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源:近代草原丝绸之路东北端的文化景观、经济网络和文化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 次 更新时间:2022-02-05 00:01

进入专题: 草原丝绸之路   呼伦贝尔  

孔源  

内容提要:蒙古高原在近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在蒙古高原东北部与黑龙江流域交界的呼伦贝尔形成的基于寺庙的商业网络对于草原丝绸之路东北端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19世纪后期,沟通大兴安岭东西、呼伦贝尔与东四盟、蒙古高原与齐齐哈尔周边的贸易网络,最终促进了蒙古高原东部、东南部各部分蒙古族经济交往的活跃。这种寺庙商业网络也起到了促进蒙古高原与东北亚文化整合的作用,亦显示了近代国家与疆界定型后,丝绸之路上地方社群所继续发挥的积极作用。草原丝绸之路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作用,对于固边的意义,在呼伦贝尔这块地域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 键 词:呼伦贝尔  草原丝绸之路  中东铁路  寺庙经济



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了Seidenstraβe概念,随后这个并不算十分严谨的概念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因为德、法汉学的流行,国人习称的丝绸之路基本上指的都是经行“西域”的中西文化、贸易通道。草原丝绸之路的提法在中国流行,始于1992年刘迎胜先生参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涉及中亚五国和蒙古国中部的乌兰巴托等地。①随后,内蒙古社科院卢明辉先生又作专题文章,将自前匈奴时代到清代间经行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的文化交流通道统一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并将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与粗鲁海图贸易归入草原丝绸之路中。卢明辉将丝绸之路理解为“纵横交错的草原交通枢纽”。②1993年以后,中国的草原丝绸之路研究进入了活跃期,③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时空范围和讨论内容都得以深化。但是,关于清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呼伦贝尔及其周边地区的意义,学界讨论得还比较少。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呼伦贝尔高原,国内外研究者对其在草原丝绸之路区域交往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在20世纪前期,苏联、日本以及欧美的学者对呼伦贝尔的区域研究呈现出两类倾向:一种是将其完全视作蒙古高原的一部分,④另一种则是将其视为黑龙江上游的孤立地带。⑤近年来,在有关呼伦贝尔的英文文章和专著中,呼伦贝尔主要被强调为中俄两国的前哨地带,其孤立性被过度关注,而呼伦贝尔高原同蒙古高原的关系则被西方学者低估。⑥在国内学术界,呼伦贝尔也经常被作为一个孤立、封闭的区域来研究,学者很少关注呼伦贝尔和整个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甚至有西方学者断言,在乾隆朝平定阿睦尔撒纳后,欧亚草原的中间地带从此不再有游牧人群的主动力量,公元18—19世纪以中俄两个陆权大国主导的草原地带失去了丝绸之路的意义。⑦

事实上,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人群即使在晚近的历史时期里也是积极的活动者。这里包括恰克图贸易中的蒙汉各族商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商人,也包括草原丝绸之路东北端呼伦贝尔的人群。草原丝绸之路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凭借这个网络,不仅在经济格局上发生变化,从区域到国家的整体文化认同也因此而变化。清代以来的呼伦贝尔也是丝绸之路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扩展了恰克图贸易的功能,强化了地处边陲的呼伦贝尔地区和清朝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纽带作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呼伦贝尔本身的历史来说,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一、从地理环境上看草原丝绸之路东北端的呼伦贝尔

毗邻蒙古高原的呼伦贝尔高原核心区,大体上以呼伦湖和贝尔湖的湖盆为中心。克鲁伦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呼伦湖,哈拉哈河自东南向西北流入贝尔湖,自贝尔湖所出的乌尔逊河再向北入呼伦湖,形成了一个三角状结构。呼伦贝尔高原同外界的天然交通,便依此形成。海拉尔水系的辉河、伊敏河流域,江水、植被条件要好于呼伦贝尔高原的核心区。整个呼伦贝尔高原适合马匹游牧的区域大体集中在辉河两岸的高草地,此区域也是呼伦贝尔辽金时代古代军事城址最集中之处。自辉河上游地带向东南,完整的准平原被大兴安岭山区中破碎的谷地所替代。海拉尔河两侧水草条件尽管较好,人口却一直不多,尤其是在海拉尔河北侧。交通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海拉尔河及其支流墨尔格勒河在草甸上形成漫流,“深约一丈余,宽二三十丈不等”。⑧

