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中的非理性呈现。其基本特征，从认同对象的非理性来看，以狭隘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为主；从表达形式来看，呈现出盲目排外和极端排外、热点敏感和情绪应激、弱国心态与沙文主义摇摆、网络集群和党同伐异等特点；从传播方式来看，滋生出粉丝民族主义、二次元民族主义、短视频民族主义等多样化面孔。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国家外交政策、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潜在危害，其与多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紧密结合和共振效应，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进行价值引导，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复兴观、国际观，增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关 键 词：

　　 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  基本特征  危害性影响  价值引导　　Network Irrational Nationalism  Basic Features  Harmful Influence  Value Guidance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世界性社会思潮，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互联网兴起后，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主义新的发展温床，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隐匿性等特点放大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滋生了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关系、外交政策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因而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予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主义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国内外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是民族主义的定义至今仍需进一步廓清。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归属和忠诚观念，以及由此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从词源溯源来看，“民族”一词在早期的历史演变中源自拉丁语的natio(出生、出身)，虽然最初这一概念具有贬义色彩，但从1274年的里昂教会会议起，“民族”初步具备了作为意见共同体的全新内涵[1]。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最初是在16世纪出现在英国都铎王朝新贵族统治的时代，当时原有的世界观与实际经验发生了矛盾，在同教会会议所谓的“精英”相对的意义上，“民族”被用来指英格兰的全体居民，由此开启了有据可查的民族主义时代。因此，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意识，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意向。这个现实基本上是世俗的，其中最重要的现象是现实的人群和他们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被设想为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逐渐成为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社会，最终被重新界定、建构成为现在的民族国家。从内涵来讲，民族主义定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其维护的对象即民族。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维护的对象是以主权为基础、共享国家政体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这种民族主义被称为国家民族主义。从族群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维护的对象是特定的族群，强调对该族群的特殊文化或信仰观念的忠诚与热爱，被称为族群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无论是哪一种民族，就民族成员的个体而言，都可被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从外延来讲，民族主义不仅停留在某种社会情绪、政治情感、文化情结上，还可以建构为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对共同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形成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发端于近代欧洲，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散布到整个世界，有力地推动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

　　 由于民族被定义为由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身份认同出自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这种具有涵盖性的认同显然不同于在历史上被它取代的那种被宗教所确认的等级认同，民族认同因此也增添了新的维度，即维护共同的生存经验的尊严。可以说，在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人类绝大多数的生存经验并不包含这种价值性的尊严维度，但在这一体验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放弃它[4]。因为个体的尊严来源于这种民族成员身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们对于自己民族的集体尊严、对于民族声望、对于一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地位都投入了太多的东西。这就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天生具有竞争性的意识。在特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源于“民族”中的成员资格，“民族”这个广泛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均分享了这一民族出众、精英的特性，这就使得同一民族不同阶层的群体在本质上被视为是同质的，而地位和阶层的划分仅仅被看作表面上的差别。这一原则是各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人们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视为同一普遍现象的不同表现的理论依据。

