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谈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一般都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的大学教科书为主要依据，这是符合学科发展历史的。具体说来，多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为代表。特别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代了胡适著作的地位之后，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熟的标志。50年代至70年代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70年代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成为新指导思想下的学科体系及话语代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劳思光著《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册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以期成为新的学科典范。80年代以后，不仅冯友兰完成了其晚年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重写了中国哲学史；从教育部组织的部颁教材，到各大学哲学系自编的教材，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教材不断涌现。

　　 如果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典型，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不仅包含了历代中国主要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念，描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阶段和历程，还确定了代表人物和基本派别，提出对主要哲学家思想的学术论断和哲学分析；不仅如此，还要力图在总体上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方法、趋向。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岱年先生完成了其《中国哲学大纲》，该书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但更突出古代哲学的问题形式，重视中国哲学的特点。

　　 此外，在20世纪前半期，学界中还存在一种努力，即虽未撰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但在其他形式的文字中大量论及中国哲学的体系与特征、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以及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宗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他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逊于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及以后，都不是一个哲学家；冯友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还没有建立起哲学的体系，其哲学体系建立于抗战期间；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本出版于1932年，已显现其大哲学家的风范，并且他后来在《十力语要》等书中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处处显现出大哲学家的洞见。因此，尽管他并没有写作中国哲学史、详细列举历史上各哲学家的思想资料，但这些论述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他早期也曾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先生欲俟《新唯识论》成书后，次为书评判佛学。……次为书论述中国哲学思想，大抵以问题为经，家派为纬。问题则随时代而有初民先发及后来继续进展，抑或向不经意而后应境创发，皆一一穷其所以焉。则此土哲学之根柢与其进展之序，大端可睹矣。”只是后来未得实现。张岱年先生的《大纲》正是以问题为经的著作，而张先生此书所说的中国哲学的特点，颇受到熊十力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十力语要》来看，不仅张岱年，当时有不少学者与他有书信往来，受到他的影响。当然，他与当时学者的交流不限于书札，其中颇有影响的例子是1934年冯友兰先生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下卷送给熊十力时，二人当面进行的有关良知的对话（台港新儒家后来对此尤为关注）。

　　 另外，所谓对学科发展的意义，也不能狭隘地去理解，不应该仅仅指在大学哲学系的教学科研，或为社会提供相关领域的专业文化知识，重要的还有培养了解中国哲学、有志于研究或传承中国哲学的人。从这方面来说，熊十力不仅以中国哲学学者的身份与当时著名的哲学学者如张申府、张东荪等学术交往密切，对张岱年、任继愈影响较大，他有关中国哲学的观念更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后来在海外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当然，熊十力论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多是从他的哲学体系出发的，但也不能由此抹杀其意义，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也是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分析哲学史上的体系的，而他所提供的启发性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上，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

　　 可见，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

　　 一、总论中国哲学

　　 （一）哲学观

　　 熊十力在与梁漱溟讨论时提出：“中国的学问思想虽久绝，而儒道诸家侥存者，不可谓其非哲学。以其非宗教、非艺术故，以其不遗理智思辨故。但其造诣却不限于理智思辨，此当为哲学正宗。”这是说，中国古来的学问中当然有哲学，不仅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是哲学的正宗。因为在他看来，只讲理智思辨虽然是哲学，但还不是哲学的正宗，仅限于理智思辨是不够的。中国哲学有理智思辨，但不限于理智思辨，还有超越理智思辨的部分，所以是哲学的正宗。这里就体现了熊十力的哲学观。他又说：

　　 哲学大别有两个路向：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超知识的。超知识的路向之中也有二派：一极端反知的，如此土道家是；一不极端反知的，如此土晚周儒家及程朱阳明诸儒是。西洋哲学大概属前者，中国与印度哲学大概属后者。前者从科学出发，他所发见的真实，只是物理世界底真实，而本体世界底真实他毕竟无从证会或体认得到。后者寻着哲学本身底出发点而努力，他于科学知识亦自有相当的基础，如此土先哲于物理人事亦有相当甄验。而他所以证会或体认到本体世界底真实，是直接本诸他底明智之灯。易言之，这个是自明理，这个理是自明的，故曰自明理。不倚感官的经验而得，亦不由推论而得，所以是超知识的。又复应知，属于后一路向底哲学家，有用逻辑做他底护符。如佛家大乘空有两宗都如此。更有一意深造自得而不事辩论，竟用不着逻辑的。中国哲学全是如此。

