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环捷: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2-02-04 2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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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环捷  

   内容提要:回顾数十年来的研究可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继承传统并开拓创新,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机构、教材、期刊等多项要素均取得进展,学科定位问题得到持续探讨;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更新学术理论框架,深耕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传统领域,向高科技的伦理反思、工程伦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负责任创新等新兴、前沿与交叉领域迈进;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向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挖掘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领域。总体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所取得的学科成就殊为不易,形成了多元而有活力的学术格局,创造出精彩且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已有基础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应弘扬自然辩证法的传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务实哲学学科根基,支持跨学科互动与合作;应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

   关 键 词:科学技术哲学  自然辩证法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科学技术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分支学科,建制化始于1956年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在改革开放后更定名称并渐趋成熟。但其历史渊源颇为悠久,相关领域可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基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总方向,①科学技术哲学拥有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积极贡献思想力量的优良传统,曾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时至今日也依然肩负着伟大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②对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要求和方向指引,科学技术哲学亦应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面向新时代、新挑战和新任务的引领措施。为此,本文主要立足于梳理和分析数十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动态,特别是近年来的新动向,研判当代学术发展趋势与特征,摸清制约学科发展的偏颇与短板,从而根据经验与实践的语境对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三大体系”尝试作一前瞻思考。

   一 学科体系建设: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演进

   学科体系是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的建制根基和现实依托。自1987年“科学技术哲学”脱胎于“自然辩证法”而正式得名后,其学科体系构建在多方面取得建设性进展,最为重要的是学科框架的更新与完善。《科学技术哲学教程》列出自然论、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论和技术论等四个构成部分,③与自然辩证法相差不大。《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与进展》则分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④显示出学科框架的动态调整。再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辩证法名词》为例,2004年版分“总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六个部分。2019年提交审定的最新版则增至“总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伦理”八个部分。目前对学科框架的理解通常有四种路径:(1)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即对作为整体的“科学技术”所进行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即由“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这两个分支哲学所共同构成;(3)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即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基本等同起来;(4)科学技术哲学=“大口袋”学科,即指它包含各种对科学技术的人文研究,实际上横跨多个一级学科。新近面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下文简称“马工程”)重点教材《科学技术哲学》承载了学界对此取得的最新共识,“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呈现一体化趋势,许多问题成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共同探讨的问题”⑤。该书的章节安排亦能体现这种框架。

   学科体系建设的其他显著成就包括:一是教研机构的新设。早期的科学技术哲学教研机构多继承了自然辩证法教研机构的基础,如2000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前身是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近年来新设教研机构(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所等)不仅总体数量较多,而且展现出多方向拓展的愿景。如清华大学科学史系(2017)、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2018)等;2018年创建的复旦大学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旨在实现研究与培养方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走向多学科、跨学科的“哲学+科学(philosophy plus science)”;202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其发展方向亦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为主。二是教材编写的推进。几十年来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类与“自然辩证法”类教材为数众多,总论性、分支性、经典研读等各种类别教材均层出不穷,各具特色。最为突出者当属两部相继出版的“马工程”重点教材,分别为郭贵春与殷杰领衔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018修订版)和刘大椿领衔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两个编写团队的20位主要成员来自各地不同单位,汇集了当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的精干力量。三是办刊水平的提升。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学科同行交流的平台,本学科的学术期刊也在稳步发展。被称为科学技术哲学“三大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逐渐扩容改版,均属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优秀期刊。三者名称皆源于自然辩证法,但2009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试图回归学科之哲学本真,并由此推动学科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的正确方向前行。另两者虽未更名,但如《自然辩证法通讯》所称,服务于“关注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历史演进和社会意义”的办刊宗旨。

