于革命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都犯了分裂中央的错误,这是至今都无法给他们平反的根本原因。陈独秀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不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且担任书记,公开跟党中央对抗;罗章龙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公开分裂中央,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张国焘不但在长征中因为与中央在战略方向上意见不一致,竟然“另立中央”,而且在1938年又投奔国民党,成为叛徒,从而被党中央开除出党。这三个人在党内资格不可谓不老、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是他们分裂中央、妨害党的团结,第一个历史决议将他们作为错误的典型而警示全体党员。


3历史决议为防止各种违背组织纪律行为的产生提供了鲜明的历史借鉴。组织纪律包括人党申请、组织考察、过党内组织生活、向党汇报工作、接受党的工作安排、忠诚党的事业,等等。例如,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于王明宗派主义组织纪律方面的问题作了明确批评:“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 路线‘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9]82


4历史决议为党的历史问责提供直接政治依据和方法指导。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重要优点,就是在实践中出现挫折之后,一定会从自身找原因,不会简单归咎于客观条件,不会推却责任,不会容忍在重大问题上推诿扯皮、无人负责,这体现了其对人民负责、对共产主义事业负贵的崇高党性、人民性原则,同时使得其自身的能动性发挥到最佳程度,能够推动党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斗争能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得到提高。我们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和挫折,不能说没有客观原因,但是在检讨、反思其中的错误时,我们党主要地还是从主观方面来寻找原因。例如,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挥有关、与党幼年时的经验不足有关、与客观环境影响有关,但是在革命出现失败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必须由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来承担主要责任,否则全党就会陷入推诿扯皮而难以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不断进步。正是意识到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所以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党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努力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革命才出现了星火燎原之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从客观上来说的确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中央苏区的人财物太贫乏,但是如果我们党通过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来总结其中的教训,那么中国苏维埃革命就无法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处于弱势和恶劣的客观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就在于:通过科学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大化地首先调动部分先进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然后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所犯的大跃进错误、“文革"错误,也都有很重要的客观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我们党同样勇敢面对,着重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反思其中的原因,并没有推卸责任。所以,前两个历史决议对于我们党所犯错误原因的分析、总结非常深刻,对于相应负责的个,人和组织都进行了十分认真、严肃、客观的评价。这样,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挫折成为无头案件,无人负责无人担责、无人问责,从而使得我们党能够在不断的挫折中不断成长、成熟和进步,这其实就是一种高尚的党性和严明的纪律性的体现。


三、三个历史决议的写作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一百年时间里所颁布的三个历史决议,是其发布的各类文件中的经典范本,其逻辑之严密框架结构之合理、文字表达之精准流畅,可以说为党的文件写作提供了绝好的范例,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认真研究这个写作风格,对于深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深刻领会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提升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准,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行文逻辑上,都体现了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的主旨。第一和第二个历史决议重点书写党的历史发展中的教训。第一个决 议总共27000多字,其中有24000多字是总结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和十年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这其中又有近19000 字是集中、系统、深刻评述第三次“左”倾错误。第二个决议共有34000字, 10%的篇幅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90%的内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其中直接评述1957-1976年挫折过程和经验教训的,约有8000字左右,单是总结“文革"教训的文字就将近6000字;有将近3500字是集中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其实也是在总结党的教训。三个决议都把总结党的历史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作为重要内容。第一个决议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通篇都贯穿着强调坚持统-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思想。在具体的方面,第一个决议强调指出了十年内战时期党所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左倾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9]104第二个决议总结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十条经验:“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第三个决议也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十条经验:“(一)坚持党的领导。(二)坚持人民至上。(三)坚持理论创新。(四)坚持独立自主。(五)坚持中国道路。(六)坚持胸怀天下。(七)坚持开拓创新。(八)坚持敢于斗争。(九)坚持统-战线。(十)坚持自我革命。


