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以问推学:超域与世界单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2-02-14 15: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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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国庆  

   本次会议的这个题目,“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让我联想到这么多年我做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领域,一直在学科学术与问题学术之间不断穿插,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意识。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常常是从现实之问题,上升到学科之意识,具体言之,我称其为“以问推学”,有时表现为“推问及学”。说到底,是“问”与“学”之关系。

   在这20分钟的发言里面,如何聚焦能把这个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提炼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的话语逻辑,从我自身的学科,我聚焦到三个概念,也就是关键词,即“共同体”“超域文化”与“世界单位”①。这三个概念各有其学科学术的来源和具体定位,但同时又有强烈问题意识和问题学术的研究领域,它们之间是互通有无的,在不同的场域,体现出通而又同的特点。

   “共同体”的概念,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它的政治属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共同体”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这些概念本身使得“共同体”这个源自于学术的概念,越来越成为在国家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表达的概念。

   其实回到“共同体”本身,包括从滕尼斯(Ferdinand Tȍnnies)到帕克(Robert Ezra Park,又译派克)均有论述。帕克1932年来燕京大学讲学,吴文藻先生请他过来,那个时候提出“community”这个词如何翻译。后来是费孝通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把这个词翻译成社区,社区这一概念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共同体。美国学者罗密斯(C. P. Loomis)在翻译滕尼斯的著作时,用“community”翻译“共同体”这一概念②,并在此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在美国,由于缺乏欧洲大陆的文化传统,加上城市中各地移民具有不同的种族及语言文化背景,美国社会学便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问题上,通过对某个地理范畴的人群聚落、不同种族的移民群体深入了解,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芝加哥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帕克,从实证研究角度给出了“社区”(community)的定义。他认为,社区是指具有确定地理分布的个人或机构所组成的有机的社会群落。③由此,起源于欧洲的“共同体”概念经由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原本情感和团结等内涵逐渐淡化,成为具备功能性和地域规定性的共同体(社区)概念,并对全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为何要提到帕克?这让我想到恩师费孝通先生。晚年,他约我们到家里,希望我们重读古典,费先生说从他开始重读帕克的著作。我们今天说很多学科要从乡村研究走向城市研究,再走向全球研究。但在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请帕克在燕京大学讲座时,帕克就建议中国社会学者除了研究都市、市民社会、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以外,还应集中精力来研究乡村社区,这是和今天倒过来的概念。费孝通指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影响了中国燕京大学的社会学”④,“我们感谢派克老师更重要的是在他给我们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⑤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共同体”概念,既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具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只有通过不断加强各方面的整体性,增进共同性,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其次,把共同体放到现在的空间研究中。共同体的很多概念离不开空间和流动,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题词,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中的空间概念。城市空间的这种政治属性促使我们不同的群体不断流动和穿越,同时也对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重新定位。群体间的流动将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会产生新的文化认同。此外,空间的概念本身也涉及技术的流动,个体的流动方式已经区别过去我们所说的移民,出现了城市中的“过客”与逗留者,包括非洲人,等等,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这些进来的外国人,他们属不属于共同体?空间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化空间,有时也会转化为想象的空间,这些都属于“共同体”研究里面一个新的选项。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事实上任何“共同体”研究都离不开“区域和空间”的概念,因为文化间展开互动,单纯以民族或族群等作为研究单位,很难把握整体的概念。而且全球化对空间的影响非常大,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相互交流,这对共同体的影响也非常大。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学科和问题之间,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包括很多学科,“区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传统上这种区域的概念,它的核心是对自身研究单位的界定,它的特点是由于所谓单一化的族群文化与其他族群文化在一定地域中的不断互动,带来了从地域看待不同的群体和民族的问题。我们传统上是就民族谈民族的较多,实际上要从地域来看待民族,是把民族放在一个区域里,这就涉及今天主题讨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如何来考虑层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如何考虑分类,这是核心的问题,研究单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学术的起点,我们要关注研究单位背后情境的变化,特别是个体和群体的情境。像我们做某个群体的文化认同研究,甚至是一个族群的文化,它不一定是其原有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在这个区域里面,在交往的过程中,它的文化层级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得富有多样性。一个文化内部有它的多样性,有它的多层性。想想如何来考虑它的空间的联系性,历史的联系性,包括它的政策过程,特别是文化塑造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一文化的生产常常是跨区域的文化穿越。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超”的概念成为一种文化流行现象,也是一种学科自觉的过程。