   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关键议题。从其渊源和现状来看,科学技术哲学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为“前史”,⑥但既未全面取代自然辩证法,又未与自然辩证法完全分离。目前两者呈现出交叉并存的复杂模糊状态,反映于学会、刊物、课程、教材等诸多方面。例如,全国与各省市层面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当初未随之改名,至今并没有以“科学技术哲学”命名的正式学会出现,代表全国科学技术哲学界的学术共同体仍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从学理和建制来看,科学技术哲学不但包含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等属于哲学的分支领域,而且包含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与哲学关联性不强的分支领域,导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与作为“大口袋”的科学技术哲学之间存在名不副实的紧张关系。这种模糊和紧张的存在,使得学科定位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前有赖于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特地位,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得以维持与巩固。然而,作为公共课程的自然辩证法课程自2010年起被大幅削减⑦,是学科定位矛盾进一步凸显的转折点,势必引发课程内容压缩、师资需求减小、学科地位降低等连锁反应。如近年来理、工、农、医类院校科学技术哲学的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屡被撤销。结合高校、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宏观背景来看,科学技术哲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部分教研机构被裁撤或降级,导致研究人员分流,研究力量也被分散。此种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的萎缩势头与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状况不相匹配。

   为了应对本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业内同仁纷纷献计献策。长期以来,学界对此的主要意见可大致分为将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技术哲学、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立为综合性学科群(如设立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等三种。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自然辩证法二级学科的观点被提出。⑧此外,还有开设科技伦理必修课、实施STS通识教育等建议。2020年全国两会代表建议设立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一级学科,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科技与社会、认知科学、逻辑学等作为二级学科。截至目前,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提议均未有实现者。“马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8年版)》认为,在承认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和渊源”的基础上,应“突破原有的‘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相混淆的状况”,分别强调前者的“价值旨归是马克思主义”,后者的“哲学学科的专业属性更为突出”。⑨换而言之,应将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继续将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总之,如何明确科学技术哲学“安身立命”的学科定位,尤其是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仍是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

   二 学术体系建设:传统领域的深耕与向新兴领域的迈进

   学术体系是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支撑,更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⑩。数十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前贤不断开拓,在深耕传统领域的同时向新兴、前沿与交叉领域迈进,学术体系建设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研究主题分散、研究原创性不足的隐忧。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传统领域原非传统,有些早先的新兴领域亦已非新兴。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如今已被视为传统领域。这里的传统领域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兴、前沿和交叉领域则基于时效性考量而选取高科技的伦理反思、工程伦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哲学、负责任创新等领域为例。

   1.科学技术哲学传统领域的深耕

   自然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界历来着墨的重点之一,科学的自然观与超越科学的自然观都曾是热门的问题域。新世纪以来受关注度有所下降但也不乏亮点,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西方古代自然哲学、当代自然哲学等方向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刘劲杨和李健民总结了自然哲学的两大研究传统:通过探寻自然的终极本原来揭示自然的本质,伴随本原探寻展开的对自然普遍性的探索;同时指出当代自然哲学揭示自然普遍性的三种路径:科学化的哲学进路、形而上思辨进路和更为广阔的整体主义进路。(11)如何克服“冷门化”趋势,重视与强化自然哲学研究,是现今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诸多支流之中,科学哲学的研究历史、队伍规模与成果数量均居首位。早期的如维也纳学派的中国成员——洪谦先生的科学哲学研究,之后如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舒炜光与邱仁宗等《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等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引介,至今已有“正统科学哲学”与“另类科学哲学”(亦称“第一种科学哲学”与“第二种科学哲学”)之分。在如何看待科学或者说如何理解科学的问题上,国内学界除了辩护(解释、捍卫)和批判(解构、质疑),还出现了审度的观点并引发争鸣。目前,科学哲学在多个方面具有蓬勃发展之势:一是一般科学哲学研究向纵深推进。关于科学实在论、自然规律、科学合理性、科学实践哲学等主题的代表著作仍占据相当比例。二是分殊科学哲学研究各具特色。如物理学哲学、复杂性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生态学哲学研究等。三是认知科学哲学研究渐成热点。意识、表征、身心等经典问题吸引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领域内的学术交流与联动日渐兴盛。四是综合性的科学哲学史研究方兴未艾。刘大椿等的《一般科学哲学史》和《分殊科学哲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致力于“以科学哲学史的方式厘定科学哲学的源流,进而稳定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12)。五是科学哲学翻译成果迭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山西大学团队翻译出版的首批9卷16册《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Elsevier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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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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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2021年第5期117-126,128,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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