海拉尔河以北的额尔古纳谷地,气候相对冷湿,形成漫流沼泽。沿岸地形渐渐崎岖,河流在和根河汇流后也难以通航。额尔古纳沿岸,海拉尔河以北的额尔古纳谷地,气候相对冷湿,根河、得布特尔河、哈乌尔河等河流形成漫流沼泽。额尔古纳与根河合流后沿岸地形渐渐崎岖,难以通航,水路交通从海拉尔河口起渐渐困难。陆路交通到奇乾南面的喀玛尔屯时,也难以通行载具,“即为羊肠小路,仅可驼行而已”。⑨

大兴安岭及其以东嫩江右岸水系地区同岭西就大不相同了,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大兴安岭并不是一座很高的山系,但它的北段地区几乎没有宽谷,山中又常有断陷形成的峭壁。民国时人形容其为“其形势如海波奔驰,鲜交通往来之路云”。⑩大兴安岭北部也是分水岭最为狭窄的地带,海拉尔河—扎敦河与诺敏河之间,根河与甘河之间,绰尔河与哈拉哈河之间,河谷几乎连在一起,但是穿过谷地和翻过山岭却并非易事。这使得大兴安岭在铁路修筑以前成为呼伦贝尔和松嫩平原之间的天然屏障。

从古代时期人类活动来看,呼伦贝尔高原的核心地带是历史文化人群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其中海拉尔河流域也是辽金元清以来城址建成最多的地带。自然地理上的呼伦贝尔湖盆就是这一地区的十字路口。呼伦贝尔高原核心区大体上以呼伦湖和贝尔湖的湖盆为中心,克鲁伦河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呼伦湖,哈拉哈河自东南向西北入贝尔湖,自贝尔湖所出的乌尔逊河再北入呼伦湖,形成了一个三角状结构。呼伦贝尔高原同外界的天然交通,便依此形成。发源于呼伦贝尔同东四盟交接的索岳尔济山区(近代俗称索伦山)周边的绰尔河、归流河、洮儿河等西北东南向水系为呼伦贝尔同科尔沁草原间的交通创造了条件。呼伦贝尔通往嫩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据清末俄国人记载,北部一条在今天的碾子山附近沿绰尔河上行,翻越黑龙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的分水岭,到达哈拉哈河源头处,之后沿河而下进入蒙古高原东部,再通向呼伦贝尔、喀尔喀与锡林郭勒各处;南部一条从齐齐哈尔经过扎赉特旗,沿洮儿河西南行,到达归流河源头处,翻越分水岭转入东乌珠穆沁旗后,可通向喀尔喀或呼伦贝尔。(11)

在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前半生的重要战役都围绕着呼伦贝尔及其周边的河流展开,在铁木真与札木合反目后,札木合在额尔古纳河与根河交汇的今日三河一带称汗,成吉思汗将札木合联军各部落打散,控制了斡难河。(12)从此成吉思汗的力量深入蒙古高原中部,在击败王罕、塔阳汗等对手后,成吉思汗成为蒙古高原的主宰。康熙朝第二次对噶尔丹的战争中,三路军队出击,东路军和中路军在克鲁伦河流域的拖诺山和巴颜乌兰击败噶尔丹先头部队后西进图拉河流域,在昭莫多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军事行动以外的和平时期,军事地理方面的意义就会变成贸易地理的价值。17世纪中后期,出使北京的俄国使者米诺瓦洛夫和斯帕法里便是取道呼伦贝尔进入松嫩平原的。