2写作体例上,都是采取总、分、总的架构。即总体上先阐述本历史决议产生前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间分阶段、分类别地叙述相关问题,最后再对这个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分析,然后指出未来的前景。这种写作框架设计很容易使人了解党的发展过程、发展特点、经验教训、发展前景,是符合人的认知规律的科学写作思路。第一个历史决议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总体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24年来的历程和成就,第二部分总体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和十年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主要表现,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要内容,第五部分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历史根源,第六部分侧重说明防止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产生的途径和办法,第七部分落脚到抗战后我党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给未来发展指明了光辉的前景。


第二个决议共分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七个部分,总体上也遵循着总、分、总的写作思路。第三个决议分为“序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八个部分。序言部分用了750个字极其简要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四个发展阶段具体重大成就以及制定本《决议》的必要性,言简意赅、直奔主题;随后的四个部分从四个时期分别论述了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价值;最后三个部分又从不同角度概括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意义和价值、党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3语言风格上,都是积极向上、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痛快淋漓、干脆利索的风格。三个历史决议的语言风格非常相似,文字风格总体上积极向上、酣畅淋漓,能够让人一气读完后感觉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对于我们党的过去感到骄傲,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未来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并给人带来既简练朴素、表达准确、促人警醒,又催人奋进的强烈感受。无论是叙述过去历史进程,还是展望未来前景规划;无论是批评错误和曲折、总结沉痛教训,还是叙述成功经验、辉煌历程,用词准确、明确,痛快淋漓、干脆利索,绝不含糊、绝不拖泥带水。第一个决议对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批评,可以说是这种痛快淋漓文风的突出体现:“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986这段话在语言风格上辛辣、干脆,读完之后会让人感觉震撼,有涣然冰释之感;这样的语言方格,也彰显了这一历史决议所具有的持久的摄人心魄的影响力。


4目标取向上,都是着眼于解决分歧,实现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每次颁布历史决议,都是着眼于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着眼于统一认识, 着眼于实现党的团结。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历史决议在严厉批评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实践的时候,都着重于重视社会根源的分析,而不是纠结于个人恩怨和枝节问题。例如,第一个决议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但是在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时,并没有从某一个人的品质问题着手,,而是强调“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9109。第二个决议严厉批评了“文革”的错误,但在分析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发动“文革”所要承担的责任时,却很理性冷静地认为不能归咎于个人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10]5方法论上,都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和理论阐述。三个历史决议都是着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个历史决议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基本不引用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的原文,但是在通读之后的理解和体悟中,会发现全文处处闪现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因为它们完全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其间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四、认真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


当前学习党的历史决议的重点,是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领会其历史使命和精神内涵。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需要抓住的要点,则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华民族复兴作为百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其二是“两个确立”的重要意义。


1深刻理解第三个决议以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主线。该决议以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线索,指出了我们党百年发展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这四个历史时期都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两个历史决议,这个论断可以说是对于党的历史发展线索的更宏观、更高远的认识,是对于党已有历史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对于进一步推动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导航指向的作用。


确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出现过无数的先进思想流派、无数的志士仁人,他们矢志不渝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就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

确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符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初衷和使命。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照抄马克思主义本本,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化,这一切都是围绕中华民族复兴而展开的。

确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可以极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勾画成更大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同心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华人华侨共同的心愿,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这个旗帜,不仅能够凝聚中国人民的力量,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爱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都能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建设力量。

确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可以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续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即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第一个先锋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第二个先锋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属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会消灭,但是民族作为-种文化和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时间会更长,所以确定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主题,就可以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续奋斗。

确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世界进入近代以来,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民族自由、民族富强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和大势所趋,民族复兴是日益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的共同追求,确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眼界和气度。

2深刻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两个确立”的重要意义。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5]26这个论断鲜明地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突出了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在文化资源基础。之所以在决议中提出“两个确立”,是由习近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特殊贡献决定的。决议还具体阐述了习近平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决议不仅从理论体系上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而且从实践上说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巨大推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5]61-62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论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整个百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次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富有特色;这个论断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新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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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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