　　 他认为，那种只讲理智思辨的哲学，是一种知识路向的哲学（路向的概念受到梁漱溟的影响），以西方哲学为代表；还有一种哲学以超知识为路向，以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代表（他说的印度哲学主要指佛教）。在他看来，知识路向的哲学从科学出发，只追求物理世界的真实；而超知识路向的哲学追求本体世界的真实。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周密，西方哲学也有哲学家追求本体世界的真实。熊十力真正要说的是，寻求本体世界的真实不是依赖感官经验，也不由逻辑推论，而是依据证会所得。这种超知识的哲学才是哲学的正宗。

　　 （二）中国哲学之组成

　　 关于中西哲学的体系结构，熊十力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哲学中分类略如下：一、本体论……二、宇宙论……三、人生论……四、知识论……如上四类，在西洋哲学中或不免分截太甚，而在中国哲学上向无此等分立之名目。但就哲学家用力言，实应依上述四类分别去参究。吾人今日依四类以探索中国哲学，即见其包含此四类而毫无遗漏。四类中唯本体论是万理之所从出，一切学术之归宿处，一切知识之根源。

　　 这里所说的哲学的分类，即哲学所包含的内容，四类分是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共识。熊十力认为古代的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如此的分类，但实际上也是依此四类去进行研究的，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也应该依从这四类分区研究。同时，他也指出，这四个部分，在西洋哲学中分别得太过太死，这是不可取的：

　　 中国哲学之内蕴，虽可依四类分求之，然向不立四类之名目，此固由吾先哲默契真理，不喜向理论方面发展，其著述大抵随笔为之，少有系统，因此名词简单，但先哲确有最高境界，吾侪不容忽视。

　　 至于中国哲学何以不立四种分类，他认为是由于中国哲学强调默认体会，不注重理论的发展，不求有系统的思想体系，所以也就不求理论上的分类，概念较为简单，形式多用随笔。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哲学虽然形式的体系不发达，但确实提出了最高境界；不仅提出了最高境界，而且达到了最高境界。故他又说：

　　 中国哲学亦可以《庄子》书中“自本自根”四字概括。因此，中国人用不着宗教。宗教是依他，是向外追求。哲学家虽不建立大神，而往往趣向有最上的无穷无限的终极理境。或亦云理念。

　　 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宗教式的大神，而是“最上的无穷无限的终极理境”，这个最高理境不是向外追求得来的，而是向内追求得来的。他特别指出：

　　 哲学上之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在西洋虽如此区分，而在中国哲学似不合斠画太死。吾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之本体，宇宙、人生，宁可析为二片以求之耶？致知之极，以反求默识为归，斯与西洋知识论，又不可同年而语矣。

　　 相对于西方哲学内部分类明晰，他提出在运用四类法研究中国哲学时，不能分别过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做此分类，而且因为中国哲学内部各部是相通的，如天地万物的本体即是吾人心之本体，吾人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故本体论和人生论不能截然分别为不同类。

　　 （三）辩唯物唯心

　　 新中国成立后，新哲学受到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刻意强调唯物唯心的对立，对此，熊十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与郭沫若的信中，系统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先看他给刘述周的信：

　　 自西学东来，吾国学子类别中国哲学，亦援用唯心、唯物诸名词，其实中国唯心论确与西洋唯心之论绝不同，此意余当于《原儒》下卷发之。孔子六经与西洋唯心论毕竟不可一例视为反动思想。惟吕秦以降，将三千年所谓汉、宋群儒，当别论耳。此义详在《原儒》。

　　 他认为，东西方哲学都有唯物论唯心论，但中国的唯心论与西方的唯心论大不相同，因此也就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一律视为反动的思想。

　　 再来看他与郭沫若书：

　　 灵是气之灵，理是气之理，天非别于气而另为空洞之境，更非有拟人之神可名天。船山之唯气论，实涵有泛神论之意义者也。此自西洋唯物论家视之，当不承认其为同派；而自中国哲学言之，彼立气为元，不谓之唯物论不得也。近人谈横渠、船山，犹未穷其真相。余欲辨之而未暇也。

　　 他以王船山为例指出，船山的唯气论是一种唯物论，但“涵有泛神论之意义”，所以西方哲学不会承认王船山的气学是唯物论。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唯物论是不同的。

亦复当知，中国哲学思想虽不妨分别唯心唯物二派，而格以西洋之学，则中国唯心论穷至根源处，毕竟与西洋唯心家言不似，中国唯物论穷至根源处，毕竟与西洋唯物家言殊趣。此其所以之故，甚难究了。粗略而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