二、近代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移与呼伦贝尔交通地位的提升

呼伦贝尔长期属于黑龙江将军衙门管辖。在有关黑龙江嫩江流域最早的详述方志《龙沙纪略》中,呼伦贝尔尚被时人视为遥远的尾闾地带。公元18—19世纪形成的以晋商和俄国西伯利亚商人为主体,以恰克图为贸易节点,取道蒙古高原中部的中俄陆地贸易通道,在19世纪60年代,东移到大兴安岭西麓。对于沙俄方面,蒙古高原东部的新商路较之恰克图有新的优势。其一,因为此路距离较短,沿途寺庙和水源较多,适于商队出行。其二,道路经过呼伦贝尔、达里冈爱、察哈尔八旗等重要牲畜产区,又连接了多伦庙市和甘珠尔庙市,牲畜和畜产品贸易相对繁荣。其三,东部商路中俄国商人的优势较大。在东蒙和呼伦贝尔活动的晋商传统上是经古北口或喜峰口大路,由开原、长春、伯都讷、齐齐哈尔等地再转行东蒙盟旗和呼伦贝尔,所取道路曲折,参与人数和经济规模受到限制,东蒙与呼伦贝尔广大区域内汉商影响较小。相比之下,俄国商人开辟的道路则更加便捷,所带商品较易销售。其四,新商路绕过了旅蒙商的势力,贸易中介减少,增加了俄商的获利可能。商路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出台。

清末时期俄国人探查的通商道路还有沿着克鲁伦河的呼伦贝尔—库伦大路。在辛亥革命后内外蒙古间南北向传统商路断绝后,这条路的意义进一步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海拉尔到库伦的商路“为蒙古当局所利用。今日的呼伦贝尔已经同此建立联系,但是道路的经济意义尚不足。在库伦同张家口的道路阻断后,已能观察到从海拉尔直接贩运货物的尝试”。(13)从满洲里站到库伦的商路上,“道路上现有驼队一种运输方式,走完800俄里路程需要20天时间。每普特货物运费接近两卢布……自1913年底,道路上开始贩运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的纺织品,以及中国烟草等轻货物”。(14)

道路促进了周边城镇和集市的发展。桑贝子在20世纪初还是商业不甚繁荣的聚落,后来俨然已经具有了重要商业意义。此后巴尔虎人同蒙古高原的交往活动,也因此而增强。道路也带来了庙市的现代化。甘珠尔庙因为地处沙地,原本驻庙僧人不多,东部商道开辟后,集市的发展给这里带来了新的繁荣。其他寺庙也因此更频繁地参与到商业中来。东部草原之路的开发,使得从绰尔河与洮儿河出发的两条越岭道路可以同海拉尔—甘珠尔庙—多伦诺尔的贸易线路正交。这条巴尔虎游牧人流散到嫩江曾经行、喀尔喀人在清初曾用来同黑龙江进行牲畜贸易的古老道路,在近代贸易网络建立后焕发了新的生机。

中东铁路和巴尔虎人的关系是相对复杂的。铁路沿线挤占了镶白旗等大量牧地,当地的巴尔虎牧民对铁路有过很强烈的抵触。但是在铁路及其附属地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俄罗斯移民同巴尔虎人亦试图通过它建立某种新的共存互利关系。庚子事变中,镶白旗的旗庙被俄军和铁路人员破坏了,而在此之后“修建铁路的工程师决定将投入大量款项重建这座著名的寺庙。新的选址定在满洲里站附近,以便吸引蒙古居民来车站附近,活跃牲畜贸易”。(15)至20世纪20年代时,在今日陈巴尔虎旗同牙克石之间的程河(Чин-Xэ,为伊敏河左岸支流)、甘珠尔庙、那木古儒庙、罕达盖等地,已经有了常年的“帐幕式之商铺”。(16)

在中东铁路建立后,这些连通内外蒙古和东三省,深入草原和山区腹地的道路,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至20世纪20年代,陆路交通已经形成了网络。1922年,呼伦贝尔形成了“出入境通行古道五支”,分别是最早的经各台站越岭的海拉尔—齐齐哈尔间“通黑龙江省城大道”,从索伦右翼地区、经喀尔喀河上游进入东四盟的“通古北口大道”,经过甘珠尔庙越喀尔喀部通往多伦、张家口的“通张家口大道”,从满洲里附近西行大库伦的“通库伦大道”,以及自旧粗鲁海图—库克多博南行进入海拉尔的“通库克多博入俄境大道”。(17)五条道路中,海拉尔-齐齐哈尔间大道是雍正十年呼伦贝尔设治时即设,入俄境大道是在恰克图条约后开始使用,另外三条都是近代俄国探险家在当地族群贸易道路的基础上开拓而成。