　　 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民族认同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跨国进程和本土发展相伴生的过程，仅仅是概念上的可取之处，并不能激发某个民族“采纳外国模式”的念头，这就导致不同民族在建构身份认同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各具差异。在民族主义兴起和传播的过程中，媒介对于塑造共同体形象、帮助民族成员构筑想象共同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就同印刷时代的到来和兴盛密切相关：通过报刊这一重要媒介，民族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国家的地理边界和概念外延也在地图印刷品的广泛流传中得到了清楚的确定。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通过大量办报宣传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消解了清廷的统治合法性，在知识群体中有效动员了革命力量，为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从印刷时代到影像时代这个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电影、电视等媒介及其产品能更加直观地反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危机挑战等，其受众对象由知识分子拓展到普通民众。与印刷品媒介不同的是，影像媒介对民族主义传播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无论是抗战电影对民众的动员，还是现今抗日题材的“神剧”被电视观众广为接受，乃至中美关系逆转中抗美援朝电影的热映，都起到了唤起民众意识、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作用。从影像时代进一步发展到网络时代，民族主义传播的媒介环境再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作为虚拟空间承载平台的互联网成为各种传播方式的集合，文字、图像、语音、影像都可以在互联网中找到传播途径，以对应不同受众的不同精神需要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介本身展现出惊人的发展迭代速度，从网页时代、虚拟公共空间，再到移动App时代，互联网内容的传播更为便捷，虚拟空间中的全球化、去中心化、多对多网状传播等特点更加泛化。可以说，互联网为民族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广泛传播、发挥影响提供了全新的传播场域和媒介载体，由此形成了网络民族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民族主义并非简单的“网络+民族主义”，它以大众化的网民为主体，以互联网为场域，与以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民族主义有显著差异。因而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中的非理性一面在网络民族主义中容易被无限放大。与理性民族主义相比，一些网络空间参与者的非理性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缺乏对民族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冷静思考，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停留在情绪化的冲动层面；其次表现为对国家政策或涉外行动缺乏精确的、长远的计划，更多地着眼于浅层次、短期的利益算计，用局部的、有限的价值思维掩盖了全局的、长效性的评价视野；再次表现为对国际关系、族际关系的看法和要求缺乏合理的妥协、让步，甚至执着于某些极端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民族主义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成分是混杂的，这一概念本身的尺度和临界点问题同样也是盘根错节，难以尽数区分。基于此，本文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判断和审视思路以网络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呈现为分析对象，扼要梳理其形成和发展中呈现的基本特征，结合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参与合作的形势要求，深刻剖析其非理性的危害，最终从价值引导的角度激发和巩固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成分，减少和转化其非理性成分，引导其为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发挥正能量效应。

　　 二、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多方面特征

　　 与民族主义一致，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也具有多样化的内容和多面向的逻辑，对其特征的归纳也就应当从立体的视角多维展开。这个立体视角不仅包括静态分析层面，直接呈现为狭隘的、错误的民族主义认同对象和对民族主义情感、行为的偏激表达方式，即内容和形式的分析；还包括动态分析层面，即支撑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社会生态与形成机制，以及互联网自身特性决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传播途径等。

　　 首先，从网络民族主义认同对象的非理性来看，族群民族主义和由此延伸的狭隘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延伸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构成了非理性认同的重要客体。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理性的民族主义应当以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为忠诚对象，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但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对传统族群的认同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民族主义观念同样作用于传统族群，并由此形成与国家民族主义(或称公民民族主义)对立统一的族群民族主义。由于受到国家共同体这一形式在层次上的压制与排斥，族群民族主义很容易进行较为极端的价值选择，加剧其非理性趋向。例如，当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主流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族认同为依据的，但互联网空间也为非理性的族群民族主义认同提供了散布环境。狭隘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构成了网络族群民族主义的主要方面。文化认同是族群民族主义构成共同体的纽带。在狭隘民族主义中，一些网民通过“某族贴吧”“某族文化论坛”“某族人家园”之类的互联网论坛，形成网络空间的聚集，在讨论本民族历史文化中强化族群民族主义认同。在民族自觉等政治文化心理的影响下，网络狭隘民族主义有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极端民族主义“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排他意识为特征，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5]。当今世界上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和泛民族主义，在中国前者以“疆独”“藏独”为主；后者包括“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宗教沙文主义主张。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这两种极端民族主义都曾有过短暂的鼓噪和喧嚣，也因其对民族精神的巨大危害性，最终受到依法取缔和严厉打击。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汉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和国家政策层面多以“大汉族主义”进行指代，但两者有一定的区别：大汉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历史性，指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优越感、歧视和压迫，但汉民族主义更多地体现为部分汉族网民对国家层面只提中华民族不提汉族，以及对政策上优待少数民族导致的“逆向歧视”所表达的不满情绪。同这种散布于部分网民中的社会情绪相比，以文化保守主义交织的网络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汉民族主义更为系统化的表达形式。当代新儒家公然声称“无根的民族主义不能完成建设现代中国的大任”“儒家传统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成新的民族主义确立大根大本”[6]。围绕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互联网上兴起了经久不衰的“国学热”“读经热”等，其中不仅大量的封建文化糟粕没有被剔除，也把“华夷之辨”“封贡秩序”等古代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思维理念延续下来，沉积到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喧嚣之中。

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呈现出排外性、情绪化、摇摆化、集群化等特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表达特点不仅存在于上述狭隘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