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松华 熊务丰: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10:10:51

进入专题: 中西哲学比较   当代中国哲学   整体性更新  

方松华   熊务丰  

   摘要:中西哲学比较是近代以来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基本语境,而构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是目前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与狭义的或直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工作相比,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哲学史”的百年书写,是更加值得重视和梳理的历史经验。中西哲学比较深入开展的同时,其困境也日渐凸显:距离会通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目标,一度似乎不是愈近而是愈远,并在世纪之交遭遇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问题的矛头所向,既质疑“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中国性”,也质疑中国哲学传统的“哲学性”。中西哲学比较要获得实质性的推进,不仅必须在真正深入把握西方哲学传统之精义的基础上,破除关于“中国非哲学”和“哲学非中国”的双重执念,而且需要在与当代西方哲学最新进展的批判性对话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当代发展,需要在保持“我们”和文化传统之间恰当的“距离”意识的基础上,以现代言说方式复现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真精神,需要以进入“现代化”完成状态的未来中国为参照系,反观与整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与哲学思潮的历史性变迁。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或许不应当期望以“一家一派”的方式来完成,而应当是一种学术生态的整体性更新,是新的时代精神在一切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必然展开。

   关键词:中西哲学比较;当代中国哲学;整体性更新

   作者: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熊务丰,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20)。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目次

  

   一、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成就与困境

  

   二、如何在深化比较中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自中西文明交汇以来,中西哲学比较就是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基本语境,而构建“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则是目前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呼唤着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做出透彻而巩固的基础性阐释;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学术经历一百多年的曲折发展,也迫切要求确立自己成熟而完备的思想躯干。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本文是在一种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来讨论所谓“中西哲学比较”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关注那些直接以“中西哲学比较”命名的著作和论文,而且关注由于近代以来所有“在中国的”哲学研究天然具有的“比较”情境和“比较”性质而产生的一切重要成果。不仅如此,我们对所谓“中西哲学比较”和“当代中国哲学构建”等表达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念,也都取一种宽泛的、广义的或形式的理解,它的基本涵义大体上可以借用吴晓明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文中所阐述的重要观点来表示:“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哲学’中单纯形式方面意味着: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基于对“哲学”的这样一种宽泛的、广义的或形式的理解,本文将就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和所遭遇的基本困境做一番扼要的概览,然后就如何在深化比较中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提出我们的若干思考。

  

  

  

   一、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成就与困境

  

  

  

   我们之所以对“中西哲学比较”采取一种相当宽泛的理解,并因此在梳理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成就与困境时,将目光并不聚焦于执“中西哲学比较”之名的那些著述上,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所谓狭义的亦即执“中西哲学比较”之名的研究相对于广义的亦即围绕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展开的主干研究而言,不仅在体量上是沧海一粟,而且在内容实质上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为后者提供精确的方法论前提的程度。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往往停留于对中西文化和思想传统的表象特征的描述与对比,少数较为深刻的研究则往往是以某家某派的哲学立场为根本前提展开的,对比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取决于对这些哲学派别或传统深入了解的程度。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进程还是从义理内涵上来说,所谓狭义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都是以广义的中西哲学比较或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的会通为根本语境和内在目标的。我们对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成就与困境的梳理,也以此为根本线索来展开。

  

  

  

   首先是西方哲学的大规模引介与所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近百年来,中国学界掀起了数次全方位引进西学的热潮,形成了西方从古到今各大重要哲学流派在中国大地上竞相绽放的学术奇观。在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和对西方哲学史的系统梳理之外,中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研究评述著作和论文,更是浩如烟海,不计其数。从总结学术成就的角度来说,这些译介和研究工作,不仅使中国学界系统性地把握了西方哲学从古到今的基本问题和发展源流,而经过所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经过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历史与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在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教养和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体系的背景与底色。学界曾在“反向格义”的名义下对此进行过批判性反思:如果说“格义”是以文化接受者自己本有的语义和概念系统去理解与表达被接受对象的话,那么“反向格义”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如此的深入和有效,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讲述西方哲学,而且在讲述中国古代思想以及表达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感受时,也都首先要在现代西方哲学传统规定的语义和概念系统中去展开,否则就有可能进入某种程度的“失语”状态。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进展及其返本开新的努力。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只是作为“西学”的一个流派,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锤炼与运用,逐渐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认识世界的理论指南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大革命时代,李大钊、李达等人从日本和英美等方面引入中国的主要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从苏联方面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规模、成系统地编译经典文本之外,还曾经有一段时间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全面的指导,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曲折中展开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还处于摸索阶段,此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在事实上不得不较大程度地参照苏联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真理标准问题”“异化劳动问题”大讨论和反思教科书体系为最初契机进入了一个正本清源和返本开新的学术化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由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发展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用传统中国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则是之所以能够由“子”发展为“经”,其中最为本质的原因,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实践作用,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性变革,本身蕴含着超越或扬弃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所表征的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地位。只是迄今为止,后者的丰富内涵尚未得到完全而透彻的阐发,而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这一方面的内涵必将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凸显出来。

  

  

  

   再次是“中国哲学史”的百年书写和“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表面看来,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输入”,而“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则仿佛才是中西哲学正面交锋的战场。但实际上,“中国哲学史”书写同样是(或至少迄今为止仍然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据主导或支配地位的过程;差别只不过在于,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更多或首先表现为作为实践中的思想力量,参与到中国社会蓬勃开展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具体实际过程中去,而“中国哲学史”书写则更多表现为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现代整理,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本相结合的学科学术发展过程。虽然就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具体实践而言,“中国哲学史”书写恐怕很难和西方哲学系统引介尤其是很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作用相提并论,但就中西哲学比较的学术研究而言,“中国哲学史”书写恰恰提供了十分生动的历史经验和众多可供深入研究的具体文本。

  

  

  

  

   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奠基之作,同时也为作为二级学科建制的“中国哲学”奠定了基本的学科规范。《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出版后不久就受到金岳霖先生的讥嘲,认为胡适是“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劳思光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序言”中,更直接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能算是“未成功的尝试之作”,“因为它全未接触到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并且几乎未接触到任何哲学问题”,而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的考证之作”。金岳霖先生和劳思光先生的评述,从他们各自的立论角度来看或许不无道理,但在我们看来,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所指出的“构成”中国哲学史书写“适当的形式”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以及迄今为止尚未完全克服的“反向格义”的学术困境,使得后来各种“中国哲学史”书写实际上都很难摆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开启的现代性叙事范式的影响。

  

  

  

   相比之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在同时代人中则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陈寅恪和金岳霖先生为冯著《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先生以史学家的身份从“信史”(如甄别史料和伪书的恰当利用等)角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金岳霖先生则更多是以哲学家的身份从“哲学史”观的角度作出肯定,认为冯友兰之所以能做到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乃是因为“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着意的是“一种普遍哲学的形式问题而不是一种哲学主张的问题”,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因而认为“冯先生这本书,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西哲学比较   当代中国哲学   整体性更新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95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