整体上看,中东铁路帮助沙俄达到了经济侵略利益最大化效果。但是,这种现代化贸易形式,对于沙俄远东的小本商人以及互市俄民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在铁路修建之前,“甘珠尔集市……的周转可以达到两百万卢布。当时的集市有许多俄罗斯纺织品和生活用具。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商人,外贝加尔边区中阿克申和尼布楚工厂区的居民都来到这个市场”。(18)1908年以后,由于中国与日本的货物通过铁路大量进入,俄国商品失去了价格优势,远东俄商在甘珠尔庙会上的“周转量几乎连一个卢布也没有了”。(19)但在中东铁路修建后,沙俄在阿穆尔省的商业活动对嫩江流域的经济仍有吸附作用。“齐齐哈尔的铃铛麦主要自墨尔根输入……但是今年(1909年)春节后,铃铛麦开始朝布拉戈维申斯克运送,因为那里的价格更高。”(20)中东铁路的修筑,最终也挤压掉了边境贸易人群的作用。自20世纪起,中俄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已经不再以边境人群为主体,丝绸之路上传统的中介形态被打破了。

三、依托寺庙的呼伦贝尔传统商业网络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意义

19世纪后期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扩,对于蒙古高原东北部呼伦贝尔的经济文化对外交往有着巨大的意义。

近代蒙古族地区中,呼伦贝尔总管下辖的新巴尔虎八旗是定居聚落城镇出现较晚、建筑景观留存少的区域。另一方面,作为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迁移而来的部众,业已形成的藏传佛教信仰也在迁移后依旧保持,在文化传统的保持和文化载体的缺乏的对立之下,寺庙成为有清一代至民国年间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地理标识,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经济网络。寺庙除了可以储存物资,经营商业,还承担着庙会这种社会经济功能。庙会期人口集中,庙市改变了呼伦贝尔经济的格局,创建了内在的市场,将呼伦贝尔放射式的早期商业变成了中心汇聚式,加快了呼伦贝尔文化区的整合力度。

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庙体系的形成与整合大约经历了百余年。官方敕建的寺庙以分旗而定,索伦左、右翼,新巴尔虎,额鲁特旗的四座旗庙从乾隆五年期至嘉庆七年建成,光绪十五年为表彰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新巴尔虎地区又建德孚寺。载于《清一统志》《黑龙江舆地图说》乃至《呼伦贝尔志略》等官方典籍的,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院就只有这五座由朝廷赐名的庙宇。在五座敕建寺庙中,属于新巴尔虎地区的只有甘珠尔庙和都嘎尔将军家庙德孚寺。在新巴尔虎两翼居民宗教与经济生活中承担重要职责的,则是地方寺庙。相对长期“兴黄教已安众蒙古”的内外蒙古盟旗,呼伦贝尔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较晚,寺庙较少。巴尔虎人被允许建立寺庙是乾隆朝之后。乾隆三十六年,皇帝寄谕盛京将黑龙江将军等,指出锡伯人和巴尔虎人同“真正满洲”不同,应允许他们为僧。(21)

呼伦贝尔地方寺庙的类型有不同种类,有敕建寺庙的属寺,有各旗色的主庙,有旗下各佐的寺庙,也有家族或个人纪念性寺庙。根据巴兰诺夫的统计,至1912年时,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各佐的寺庙系统大体如下。(22)

镶黄旗,两座,旗庙喇嘛固热庙,僧人100名左右,营庙,僧人40名左右。正白旗,两座,旗庙铜钵庙,僧人700名左右,100余名为常驻僧人。正黄旗,两座,旗庙沙拉努嘎庙(东庙),距旗庙六俄里处有一佐庙。正红旗,三座,旗庙一座,佐庙两座,位于克鲁伦河沿岸。镶红旗,三座,旗庙一座,佐庙两座。这两座都较为穷困,喇嘛各自约20—30人。镶蓝旗,两座,旗庙阿斯尔庙,喇嘛300名,常住不到40名,另一座在乌尔逊河上,称硕腾庙,僧人据称有300名。镶白旗,一座,乌固木日庙(或废庙),正式名称为巴音嵯岗庙,1900年战争废弃,在嵯岗站附近。总体上看,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庙存在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两个集中区。

