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苏联解体30年，也是俄罗斯联邦作为国际法主体登上国际舞台30年。转型以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重建且不断固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断强化，政治发展呈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俄罗斯目前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互动模式能够满足大资本和依赖国家的多数民众的诉求，国家主义与父爱主义相互建构，相互强化，但与俄罗斯社会存在的变革诉求存在明显张力。从绩效角度，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关系，足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但却一直没能解决发展问题。政治发展连续性的经济社会后果就是不发展或者发展缺失，这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俄罗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最大风险。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首先需要确立新的政治制度，组织政治权力，也就是进行治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权力与社会及其结构之间相互建构，政治权力获得合法性以及相应的社会基础，社会则通过政治参与、政治动员与政治权力发生互动。因此，讨论俄罗斯新制度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必须首先探讨政治权力及其来源与性质、组织方式、运行方式等特点，然后才能涉及绩效问题。
一、俄罗斯政治权力的类型：单一中心政治权力
俄罗斯新政治制度的确立首先是新的政治力量构建政治权力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新制度框架下政治权力的性质，也是观察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视角。这里涉及俄罗斯新制度的初始条件。从政治精英来源角度看，1993年之时俄罗斯新的政治精英来源于旧体制内部，其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在旧体制时期建立起来的，在权力体系运行乃至国家治理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政治转型方面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新的掌权者并不是原来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来自原体制内部。
这里所谓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单一来源及其独占性是与欧洲诸国相比较而言的，同时也是俄罗斯与欧洲相比大异其趣的根本所在。以西欧国家为例，在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之前的中世纪，有代表政治权力的国王，有代表神权的罗马教廷，有代表经济权力的商人，有掌握武力的骑士，有掌握土地资源的贵族。如此，国王、贵族、教士、商人构成多个权力中心，彼此之间有竞争有斗争，同时也有谈判与妥协，总之权力中心的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
俄学者将俄罗斯政治权力的单一中心特征概括为政治权力的综摄性，即权力与资产一体，知识与评价一体，神圣俄罗斯与国家和人民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天然地排斥政治竞争，无论竞争来自宗教权力、经济权力（资本）还是地方势力。我们认为，“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是俄罗斯政治发展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因而我们探讨的也是“单一中心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二、政治权力与社会的互动
30年来，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的恢复重建及其强化，构成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主线和基本内容。主要涉及政治权力与资本、教会、地方势力、大众传媒及社会的互动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与操纵。
第一，政治权力与资本。
1993年新的政治制度确立之后，俄罗斯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最短时间内重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规模私有化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俄私有化过程十分复杂，而私有化的结果则是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及对资源分配权的高度垄断（集中）。
俄罗斯的私有化在1996年前后达到高潮，新的寡头势力迅速形成并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关键因素。在1996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寡头势力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而2000年之后打击寡头势力的结果是，俄罗斯大型私人企业继续获得国家支持，作为交换，他们不能支持任何未经官方允许的反对派力量，同时要积极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项目。有研究显示，除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旧寡头”之外，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寡头，其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更为密切，获得政治支持的途径更为直接，同时对政治权力的依附程度则更高。当然，在实证意义上，俄罗斯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如何，政治权力实现了对资本力量的“驯服”，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苏联解体和新制度“植入”的结果，不是某种混合体制，而是形成一种称为“后苏联资本主义”的体制。其根本特点是，权力和资本相互贯通并且高度集中在少数相同的精英手里。事实上，新出现的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资产”制度安排。而“权力”和“资产”的掌管者就是国家官僚。
第二，政治权力与东正教会。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当局对宗教，尤其是东正教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为弥补东正教会在苏联时期受到的损失，俄罗斯政府甚至为其特批某些特种商品的进口配额，东正教会则借此与商人合作，获得可观收入。自2000年起，俄罗斯当局不断发出信号，东正教会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教会且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重要的宗教节庆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2000年以来，东正教被逐步作为国教，国家与宗教的紧密一体使俄罗斯社会回到斯大林时期那种明晰的局面：一个上帝、一个真理、一个神性权力。
第三，政治权力与地方势力。
苏联解体之前，在俄罗斯与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叶利钦面对地方实力派做出的承诺是“能消化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以此作为换取地方实力派支持的条件。在1993年宪法框架下的制度设计中，俄罗斯联邦会议上院，即联邦委员会由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首脑组成，许多联邦主体尤其是民族自治区都通过了自己的宪法，明确宣示自己的主权，经直选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往往有实力和底气与叶利钦一争长短。后续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大幅度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新的进展是，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但候选人往往由联邦中央“空降”且大部分定位为技术官僚，不再具备政治影响力。因此，俄罗斯宪法确定的联邦制往往被看作是事实上的单一制不无道理。
第四，政治权力与大众传媒。
值得说明的还有政治权力对媒体的控制，其中主要是控制电视媒体，通过电视对社会舆论进行塑造、引导与操纵。一般而言，俄罗斯民众对特定国家的态度与电视的传播导向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其中的关键在于，电视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长一代，而电视的受众与民意测验的受访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重合。与此同时，这部分群体也是活跃的选民。因此，通过电视影响社会舆论、进行选举之前的政治动员，对当局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绩效：稳定与发展缺失
治理绩效则可以从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维度进行观察。对于任何政治体制或者制度而言，衡量其质量的关键是从经济发展维度观察其治理绩效。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俄罗斯的状况如何？
首先是政治稳定。正如前文指出，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举行7次总统大选，获胜的均是当局推出的候选人，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和绝大部分地方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甚至宪法多数席位。在俄罗斯，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加上政治权力对民意的塑造与操纵，对宗教和传媒的控制等等，无疑对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局面则有所不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占全球11.4%，拥有世界20%的自然资源，人口为世界总人口的2%，发展经济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此外，俄罗斯74.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识字率达到99%，超过半数居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与以色列、加拿大处在同一水平），大多数居民从事非体力劳动，人力资源的质量很高。应该说，最近30年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与苏联时期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苏联时期商品短缺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享有出国旅行以及国内迁徙的自由。
与此同时，有关研究显示，自1991年以来的30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左右，远低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30年来，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了34%，也就是年均接近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俄罗斯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就财富高度集中的程度而言俄罗斯位居全球第一。
四、结论
以上以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为视角，考察了30年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基本内涵包括绩效等。初步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重建且不断固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断强化，政治发展呈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
其次，从绩效角度看，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关系，足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但却一直没能解决发展问题。部分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经济模式可以界定为“停滞2.0”和“中等收入陷阱”。一般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民众的广泛参与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活力，但其后果则是有可能出现新的权力中心。面对这种局面，“单一中心政治权力”选择国家作为最基本的经济主体，同时默许大量的非正式就业和灰色经济。
因此，政治发展连续性的经济社会后果就是不发展或者发展缺失，这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俄罗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最大风险。考虑到现任领导人长期执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领导人更替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此外，在缺乏社会制约的情况下，政治权力成为自身最大的威胁，政策失误将导致社会震荡。例如，2018年的退休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展望俄罗斯政治发展前景，可以说俄罗斯目前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互动模式能够满足大资本和依赖国家的多数民众的诉求，国家主义与父爱主义相互建构，相互强化。但是，这又与俄罗斯社会的变革诉求存在明显张力。此外，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不见得会引发权力结构的变化。目前的外部压力（西方制裁等）有利于政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整合社会力量。以上因素使得目前以单一中心为主要特点的权力结构能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维持下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