   早在25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博士课程留学的时候,赶上日本的大学重组学科,一些旧有的学科合并,当时也把各个大学搞得鸡犬不宁。我当时在文化人类学专业学习,学校说文化人类学这个专业太小了,应该把它合并。1996年初,日本东京大学,将教养学部的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表象文化论三个专业合并,成立超域文化科学专业(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超域”的概念,对于当时文化人类学专业的解释,具有两种含义:第一,具有超越地域的含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地域横断面的研究,这方面的典型是跨文化的研究。同时,随着区域的开发和民族及族群的流动,人类学者的研究也要随着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流动,进行追踪调查,有时跨越国境,如华人的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等外国人的研究。第二,研究领域的越境问题。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简单社会及未分化的社会时就开始强调整体论的方法,本身就具有越境的意味。在诸多的研究中,事实上处处在越境,即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研究习惯法要与法律交叉,研究援助和开发问题又要和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相联系。日本东京大学的三科合一,本身就是人类学的超域性的一种体现。

   这一学科超域的特点,让我联想到,费孝通先生一直强调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并立,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今天看来这也是中国话语、中国化的学科体系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三个学科领域,是非常早从学科学术走向问题学术的代表。如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前,费孝通先生就已经在清华大学专门制定新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改造计划,学科如何来适应国家社会体系的变化,来做很多具体问题导向的这些研究。相关的文章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的改造》一书中。之后很快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和其他大学的社会学一样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被取消后,它们以什么方式在中国社会里面发挥作用?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社会学被彻底取缔了,这段历史在社会学史的书写中是空白点。其实在我看来,这一时期作为学科学术的社会学、人类学是没有名分了,但作为问题学术,很多是以民族研究领域的研究延续下来了。当时很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学家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来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包括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费孝通先生是首任副院长。他们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调查,参与了中央访问团和民族识别等具体的调查工作,也把党的温暖送到民族地区的千家万户。今天看来,50年代相当多的学者在中央民族学院,很重要的是运用他们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使得民族调查的过程被赋予了一定的学科意识。而这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又对民族学学科的中国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民族研究本身,就具有跨越学科的属性,它本身就具有这种问题学术的传统。

   就当代人类学而言,学者们更加关心文化领域的研究,特别是超域文化研究本身。如人类学家于硕用超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概念,以中欧相逢500年为历史人类学的对象,研究的重点不只是中国如何接受西学,也有欧洲如何受中国思想和艺术的影响。理论新意包括:第一,第三空间视野:相逢是在非结构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中发生,经过交融的去结构与再结构的流动过程;第二,文化相逢是“people-to-people”的相遇,核心决定因素是“代理人”(“agent”或“go-between”)或“中介地”(mediation place);第三,阈限空间脆弱但自由,因此创造力最旺盛,从中提炼出超文化生成性(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等概念。

   于硕讨论的这些问题,本身都在说明文化的这种流动性超越了传统人类学家界定的文化的概念。这种超文化性的概念实际上讨论诸如跨区域社会体系怎么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针对中国和中国周边区域的这些思考,文化的连带非常明显。

   我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我们做环南中国海研究,当时就考虑如何把一个固有的学科体系放到一个区域研究中来。当时这个研究院的设置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超越各自学科领域的,包括刘志伟老师,我们都在一起,有历史学的,有人类学的,有经济学的,有哲学的,还有法律的,都在这里面讨论一个共同区域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区域里面它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说环南中国海就相当于地中海的概念,地中海的意义在整个全球史的意义非常重大,环南中国海也一样。这一区域的周边国家,和中国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体。这种联系性共同推动了这个区域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共同记忆,包括它们与中心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域文明,在社会网络之间形成互动。这也是我用跨区域社会体系来讨论环南中国海的原因。

   很多大的跨国的区域,有其自身的一套秩序,继中有序。这就使得我们考虑这些类似于环南中国海这样大的区域文化的连接性的时候,它们与世界性的关系自然就带出了“世界单位”的直接讨论。

   孙歌老师提到人类史和世界史的区分,确实在日本的传统里面非常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不在世界里面?你到底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团队就用“世界单位”的概念来思考富有文化多样性的东南亚世界的特征。他们认为,“世界单位”是在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生态体系的力学中形成的圈域的集合体。他们是从生态史、文化史等视角,包括从东南亚本身所处的空间特点提出“世界单位”的概念。这一概念还真不是欧美学者提出来的,但他们提到“世界单位论”是一种后现代的思想问题,用他们的话说,“世界单位论”本质上是反战的、革命的,它是一种解构式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也是和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一些概念进行比较。作为一个现实问题,“世界单位”这个概念在东南亚研究中最先得到阐述,这是他们在研究里面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他们在解释世界单位时提到,世界本身还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地球世界(global world),一个是单位世界(unit world),这里主要讲的是“单位世界”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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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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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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