新巴尔虎右翼和左翼地区寺庙新建与扩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新巴尔虎右翼兴建的旗属寺庙以各佐庙宇为主,而建在新巴尔虎左翼的寺庙除了各旗色寺庙以外,佐庙数量不多,更多的是不同个人、家族或部族的纪念寺庙(兼有敕建寺庙和家庙双重性质的德孚庙也可以算在这个序列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寺庙规模同影响力的关系。新巴尔虎右翼地区的寺庙规模往往不大,宗教景观本身条件的限制会影响它的吸引力。史料所载正红旗的寺庙就在19世纪末集中到了克鲁伦河沿岸,其经济原因可能大于其他原因。相形之下,在新巴尔虎左翼,镶黄旗人的那木古儒庙和正白旗人的铜钵庙在规模和影响上则要更大。地处呼伦湖东北,贴近中东铁路的镶白旗和接近哈拉哈河,位于新巴尔虎地区东南角的正蓝旗则因为地处偏远,畜牧经济基础一般,且易遭政治动荡波及的缘故,旗庙的维持都非易事,各佐以下再建庙宇就变得更不可能了。

草原地带的寺庙需要和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如甘珠尔庙的选址。甘珠尔庙是新巴尔虎地区地位最高的寺庙,也是始终未进行迁移的寺庙。甘珠尔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宗教中心和交通的中心节点,也是天然的优良市场。尽管如此,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和交通不便,甘珠尔庙在庙会期以外发挥的作用似乎有限。甘珠尔庙的周边是阿木古郎沙地,对于交通与用水都有不利之处。僧人曾经试图在周边盐碱荒地上引水渠并种植树木,但没有成功(23)。甘珠尔庙规模受到限制。波塔宁在八月庙会时来到甘珠尔庙,所见居住僧人不到两百(24),而在沙拉努嘎庙所见者则达300人(25)。

业已形成的寺庙系统塑造了呼伦贝尔的经济格局。高等级寺庙在经济活动中占有更大优势,典型的如最主要的甘珠尔庙。其余各旗寺庙,海拉尔西山等也有经济活动。甘珠尔庙市可以延伸到寺庙之外,乌尔逊河沿岸成为庙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补充。近代以前庙市地点往往并不是直接临近主要官道,而是多处于蒙古高原内部道路网的节点上。以甘珠尔庙为例,朝向它的贸易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向西经行呼伦湖,由克鲁伦河谷进入喀尔喀蒙古,另一条则向南经哈拉哈河、越过大兴安岭进入昭乌达盟北部。这两条道路在19世纪中叶前主要是由蒙古高原上的贸易者使用的。同呼伦贝尔寺庙交往密切的主要有塔宾庙。塔宾庙地处呼伦贝尔两条南行通道节点上,西侧通达同克鲁伦巴尔河屯盟中右旗,左前旗,经行王盖庙(西乌珠穆沁旗庙)等地,穿越达里冈爱东北部和东乌珠穆沁旗进入昭盟。东侧沿正蓝旗进入哈拉哈河上游,走兴安岭山脊进入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旗。塔宾庙的喇嘛定期来新巴尔虎地区经商。

呼伦贝尔寺庙体系的中心点就是甘珠尔庙。以甘珠尔为中心的寺庙经济体系的兴衰变化,也反映在甘珠尔庙市的历史中。甘珠尔庙是呼伦贝尔的交通节点,在中东铁路修建前,甘珠尔庙的重要性要高于海拉尔城。甘珠尔寺为中心。甘珠尔庙能取代海拉尔城成为商业中心归功于其地理区位,也归功于其宗教地位。甘珠尔庙除了充当寺庙群的交通中心外,也是呼伦贝尔八旗宗教活动的中心。甘珠尔庙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清末达到了极盛,交往对象除了汉族、满族、达斡尔族商人外,同蒙古各盟旗间交往也很重要。甘珠尔庙最兴盛的时候据称交往范围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东半部。

据清末达斡尔人的描述,参加甘珠尔庙会的除了巴尔虎蒙古人,还有相貌不同、来自库伦的外喀尔喀蒙古人。(26)其中,来自内蒙古的商人“以锡林郭勒人为主”。(27)来自昭乌达盟各旗的贸易者也很多,除了来自北部各旗者外,昭盟中南部的居民也参与了贸易。哈拉哈河上游之流地区,来自乌丹的汉族商人赶着百余大车参加甘珠尔庙会。(28)新巴尔虎地区的寺庙同索伦、陈巴尔虎、达呼尔等民族也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政局的动荡使得甘珠尔庙影响范围缩减。利用甘珠尔庙的除了外来族群,呼伦贝尔当地的群体主要是索伦左右翼的居民。1934年时,“赶赴庙会的陈巴尔虎人,索伦人和布里亚特人总计约2500人,大约是呼伦贝尔游牧人口的8%”。(29)

新巴尔虎其他寺庙在本地区的宗教地理体系中同样有重要意义,其中主要有那木古儒庙、沙拉努嘎庙、兰旗庙等。沙拉努嘎庙位于两条交通线间,在朝拜路线和商业路线中都很重要。波塔宁在乌和尔图附近见到过沙拉努嘎庙的堪布,他在库伦即有自己的住宅,(30)而在乌和尔图与沙拉努嘎庙之间,波塔宁又遇到了来自汗阿林盟的喇嘛丹巴,并与之同行。(31)沙拉努嘎庙同周边地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宗教往来与商业交换,寺庙的繁荣加强了呼伦贝尔的经济发展。

四、草原丝绸之路和寺庙经济对呼伦贝尔当地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融入草原丝绸之路后,呼伦贝尔的寺庙商业网络除了具有经济意义外,也促进了各旗各佐建立起更广泛的心理与文化认同。

那木古儒庙地处克鲁伦河与乌尔逊河道路交界、左右旗交接的位置,宗教活动繁荣,同外蒙古、藏区等地都有宗教交往。在1916年巴兰诺夫的《巴尔虎》和其他一些俄国人的著述中,此庙的名称被误记为“ЛaМaгyp/Lamugur”。Lamagur的发音近似蒙古语中的lamakurun(喇嘛库伦,民间可指一些有重要活佛的高级寺庙)。错误的原因不仅是语音混淆,也有此庙地位重要,堪与其他旗的庙属库伦相比的因素。寺庙或寺庙的基址,成为各佐属民乡土记忆的符号。同时佛寺同敖包相比,其神圣性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修建者的地位和供奉寺庙的群体,因此佛寺更具有可移动性。

俗称将军庙的德孚寺,体现了由家族纪念物到官方纪念碑再到民族历史纪念物的变化。尽管将军庙的官方地位在新巴尔虎地区仅次于寿宁寺,但此处宗教活动似乎一直不甚兴盛。对于游牧者来说,将军庙的宗教信仰意义可能要次于对杜嘎尔的个人纪念。阔尔玛佐夫记录了一个同历史有所出入的传说,说庙里纪念的是“蒙人极崇仰之”(32)的,名叫Джaндзин的人(此即“将军”的音转,东省铁路调查局出版《呼伦贝尔》汉文版中译成了“张金”)。同生活在海拉尔周边,出身于索伦或达斡尔部族,汉化程度深的海兰察、恒龄、明昌等将领相比,“不通汉文”的巴尔虎人杜嘎尔是草原人的英雄。

基层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反映在了本地的知识分子身上。呼伦贝尔本地最早的“士人”来自迁移而来的达斡尔族,嘉庆初年的敖拉昌兴“编述《京路记》、《调查乌的河源》、《田舍诗》、《依仁堂集》等书,并用达呼尔俗语编著诗歌”,(33)被视为呼伦贝尔最早的“文士”。不过昌兴的文化心态还是从属于海拉尔周边的移民岛,尚没有强烈的本地意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呼伦贝尔人并非只有本地区认同,也不是始终认为自己是不同于盟旗蒙古的他者,这一点不同于一些国外学者所言。(34)第一个有本土性的文人是晚清官员、新巴尔虎总管古柏礼,他的《诸蒙古始祖记》从开篇就将巴尔虎人的历史置于孛儿帖赤那开始的蒙古民族的整体历史中,又将全体蒙古人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的体系中。(35)他在一篇记叙黑龙江边务和经营筹办问题的文章的开头,描写源头之一的肯特山,即称其“源出哲布尊丹巴驻跸之库伦东北方的肯特山”,(36)将民族的历史带回了内迁前的记忆。在古柏礼和另一位巴尔虎官员古鲁格等人的诗歌中,也有许多赞美乡土景观的内容,如《祭克鲁伦河》《宝格德山》。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开始将呼伦贝尔置于内外蒙古的整体环境下考察。文献中可以看到,晚清和民国的考察报告和方志中,在行政隶属上原本不同于蒙古盟旗的呼伦贝尔已经在交通地理和商业地理层面被视为蒙古高原的一部分。清末姚锡光称多伦到呼伦贝尔的道路是“口北商路东大道”,(37)地位重要。大约成书于清末民初的《蒙古道路说明书》已经将库伦—土拉河—昭莫多—克鲁伦河—呼伦贝尔这条通道视为蒙古高原上的重要道路。(38)

我们要重新审视呼伦贝尔这一区域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历史中的地缘意义。呼伦贝尔长期以来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39)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呼伦贝尔有其特殊的地位。虽然在历史上呼伦贝尔没有长时间承担丝路交往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在构筑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促成蒙古高原边缘地带人群文化统合与国家意识形成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近代史中,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呼伦贝尔对后来北方和东北边疆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也促使着边境较小族群的文化认同融入中国边疆地带较大族群,近代东部蒙古的一体化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对大兴安岭地带的直接作用。看似偏处边陲、族群文化差异较大的呼伦贝尔,其实并不像以前一些国外学者所讲的那样先天缺乏和中国母体的联系。(40)清代呼伦贝尔基于文化景观、商业、交通形成的内外蒙古区域认同最终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国认同,在民国初期“呼伦复治”。在十四年抗战中,呼伦贝尔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得到了进一步塑造,(41)各族军民的抗战情报也是沿着草原丝路中一些重要的节点形成的通道传送的。在光复之后,呼伦贝尔各族人民最终选择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也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安边前哨。草原丝绸之路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作用,对于固边的意义,在呼伦贝尔这块地域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①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散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②卢明辉:《草原丝绸之路——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③如卢明辉的《17世纪中叶“草原丝绸之路”恰克图等口岸中俄贸易关系的发展》(《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吕文利的《清代盟旗制度与内蒙古五路驿站的设立——兼论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中国边疆学》2014年第2辑),霍晓东、傅惟光的《以齐齐哈尔为黑龙江历史文化之源创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群体》(《理论观察》2016年第4期),[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之路?——世界史中的丝绸之路》(刘玺鸿译,《西北民族论丛》2016年第14辑)。

④如俄国人巴拉诺夫的《呼伦贝尔》,日本满铁调查部的《政治方面所见呼伦贝尔情况》,原文参见A.М.Бapaнов(.1916),《政治的方面より見たる呼倫貝爾事情》(南满州鉄道哈爾浜事務所調查課,1927年)。

⑤如苏联人阿努钦的《北满地理概观》中《呼伦贝尔》一文[B.A.Aнyчин.Γeopaфuчecкueoчepкu Мaньчжсypuu Москва:Гeorpaфrиз(тип."Кp.пpoпerapий"),1948]。

⑥当代西方的艾骛德、贝杜维、乌尔班斯基等学者在有关呼伦贝尔和中俄边境的研究中体现了这样的倾向,参见"State Service,Lineage and Locality in Нulun Buir",East Asian history,30,2005; Christopher P Atwood,"Мilk,Game or Grain for a Мanchurian Outpost.Providing for Нulun Buir's Мulti-Environmental Garrison in an Eighteenth-Century Borderland,Inner Asia,19(2),2017,pp.240-273; David Bello,Beyond the Steppe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no-Russian Border,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2020. Urbansky.

⑦参见[美]白桂思《丝绸之路上的帝国》,付马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中文版。

⑧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版,第12页。

⑨[苏]阔尔马佐夫:《呼伦贝尔》,哈尔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9年中文版,第4页。

⑩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第4页。

(11)И.A.Дoбpоловский,Xзǔлyнuзянcкaя ПpовuнuuяМaньчжypuu,1906,C.63-64.

(12)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第254、262页。

(13)Бoлoбaн,Мoнгoлuя в ея coвpeмeнном mopгoвo зкoнo-мuчeскuм omнoweнuǔ,1914,C.11.

(14)Бoлoбaн,Мoнoлuя в eя coвpeмeннoм mopoвo зкoнoмuчecкuм omнoweнuǔ,1914,C.11-12.

(15)A.М.Бapaнов,.1916.C.40.

(16)[苏]阔尔马佐夫:《呼伦贝尔》,哈尔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9年中文版,第201页。

(17)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第156页。

(18)Н Штeйнфeльд,Pyсскaя тopговля в монголи в хapaктepискиe мeстнoгo кyпe чeствa/Becтник Aзии(1909.No.2),C.112-129.

(19)Н Штeйнфeльд,Pyсскaя тopговля в монголи в хapaктepискиe мeстнoгo кyпe чecтвa/Beстник Aзии(1909.No.2),C.112-129.

(20)A Болoбaнь,Цицихapь Экономичeский Oчepк/Beстник Aзии(1909.No.1.),C.74-121.

(21)《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九卷)》,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68-469页。

(22)A.М.Бapaнoв,Бaрa,1916.

(23)Пoтaнин,Γ.Н.Пymewecmвuя no ,1948,C.376.

(24)Потaнин,Γ.Н.Пymewecmвuя no ,1948,C.375.

(25)Пoтaнин,Γ.Н.Пymeuecmвuя no ,1948.C.325.

(26)参见孟志东编著《中国达斡尔语韵文体文学作品选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27)Пoтaнин,Γ.Н.Пymewecmвuя no ,1948,C.47.

(28)Пoraнин,Γ.Н.Пymeuecmвuя no ,1948,C.371.

(29)Tenep,Γaнджypскaяяpмapкa 1934 roдa/Зкономичeский Бyллeтнrpил,кЖypн.,Becrник Мaньчжypии(1934,No 9.).

(30)Пoraнин,Γ.Н.Пymewecmвuя no  ,C.320.

(31)Пoтaнин,Γ.Н.Пymewecmвuя no  ,C.322.

(32)[苏]阔尔马佐夫:《呼伦贝尔》,哈尔滨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9年中文版,第18页。

(33)程廷桓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第226页。

(34)Atwood,Christopher P,"State Service,Lineage and Locality in Нulun Buir",East Asian History,30,2005,pp.5-22.

(35)(清)达·古柏礼著、胡·都嘎尔扎布等整理注释:《诸蒙古始祖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蒙文版,第29-40页。

(36)(清)达·古柏礼著、胡·都嘎尔扎布等整理注释:《诸蒙古始祖记》,第179页。

(37)(清)姚锡光:《筹蒙刍议》,载忒莫勒、乌云格日勒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北部边疆五》,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第142页。

(38)佚名:《蒙古道路说明书》,载《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二十三》,远方出版社2017年中文版,第8页。

(39)翦伯赞:《内蒙访古》,《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

(40)受近代国际局势影响,拉铁摩尔等学者在关注中国东北局面是注意过呼伦贝尔,但是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二十世纪政治风云下呼伦贝尔的战略特点,并将其视为和中国关系较远、认同薄弱的地区。参见拉铁摩尔著作《东北的蒙古人》。Owen Lattimore,The Mongols of Manchuria:Their Tribal Divisions,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Original Publisher 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4.

(41)根据《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呼伦贝尔高原汉族移民较少的区域反对日伪统治的声浪也一直不停息。1941年,呼伦贝尔蒙古人的反日思想已经萌发。5月18日,原伪满国军中士奔果尔在海拉尔正阳街,聚集数名蒙古人,向他们宣讲诺门罕战争日本惨败的实情,劝诫蒙古人不要去做炮灰。时任新巴尔虎右翼旗总务长的功果尔扎布已经半公开地阻止本旗僧俗青年去“新京”接受日伪教育。即使是对满洲国存在过幻想的蒙古人,在现实中也越发认清了所谓的王道乐土并不比其他的统治更好。那木古儒庙附近旗民认为“原本军阀时代警察的索贿、威吓,如今在满洲国依然存在,这算什么王道乐土”?以上材料参阅《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一辑》,第一册,第86—87、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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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 2021年第7期167-174,共8页,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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